朗读者

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凯特·温丝莱特的裸体，更多的是那位风烛残年的汉娜·施密茨悬梁自尽的身影——这位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肉丝曾经在成就了一段世纪浪漫之后把她的“海洋之心”还给了大海，而这一次，老肉丝缓慢、滞重、无依无靠，她把生命还给了世界，而导演甚至不忍心让我们看到她自缢的样子。

然而她还是死了，于是拉尔夫·费因斯的眸子里再一次盈满了比《不朽的园丁》里更多的泪水——动情的男人比动情的女人更能震撼人心，看到这里，我亦为之动容了，而我的抒情欲望迫不及待的喷薄欲出，甚至一定要用一个“射”字才能表达我斯时斯刻的心情……但我又觉得，文艺腔的抒情在面对这部电影时总有些无的放矢，片中那股化骨绵掌式的阴风处处在而又处处不在，如果要剖析《生死朗读》的力量，一些经典的电影批评工具应该被悬置（大白话叫“放弃”）——使用社会学甚至（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或许才能为我们打开通往《生死朗读》力量之源的一扇明窗（只针对影片，不涉及原著）。

一、劳动分工与道德盲视《生死朗读》的前半部分披着一件不伦之恋的外衣：少年麦克和熟女汉娜一次莫名的邂逅成就了他们的露水夫妻生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来由的迅速堕入了情网，如果故事这样继续下去，无非是又一次惊世但不骇俗的忘年恋曲罢了；但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女子转变为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一个安分守己的德国御姐成了纳粹助纣为虐的帮凶，麦克也为自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于是《生死朗读》中蕴藏的某种道德力量扑面而来。

但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

确实不关汉娜的“道德”什么事，大屠杀不是一次人类的偶然放纵和兽性勃发，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性所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酝酿并且随时有可能发酵。

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视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注意，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1】。

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想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吧），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其实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纳税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

而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漂移了——化工厂的工人看到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时会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痛恨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批判认知。

举个例子，“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为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

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2】——这种无知（及其带来的道德盲视）在越来越长产业链中无疑将进一步被夯实（想到这里，我决定给卷烟厂的哥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于是，由于现代社会细致的劳动分工，迅速导致了第二个恶果的出现：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

“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3】，这也就是道德盲视的直接恶果。

对汉娜来说，她不需要评判她的行为所造成的远端道德后果，她挑选囚犯去奥斯维辛，这只是她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做的“出色”是她的“份内事”——汉娜在法庭上甚至强调定时送走部分囚犯以腾出空间是她的“责任”。

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汉娜应该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娜会开枪。

所以，奥斯维辛的暴行和汉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了，而且我们也很难认定奥斯维辛中的哪些人是被汉娜选出来的——这种联系又一次被模糊了。

这并不是汉娜一个人的问题，在整个纳粹战争机器中，有无数个汉娜，对他们来说，在漫长产业链上的工作是如此的琐碎，所以，“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4】。

显然，本性善良的汉娜犯的就是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的毛病。

现代劳动分工本身也天然排斥对劳动本身的价值评判（所谓“XXXX和XXX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当然这种排斥只是相对的），所以，汉娜拒绝西门子的升迁选择去党卫队应聘集中营看守也无可厚非——虽然有逃避文盲身份的企图，但在当时的德国，这只是一次普通、或许还略有点提升意味的跳槽，事实上，从公司职员变成国家公务员在如今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心中都是职场成功的表现。

对照当今的高科技战争，汉娜的道德盲视就更是个普遍现象。

“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地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5】。

这些道理在米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中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但口笨舌拙的汉娜绝对说不清这些大道理——她的徒劳辩解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判决。

《生死朗读》的故事层面下隐藏的这种道德盲视又通过整部影片的“道德扭曲”叙事奇观式的体现了出来：事实上，汉娜与麦克这段不伦恋所提供给观众的，正是一种道德僭越的快感；而汉娜在一直逃避自己文盲身份的事实的同时，也时不时流露出她自己的道德羞耻认知：在现代社会中，不识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身陷囹圄，汉娜也不愿意戳穿——麦克帮助汉娜隐藏了这个秘密（另一个细节是，当麦克在浴缸里读到有关色情的描写时，汉娜打断了他，她认为这也是“羞耻的”）。

于是，观众们在《生死朗读》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奇怪道德体系：一种对知识所带来的现代性身份的膜拜、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倾向（伴随着对其在公众场合的有意遮掩），以及对大屠杀的漠不关心——不是汉娜不关心，而是所有现代人都不关心（起码在有意无意的助长着这种不关心）。

二、官僚体系与死亡工厂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

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

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6】，而这一点显然也是前述劳动分工的必然体现。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

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

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绝伦工作？

而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

对于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

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7】，所以，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就不再只是一个命名上的障眼法，而是确有其工作性质所指了。

而在汉娜那里，生命一旦成了工作对象，生命本身就非人化了，所以她会在法庭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做看守的职责所在——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在官僚体系内部，汉娜无疑是被动的，她甚至没有动过升迁的念头——不识字使她完全失却了挤入文官阶层的希望，她只是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块垫脚石。

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工厂，官僚体系则维持着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汉娜只不过是被动而又含辛茹苦的在工厂中奔波劳作的底层员工而已（不过起码她还是个“员工”）。

而在被战争充分动员起来的纳粹德国，整个社会工厂更加铁板一块，就连死亡集中营本身也逃不脱“工厂”的性质，奥斯维辛也好，布痕瓦尔德也罢，“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

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

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

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8】。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服从甚至要时常逾越其道德盲视的底线，也就是说，有时候国家暴力机关要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干一些“工厂”里的脏活、累活），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现代法律本身就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最低层次表述）了。

譬如军队接获命令朝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本身就是把劳动行为与作恶后果直接拼接的特殊指令，当然会遭受执行者发自本能的道德抵触（劳动分工的暂时缺位造成了道德盲视的失效），但是官僚体系本身的强大力量却使得这一行为无可厚非。

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的XX，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也许是跟汉娜一样的XXXX，并且看不到XXXX的迹象。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娜不开门的举动很难说没有冲撞她的良心，但狰狞的官僚体系却使她将内心冲撞很快搁置到了一旁，事实上汉娜的举动是完全符合纳粹官僚体系工作要求的——她甚至应该因为她的果断和临危不乱而受到表彰。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法庭上受审时，被告席除了汉娜一样还有一众当年的女看守，而其中一个甚至满不在乎的当庭织起了毛衣。

我想这并不是藐视法庭，而是当事人在官僚体系中习惯性的心安理得。

对这位大妈来说，集中营看守无非是她赖以谋生的一份工作，她回家后还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一直“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工作养家，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是当有个出了回忆录的幸存者当庭指认她们时，这位大妈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正印证了汉娜?阿论特所指出的“平庸邪恶”的问题）。

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电车售票员，也会是一个好的死亡集中营看守，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的工种分配不同而已。

三、园艺社会与种族灭绝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园艺社会，也就是说，现代人（当然主要通过统治者表现出来）都自认为是世界的园丁，他们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人为的安排来对这个世界进行符合现代理性的改造，因为自然状态的世界显然是不文明、不友善的，必须通过现代文明的重塑，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完美起来—。

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

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

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

实际上，它是通过对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9】——照此我们不难推断：在人类文明中，城市其实正是园艺社会理念最集中的体现，是人对自然最决绝的粗暴蹂躏，如果我们只能沉浸在“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幻觉中不得自拔，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园艺文化中的主角自然是园丁，而既然有了园丁，那园丁就一定要拔除杂草，只有被认可的鲜花才能生活下去——或者将杂草看作是“XXXX”无伤大雅的有机补充，杂草们才能苟延残喘。

而对杂草的痛恨，正构成了纳粹大屠杀的思想基础。

按照纳粹的惯用修辞方式，希特勒本人就经常用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等意象来比喻犹太人，将犹太人看成是人类花园中应当清除出去的毒草。

例如希特勒就经常把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作梅毒或瘟疫；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

1942年，希特勒曾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与上个世纪由巴斯德和科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类。

有多少疾病是源自于犹太病毒……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10】。

我不知道汉娜是否在思想深处认同纳粹的屠犹理念，但起码她在主观上放任了这一行为——或者说是间接故意。

当然知识结构的欠缺不能成为为汉娜开脱的托词，用《有话好好说》里的台词来说，“别拿无知当个性”，基于纳粹的这个思想责任，汉娜无论如何逃不脱干系。

不过有知的人似乎应当负起比无知的汉娜更重的责任，事实上，园艺社会需要科学的积极配合，生物学、军事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甚至哲学），方方面面的科学家们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忘我的纳粹社会改造工程中去。

事实上，自启蒙以来，这种对社会自身改造和管理的投入（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的常态，“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11】。

汉娜无疑没有这个技能，她对屠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冷漠（特别是在进入党卫队之前）。

有了“科学”的园艺文化来支撑，种族灭绝的目的逐渐清晰了。

在纳粹分子看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

对她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

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

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是一个种族单纯的雅利安人的世界。

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冲突，在统治者的手中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节制”【12】。

我想，以汉娜的知识构成来推断，她绝对会被这种思想所蛊惑，虽然她本性中的善良基因极为强大，但以一己之力，恐怕无法避免落入纳粹宣传机器编织的陷阱中。

值得注意的是，经由法庭的判决后，汉娜这棵杂草似乎也被“清除”了，在强大的现代性机器中，汉娜成了战后清算的一部分。

此时人们的心态似乎依旧难逃园艺文化的窠臼：人们把汉娜关进监狱，清除出自己的阶级队伍，似乎就为社会花园的“纯化”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四、人性责任与罪感良心片中的麦克在海德堡法学院参加精英学生研讨班时，教授给他们设定的书目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而伴随着对此书的探讨，麦克也旁听了对汉娜的审判全过程。

在旁听后的激烈讨论中，有位学生对汉娜提出了言辞激烈的辩护——不过连教授也无法回答这位学生的置疑。

在《德国罪过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区分了四种罪过：刑事责任、政治、道德和形而上。

第一种很好理解，而且在法庭宣判之后，汉娜也承担起了她的刑责——显然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替人受过。

第二种政治罪责，则是基于犯下战争、反人类罪的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的，因为无论一个公民喜不喜欢他的政府，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必然涉及所有的公民；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克和教授、同学们都应该负起他们的政治罪责——包括法庭上的法官甚至受害者。

第三种是道德罪责，这是指个人在自己的良心法庭面前担负的责任，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在法庭上急于推卸自己责任的其它看守显然无法面对良心法庭的审判。

第四种形而上罪责，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普世的原罪式罪责——所谓形而上罪责，是指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所负的责任。

尽管一个人并未加害另一个人，因而不能为那个人遭遇的恶负有刑法或道德责任，但出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本体联系，他仍然会因为不能阻止恶，在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而有负罪之感。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犹太人被杀，你我都是有罪之人。

雅斯贝尔斯还指出，刑法和政治罪过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在历史性反思时所作的集体自我分析，而道德和形而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是个人的自我审视【13】。

当然，在汉娜的罪责之中，麦克的体会是最深的。

这种罪责感一方面来自于汉娜莫名其妙消失后的情感郁结，而另一方面则与麦克的个人自我审视紧密的勾连在了一起。

看到汉娜的多舛命运，麦克不止一次的双目垂泪（从悔恨到更多的怜悯）。

事实上，麦克本人的形象也被塑造成了某种负罪的形象：他是一个慈父，却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丈夫。

按照一般观众的理解，这男人还是有责任感的，而他长期独身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汉娜人生缺席的呼应。

而在影片的最后，当汉娜留下忏悔书般的遗嘱，交待把自己一生的积蓄赔偿给当年她看守下的集中营小女孩后，麦克的个人罪感升华到了极致，一俟监狱工作人员念出“向麦克问好”的汉娜绝笔后，麦克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影片还交待了麦克与受害人的对话，这位昔日的集中营小女孩已然殷实富足，但她并不接受汉娜的道歉和赔偿，她言辞确凿的表示：“决不宽恕”。

事实上，这位女子也是有罪的，如果一个受害者只知道陷入痛苦和复仇意识中而不愿自我审视的话，她也会在罪恶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当然，女子最后收下了汉娜的储钱罐，并且与自身的童年美好记忆勾连在了一起，也许正表明了她在灵魂深处对汉娜的宽恕吧。

在影片的结尾，麦克来到汉娜的墓碑前，神情凝重的告诉女儿，自己要讲述一个名叫汉娜·施密茨的女人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预示着德意志民族对罪感责任的传承：无论历史有着怎样的面目，它都不应该被忘却，汉娜的故事无疑会被麦克的女儿为代表的下一代传承下去，而汉娜的冤屈也埋下了有朝一日得雪的伏笔。

五、法律国家与德性城邦经由上面的论述，我已经有理由把汉娜的悲剧看成是一场现代性的悲剧：现代性制造了疯狂的大屠杀而又把无力抗拒的汉娜裹胁其中，并且通过科学、知识和法律体系铸造起强大的枷锁最终扼死了这位老妪。

事实上，文盲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反现代性标志，一场现代性的疯狂要转嫁给一位根本跟不上现代性步伐的弱女子，这更凸现了汉娜的悲剧命运。

更为催泪的是，当汉娜在狱中苦心积虑的学会了几个单词即将出狱时，典狱长打电话给麦克，她告诉麦克：汉娜无亲无友（一个被现代社会彻底抛弃的人），“你不能想象现代世界对她来说多么恐怖”——此语已经将汉娜在现代性中的无所依归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死朗读》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无疑是朗读，而这本身也具有反现代性的意涵。

须知现代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一个媒体“内爆”的时代，一个机械复制艺术的时代（二战后正是影视媒体超速发展的时期），朗读，这一古色苍然的举动如今似乎只存在于儿童教育的缝隙里了（当然生理残疾者如盲人也很需要朗读，这正应对了“文盲”一词，看看汉语的构词法多么强大）。

犹为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生死朗读》中反复出现的文本是《奥德赛》，这部古希腊史诗不由分说的成为了汉娜最喜爱的作品（我以为文盲一般会喜欢《故事会》之类的通俗作品，当然《丁丁历险记》的漫画绘本在片中也出现过，不过仅仅一闪而过），而《奥德赛》本身的古典意蕴其实就暗合了对现代性的拒斥。

在一幕幕《奥德赛》的朗读场景中，赤身相见的汉娜和麦克也似乎幻化成了古希腊的精神贵族——他俩的正面全裸于是也具有了更浓烈的古典艺术情怀，而这种古典情怀在现代国家社会是不容存在的，于是乎，在汉娜和麦克二人世界里，一个缩微的古典城邦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飞地——这块飞地小到只有汉娜的公寓那么大。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则是麦克的身份——法学院学生直到功成名就的律师（丫最后开的是奔驰），在麦克身上，其实就代表着现代法律的权威。

按照保守主义哲人的解读，“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还是代议制共和国。

风尚和德性在城邦中如鱼得水”【14】。

照此来说，麦克的成长轨迹正是一条从城邦人堕落到现代人的可耻轨迹——少年时的他还带有某些先天的自然古典情怀，而汉娜则诱发并保护了他的这种情怀（由此他们之间的性爱也不太像朗读与肉体二者的现代性交换行为，而更像是古典的自然德性行为）。

当然，汉娜的突然消失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二人城邦飞地的幻灭——这也是现代法律国家对古典德性城邦的一次粗暴侵犯（当然，这里的“城邦”既非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亦非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官，当汉娜用大白话和现代社会的常理驳斥法官的指控时（“要是你在你会怎么办？

”），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法官脸上的尴尬，但这种尴尬短暂到我们无须察觉，他很快就恢复了他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威权，并堂而皇之的禁锢了汉娜的自由——此时汉娜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在此时此刻，面对现代性的强势枷锁，古典德性是失语（无语\无法语）的。

《生死朗读》中另一个重要的文本则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我把这看作是一种汉娜对爱恋人性的自然渴求。

相较于《奥德赛》这种古典大部头，《带小狗的女人》无论从篇幅还是内容上都要现代得多——显然这意味着汉娜在向现代性投降，事实上，她通过这本小说来学习识字本身就是这一投降举动的最明显体现（遗憾的是，她太老以至于时间不够了）。

《带小狗的女人》中的充盈的生活气息，对爱情的美好描写，还有邂逅的浪漫，无不是在勾连起汉娜对于麦克的思念（或者反过来说也行）；更也许，“女人”就指代着汉娜，而“小狗”则是麦克的化身吧。

“文明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

这意味着文明与人类生命或人类生存不是一回事。

曾经有（现在也有）许多人性存在者并不分享文明”【15】。

汉娜在《生死朗读》中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此言不虚，不识字的她被现代文明粗暴的碾压，但谁又会、谁又有资格怀疑她的人性良善？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知识太多而被雅典公民法庭处死，电车售票员汉娜·施密茨则因为知识太少而被现代法庭终身监禁，两相对照，我甚至嗅出了穿越两千多年西方文明历史的血腥气。

不信神的苏格拉底上最终了神坛，不识字的汉娜却被埋在了现代文明祭坛的桌脚下。

汉娜是踩着书悬梁自尽的。

六、现代电影工业与大屠杀在以上的讨论中，我显然陷入了将现代电影工业排除在现代性之外的形而上陷阱。

不要忘了，是现代电影工业生产出了《生死朗读》，我们的欣赏和解读也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本身（在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盗版碟和网络下载似乎不算在现代电影工业的范畴里，但算在现代性或曰后现代性的范畴里应无问题，但本文不谈及后现代性，仅用现代性的概念来统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此我无力论述）。

对这一点，影片最后也通过受害人对麦克的告诫表达了出来：“想宣泄的话，去电影院，去读文学作品，别去集中营，集中营什么也没有”——但讽刺的是，她是在电影里说的。

这是一个消费社会，看电影是消费，上网也是消费。

电影中的人物已然被消费者符号化了。

以拉尔夫?费因斯为例，这是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

他在《生死朗读》中是一个受难见证者的符号，但不要忘了他在《辛德勒的名单》里费因斯正是一个纳粹刽子手的形象。

当然我们因此而责怪费因斯（因痛恨陈强饰演的反动恶霸而朝演员开枪的无疑是不具备现代理念的小农士兵），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们应该故作深沉的夸奖一下费因斯的演技——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说他的英文名字而不是中文译名。

说英文，这似乎又成为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个畸形产物。

事实上，全球化现象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已经日益明显。

我所看的《生死朗读》就是说英文的，这应该就是原版。

英国人（主角）在德国用英语演绎德国人的故事然后通过美国人的力量（奥斯卡）传播出去再感动我这个中国人——全球化让这个句子都变得有点绕了。

不过相对于语言，文字的英语霸权更让我有些不舒服，最后汉娜在德国监狱里使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带小狗的女人》——这位德国文盲老妪最后学会的是英文单词！

当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就连《特洛伊》里的古希腊半人神阿喀琉斯也是操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不是吗？

现代性的文明面纱下隐匿着其疯狂的本相，“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

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

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16】。

照此所言，那现代电影工业本身似乎也是这一疯狂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我对《生死朗读》的传播、欣赏和解读到底是延宕还是促发了这种恐怖的现代性（的可能一面）呢？

或许二者兼而有之，电影本就是伴随着现代性产生的（科技的作用不可或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那就爱谁谁吧。

当然，对电影的正面意义我们也不能无视。

“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17】。

基于此，电影产品的丰富及其引发的多元反馈思考，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常被作庸俗理解的哲人警句，放在这里颇耐人寻味。

七、小结《生死朗读》是温暖的，少年麦克在患病后一次离家出走邂逅了迷失在现代性中的汉娜——这像不像对纳粹德国历史的一个绝妙隐喻：因为扭曲的现代性的引诱，德国人在历史上暂时出走了一回，但当他们成熟后，他们迅速恢复了理智，后果则由那位引诱者来承担。

当然，从影片来看，德国人没有忘却，而且还在一直忍受着良心的拷问。

不过话说回来，在现代性中反思现代性，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悖论（后现代问题暂时悬置不论）。

但有时我们必须学会在悖论中生存，不然又能怎样？

我们必须明确，“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

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18】。

跟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暴行比起来，大屠杀无疑是空前的恐怖“伟业”。

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到，南京大屠杀或许是混杂着现代性的大屠杀与前现代性的野蛮屠城两种性质的一次兽性暴行，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混合性，才部分的造成了我们的艺术家在表达南京大屠杀时的困惑失语吧。

现代人的恶可能正植根于我们的现代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恶时就一定无所作为，“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

应该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

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

他们因此而不会为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为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19】。

——悼汉娜·施密茨，悼被纳粹屠杀的无辜生命，以及那些XXXXXX的死者。

注释：【1】【2】【3】【4】【5】【6】【7】【8】【9】【10】【11】【12】【16】【17】【18】（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134页、135页、135页、35页、136页、137页、11页、124页、95页、94页、125页、10页、151～152页、24页【13】【1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84～85页、前言第3页【14】（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258页【15】《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原文地址：http://www.mtime.com/my/t193244/blog/1966442/

Kate Winslet不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Monica Bellucci，在《The Reader》里，她的身上没有那种摄人的性感与神秘，她是完全不优雅的。

她身上没有光环，所以反而更深入人心。

说完全没有光环也是不对的。

最起码，成熟女人的身体对于懵懂少年永远都是如谜题一般的诱惑。

男孩颤抖的说出你真美的时候，你其实无法分辨他是因为被完全摄住了，还是已经不由自主的开始学习讨好。

只是到这个地方，还只是寻常套路，御女正太，开始调教。

一开始，他们做爱，然后他给她读书。

后来，他先给她读书，然后做爱。

似乎位置开始有些慢慢掉转，她需要他，反而更多些。

但是她还是走了。

如果只是那一个夏天，那么Michael会在未来和某个女人相拥时，轻松的将这际遇婉婉道來。

这男孩也不过是Hanna庸碌生活中的一抹亮丽回忆。

但是再次相遇了。

对于Michael，是在法庭上，那刺痛的场景。

而对于Hanna，是在没有任何期盼的时候，那温暖的声音。

动心一次尚可忘却，再见就从此无法自拔。

那场景对他必然冲击太大，你很难说之后的几十年，哪怕是一盘盘的给她录音的时候，他对她是爱情。

而他成为了她的一切，但是再见的时候，尽管她伸出了手，但是她叫他孩子。

感情的复杂在于，有时候有道理，有时候没有道理，有时候你想出了个道理以为就是了，结果却不是。

你都不知道到底对她那是不是爱。

但是辗转反侧，只是因为见了一次，我以为就此别过，怎料多年后你再出现，我心里的墙壁依旧就这么轰然倒地。

－－－－－－－－－－－－－－－－－－－－－－－－－－－－－－长期的战乱与侵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当某种极端体验成为了常态，身在其中的人为了生存而适应，内心里某种程度的异化几乎是无法避免和深入骨髓的。

Hanna是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觉悟的普通人。

点滴而见，她是通常意义上善良而且对美好有向往的，教化而得的耻感与蓬勃的欲望在她身上并行不悖。

当她在法庭上真诚而无助的反问“换了您会怎么做呢？

”她搞不清楚的是面对那混乱的场景，既然尽职守维持秩序是必要的，那么她哪里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她不敢想像如果打开大门，人们就此四散逃亡的场景，那对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当这样一条对于当事人来讲无法跨越的逻辑链条形成的时候，单单由法理上去追究具体施暴者的罪行显然是不够的，我甚至觉得，法庭上层层包围的咆哮人群与高高在上不断逼问的法官显得比Hanna的答案更为刺眼。

她当然有罪。

但是当某种默认的共识在那个审判厅的小小空间里达成，所有的矛头开始简单的指向这个女人，我仿佛看到所有人都悄悄松了口气，罪人已有，罪行已明，正义和邪恶剥离开了。

而真正的问题，被与己无关的悄悄错身让开。

法律是narrow的。

不论如何惩罚，她是否忏悔，逝者已去。

比控诉更重要的反而是理解。

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称善良的普通人会理直气壮的做出令人发指的罪行？

偏题：大众这一概念的危险性在于，不论从积极方面或是消极方面，群体精神是非常容易互相感染加强，进而控制个体的。

人在风潮中很容易丧失判断力。

作为社会的动物，身心无所依靠所带来的脆弱少有人能够承受。

求共鸣，这是每个人近乎本源的渴求。

而求得共鸣后，原本还有所差别的个体开始遵循着这共鸣互相模仿和修正，最终形成超越个体的不可悖的群体意识。

在西藏问题爆发的时候，透过Youtube上华人国外旅居者组织起来共同抗议的视频，在一片liar的声讨声后，我常常看到某种近似于群体狂欢的景象，是的，我们因此团结起来了。

但是当个别试图来严肃讨论西藏问题的西方人被直接包围淹没在一片liar的呐喊之声时，你可以看到当一种群体共识达成，那如潮涌的精神感召是不容任何质疑声音存在的。

简单的口号似概念的渗透力是异常强大的。

不论立场，这现象在由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hong wei bing和在普遍受过多文化高等教育的留学生群体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

越写越杂：另一方面，人有求自保的需求，所以顺势而行，交出独立判断的权利在很多时候是更为简单而有效率的选择。

人的判断也总是并且不得不受到媒体左右。

所以所谓保持独立思考，有时实在是说起来简单实则难以执行。

在信息源都被控制，同时相同信息高度共享的情况下，一个“教育”的环境形成了。

人有好奇心，但是没有耐心，溯本追源的跳出这个环境，去重新审视，没有道理也不可能要求大多数人去做到。

随着IT的日新月异，当初人们所想像的由于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充分的diversify并没有发生，或者说，两种对立的现象同时发生了，在可见的个体差异加深的同时，群体意识也更为便捷的聚集。

回到影片，你很难说Hanna是被纳粹洗脑了，因为这个女人自始至终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政治与宏伟彼岸的兴趣，她唯一深深芥怀的只是自己不识字，而所向往的只有美丽而波澜的故事。

而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似乎那其余与她一起接受审判的女人们也只是庸碌生活无甚空想追求的常人，在她们身上并没有过多狂热的印记。

我认为这恰是那点睛之笔，庸碌之人，甚至并没有被直接煽动，依然会在极端环境下做出我们言谈之时完全没有人性的行为。

不要高看了人性。

剧情的高潮从审判中的法庭开始展开，看到的不是二战中的屠杀和疯狂，而是将杀戮作为日常工作的一种麻木。

可悲的是，那种为了使生活正常的继续下去的那种不愿面对正义的逃避，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Hanna没有拯救那些给她朗读的女孩们，Michael也没有拯救曾经热烈爱过的Hanna，直至二十多年后Hanna即将被释放的前一天，已经通过自我学习变得有文化和尊严的Hanna也没有拯救即将获得自由的自己。

只因他们不想超越也不想面对不可预料的将打乱自己原有生活的路途。

就像真正的爱是爱那些超越你并更新你的事物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懂得解构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都不愿意创造新的方式去改变那种非正义的，往往是最平庸的我们的正常生活。

直至最后，Michael也没有真正理解Hanna一直在坚持的人类的尊严，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是令人悲伤的结局。

汉娜受审时，坐在被告席上的一众女看守各露出日常的倦怠神态，紧张而不耐烦；她们又有各种小动作，其中一个在织毛衣。

原著小说里没有这个细节（其实我觉得此处导演/编剧的改编有点太露骨），这里是在用法国大革命的典，当时断头台是观景地，当台上行刑时，台下的妇女边聊闲话边打毛衣，愉快地大饱眼福，看他人的死。

电影中的法庭正如断头台，是处死的仪式的展开地。

现代社会不喜欢直接的血淋淋，把断头台改造成了“文明仪式”，不再给大众观看（中国正在推广注射死刑，官方文件特有意思，说这是“更文明化的死刑”），法官/织毛衣的妇女/汉娜/列席者构成了很有趣的格局，法官自视无罪而质问和审判直接经手屠杀的妇女们，而曾看着集中营中的妇女集体死亡的其他女看守，现在又将汉娜推向死亡。

所以正如战争是暴力，审判也是暴力。

战后，对德国战争责任的清算，又沦为一场新的恐怖。

有意思的也是，有知识的审判无知的，识字的陷害不识的。

一方面，这个格局很露骨地把现代社会的病症当成了知识的失败，人类的“发现之旅”成全了大战，屠杀和原子弹。

另一方面，这就把所谓的现代性的病症复杂化了--现代社会中照旧有权力关系，即使大家都遭罪人人都有罪，也还是有人大块喝酒吃肉有人老挨欺负。

虽然屠杀是全人类的罪，现代的恶是整体的恶，没人能置身事外，但是片子的审判格局让野蛮的汉娜比识字的看守们更高贵质朴；这样，片子又有一丁点儿卢梭气了。

织毛衣的妇女、法庭的格局，这些细节都处理的太直，生怕观者不明白似的。

这让电影有点太刻意了，代数般精确几何般完美，反而不容易让看的人engage进去。

这部戏的背景，不是大屠杀，而是对大屠杀的清算；它要求着对德国二战后一代所背负的罪感的再理解。

像前面说的，屠杀是全人类的罪，现代病是人类的共同灾难。

在战后，活着的的人便是有罪的--迈克尔的同学无法容忍自己的父亲曾为党卫军服务，可是这审判父亲的儿子又如何容忍自己活着的事实？

集中营里的犹太母女因为偶然而活下来，母亲在法庭上回答自己和女儿如何偶然得生，其实她获救的同时也就有了罪，因为她的同胞都死了。

也因此，片子临近末尾，女儿收下汉娜的储钱罐，这不是女子对汉娜的宽恕，而更像是她终将战争暴力看成屠杀者与被杀者的共同灾难，在那个意义上，大家都成了同路人，也有了相互理解的可能--虽然如此，导演不意图道德相对化，解除屠杀者的责任，因此，才让套着象牙色开衫的她在会面的末尾，精灵般穿过会客室走进一团阳光。

在片头，迈克尔甫出场，就在年青的法学院学生们面前被介绍为“为穷人辩护”的律师，他自谦“当然我不是只干这个。

”是电影把他改成了功成名就的律师。

原著里，迈克尔放弃了做法官或律师的唾手富贵，自我放逐进了史料堆，成了第三帝国法学史的学者。

电影里，为穷人辩护，像是他主业之外的赎罪性玩票；电影的改编是让他去帮助那些现代社会里照旧挨欺负的人，赎大屠杀的罪，也赎财富的罪；这样迈克尔也就每天都在进行自我审判。

换句话说，小说里，没人能解救现代世界的麻烦，迈克尔选择的其实是自我弃绝，只有弃绝中的《奥德赛》阅读才可能伴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发现；而他的职业根本是怀疑主义，要求对历史不断作再解释（为免得读者误会他是现代学术工业中的合格螺丝钉，以至于瓦解他的怀疑主义，作者特意说明他做学者也并不成功，是个没风头可出的人）。

可是电影让他的职业变成了赎罪的展演。

片尾更被一片低调的光明所笼罩：迈克尔带女儿离开城市到故地——瞧，奥德赛就得自离家开始——在汉娜的墓前开始对女儿讲述：“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叫汉娜施密茨的人的故事”。

这真是个不佳的尾巴：电影的野心太大了，摧毁了原著设的人类自我认识自我解救的限度，也不再把“认识你自己”当成危险的事--原著中人对自我和现代性达成有限度认识的态度（这认识还得是伴着不断的怀疑的），被电影给更改成了迈克尔在自我发现之后，向女儿传递自我的发现；换句话说，对“发现你自己”的信仰，本来是现代性的病根儿，却被电影偷换成了现代性病症的最终解药。

小说里的没可能，被电影改编成了有可能；片尾的迈克尔根本是个现代人的范本。

我更偏爱原著的怀疑主义态度, Stephen Daldry教人失望，他也成了好莱坞人。

幸亏对汉娜自缢的处理，是让她踩着书的。

在片子的朗诵与阅读中，与《奥德赛》几乎同样重要的文本，是使汉娜下决心开始学识字的契诃夫小说《带小狗的女人》。

这细节也是电影的原创，汉娜对《女人》的选择将她和迈克尔十数年前那段含糊不清的关系最终定义成了爱情：她被这故事打动了--契诃夫的故事是个短暂交合一不留神变成了真心实意的故事：男主角离开雅尔塔回到莫斯科，以为自己和安娜的艳情即告结束，可他却发现自己其实念念不忘，直到“他们觉得他们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爱情而学会阅读，这几乎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爱情！

”电影有段被裁了的镜头（或者没被裁？

记不清），是迈克尔在汉娜死后去她的囚房，看到墙上贴着登着自己大学毕业照的剪报。

收藏这报纸显然是汉娜离开迈克尔之后，迈克尔为汉娜朗读之前的事——分开后，她没忘记过他。

契诃夫的故事像汉娜的自况，当然电影布置汉娜从这部书读起，又是在回应“自我发现”的主题：真正的自我发现，不可能来自于理论，只能来自于体验。

换句话说，现代人生活于现代之中，因此现代人有可能对现代的困境以及自身达成有限度的认识，可这种自我认识必须由体验引领，而不可由意志引领。

否则，引出现代病的自由意志也就会再次成了幻想中现代困境的出路。

也只有由体验引领，自我认识的过程本身在本质上才会也是种体验，因其无法复制也无法化约而不会再堕入现代的沼泽。

正如迈克尔的自我发现从性经验开始，又在对汉娜的离去和对汉娜的罪的体验中不断深入，汉娜的自我发现也从她回顾她的爱情经验开始。

一部讲爱的故事让她真正下了学识字的决心，而从这开始，她读了书架上其他的书，包括另一个叫汉娜的女人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虽然去年看过原著小说，电影中用来当道具的文本也看过一部分，可是片子太精巧了，我看过以后好像没话可说。

这篇评论是看了http://www.douban.com/review/2075323/，图宾根木匠的评论，想到的一些回应。

那篇影评用《现代性与大屠杀》解读这个片子。

如果十五岁的你热恋上中年独居女邻居，与她的恋情即便在你们分手后还深深影响着你。

然而八年后情伤未愈的你突然发现她竟是一名刽子手，而你的证词能使她免遭终生监禁，你，该怎样做？

这是The Reader呈现给我们的难题。

对Holocaust的控诉、描述和反思，电影中我们已经拥有了诸如Schindler's list, The Pianist,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The Reader？

从这几部电影的主要角色身份来讲，Schindler是与德国军队做交易的一个德国商人，他本身并不属于集中营体制的一份子。

The Pianist 则是victim的一员，是受害者的视角。

而The Reader里的Hanna，她却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

换句话说，她是集中营这个丑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

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

在她看来，她只是do her job，谈不上犯了什么罪。

那么多人烧死了，她内疚吗？

也许，否则她不会在那间乡下教堂里无法抑制地流泪。

可我们看到，在她的观念里，那些受害者是犯人，死了固然可惜，放出来却更要不得！

The Reader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使得她，一个普通女人，面对屠杀如此冷漠？

是什么让她服从命令高于尊重人的生命？

是什么使得一个在生活里能援助他人爱护他人、一个喜爱文学聆听朗诵的人变成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杀人工具？

当二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当法西斯被历史拉下宝座，当战后德国的民众大梦初醒、大呼上当，谁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被集体深度催眠？

是什么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相信自己的良知，而相信一个政党编出的神话？

狂热的信仰、随波逐流的“do my job”，是一句“上当受骗了”或者“当时太年轻”，可以解释的吗？

当年曾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德国人，又如何在漫漫长夜面对自己的内心呢？

但The Reader对灵魂的拷问并不到此为止。

对法西斯铁鞭下德国人民族性的探讨只不过是这部杰出小说主题中的一部分，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我认为是关于羞耻和谎言。

电影（小说）进行到最后，Hanna深埋于内心多年的一个秘密被逐渐揭示--她原来不会阅读，是个文盲！

而她明显为此感到羞愧。

她结识Mike的动机不能说是完全纯洁的，正如Mike在她身上找寻的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爱”一样。

如果Mike寻求于她的是性的刺激和对成熟女人的迷恋（甚至有点恋母情愫），那么她在Mike身上寻找的除了性，当是能驾驭知识（阅读）的权力。

在她那看似果断利落的成熟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自信的羞耻的心，她羞于做自己，她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文盲。

这个弱点被她用层层表象包裹得滴水不漏，甚至愿意让她以自由为代价来维护。

她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阿喀琉斯的脚后跟，然后带着这个秘密的弱点走完一生。

她以为那脚后跟的秘密是不会阅读，但她却不知道，她真正的弱点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

多么可悲的人！

同样，Mike 也为发生在自己与Hanna 之间的一段情感到羞耻，特别在得知Hanna是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之后。

作为二战后对法西斯有着特别反思能力的一代，他无法释怀自己与法西斯成员有染，而后者还深深影响了他的情爱生活。

他原本可以出面作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使得Hanna脱离终生监禁之灾，但在说出真相面对羞耻与保持沉默求得体面之间，Mike做出了与Hanna一模一样的选择。

个人尊严与羞耻感乃一枚硬币的两面。

内心有着深刻羞耻感的人，往往外表会表现出特别的自信和尊严。

这样的人也常会为了维护住自己的高大形象，不惜以谎言掩盖内心的羞耻。

内心藏有的秘密越多，他们需要的遮羞布也就越大，拥有权力（以获取安全感）的欲望也就越强烈。

据说希特勒就是这样。

他的童年并不幸福，经受过很大的创伤，而他在成年后攀上权力高峰后表现出的趾高气扬、唯我独尊、不可一世，也许恰恰倒映出他内心深刻的不能为人知的羞耻感。

The Reader在拷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是否敢面对真实的自我？

是否敢承认，我是文盲？

是否敢掀起裤脚让人看没有烧到的脚后跟？

内心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谁界定什么是羞耻、谁需要羞耻？

承载着深刻羞耻感的民族又能给人类历史造成怎样的恶果？

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才能培养出体格与人格都健全的人民？

The Reader 对迫害者形象的改写也非常独特。

在Schindler's list和The Pianist里，迫害者都是身着纳粹军装的军人，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The Pianist出现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纳粹军官，一个能与作为正面人物的钢琴家在音乐世界里心灵相通的敌人，已属难得，但The Reader走得更远，它呈现出前述片子都不曾呈现的迫害者的形象：一个看似充满母性的、丰腴美丽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女人。

想想吧，没有类似 Hanna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参与支持，法西斯何以能上台？

何以能一手遮天？

何以能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进行大屠杀？

并不是所有魔鬼头上都长两只角，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自己心底的魔鬼，也并不是所有的魔鬼从一开始就是魔鬼。

前几天看Marcel Ophuls的The Sorrow and the Pity，里面采用了大量二战时法国维希政府的资料片段，看得我那叫一个大跌眼镜。

法国面对希特勒的铁蹄不战而败，是很多战后法国人都不愿提起的羞耻。

当年德国军队还没过来，法国资产阶级舆论倾向已经一边倒，高高挂起免战牌，打出小白旗，主战派则被抓进大牢，靠越狱才得逃生。

而二战时法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践踏，也不是一般的残酷。

我看到希特勒乘坐的火车经过法国的车站，法国女人身着制服，争先恐后地与希特勒握手亲吻，追着火车奔跑，唯恐落后。

而希特勒却评价说，法国女人太没格调，一群烂货。

和她们生出的孩子会乱了我们的高贵血统。

不许和法国人通婚！

我们经常说，法国人有革命传统，法国人有革命精神，谁能想到，法国人的奴性也并不亚于经常遭受批判的中国人呢？！

电影The Reader挑选Kate Winslet扮演Hanna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

Don't get me wrong，我不是winslet的粉丝，但约两年前，当我站在某个书店角落一口气读完The Reader这部小说时，浮现在我头脑里的Hanna几乎就是Winslet的样子 -- 身体丰腴，身量较高，容貌姣好，眉目间带一点近于阳刚的坚毅，金黄而浓密的卷发服帖地向后高高梳起，行动利落而干净。

总之，一个经历过二战的有故事的中年德国女人。

Winslet身上那种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结合的双重气质，正适合这样一个角色。

改编自好小说的电影很难讨喜，因为电影有时间限制，必须在一两个钟头内把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同时去掉导演眼中不重要的枝节。

小说不一样，它可以尽情发挥，上天入地，篇幅不限，所以能提供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和细枝末节的感受。

但The Reader是一部改编得很好的电影，几乎对原作亦步亦趋，原作的精华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Winslet尤其出色，除了老年的妆化得不甚逼真之外。

另外，她的眼神太犀利太明亮，满脸皱褶都掩饰不住她的容光焕发，这算是一个败笔。

也许导演也看出这个硬伤，给她戴了某种隐形眼镜，眼神变得浑浊起来，算是弥补了这一缺陷。

电影结尾有点拖，竟然有两次我都以为电影到此结束了，却在fade out之后重又上演新的片段，让人颇有点不耐烦，恨不得拿把剪刀上去咔嚓一声剪掉累赘的部分。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好电影，希望金球奖评委当好伯乐，给千里马应有的荣誉。

影片中，麦克在回顾自己失败婚姻、疏远的父女关系时，对自己的女儿说，“我不够坦诚，我对任何人都不曾完全坦诚”。

这是成年麦克说的唯一坦诚的话。

当少年麦克遇到汉娜的时候，他被后者所吸引。

尽管汉娜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可是在少年麦克的眼中，她几乎就是一尊女神。

这时的麦克，尽管肤浅，却完全是真诚的。

他对汉娜的爱慕是由性欲驱动的，但在与汉娜的交往中，这性欲又借着汉娜的推动，把他引领向某种更崇高的东西。

少年麦克本能的感觉得到，他和汉娜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床第之欢，这种关系让他的整个人生都有了意义。

多么美好的爱之初体验！

虽然它是不见容于时人的不伦之恋。

我们可以想象，汉娜的突然消失，对少年麦克的打击有多大。

不仅是一段初恋就这样嘎然而止，而且那种由爱引导的对人生意义的发现，也忽然间烟消云散了，没人给过麦克一个解释。

就这层意义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指责汉娜对麦克一生的爱情和婚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这只是对汉娜与麦克关系的最为肤浅的分析。

无论汉娜曾怎样刺痛过麦克的心，他在对待汉娜时都可以有其他种选择。

麦克实际作出的选择，证明了他既不够真诚，又不敢承担责任。

当麦克在法庭上发现汉娜是个文盲的时候，他本可以为汉娜作证，使她免受终生监禁的严厉惩罚。

麦克选择了不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当然是为汉娜保守秘密——既然汉娜本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文盲，那么还是遵从她的意愿为好。

可是，不要忘了，麦克是个法学院的学生，对他以及周围的很多人来说，这次审判的意义就在于伸张正义。

麦克明显看出了其他几位被告是在合伙算计汉娜让她背黑锅，在这种情况下，让汉娜一人承担罪责，显然不符合正义的要求。

就此而言，麦克不作为的选择，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问题还不止于此，我疑心为汉娜保守秘密对麦克来说只是一个应付自己良心的借口，他不作为的真正原因是为自己保守秘密——对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在中学时代和一个纳粹女看守（而且还是个文盲）发生过不伦之恋，绝对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如果说对法庭审判时麦克作出选择的动机只是一种凭空猜测的话，那么麦克给汉娜朗读、录制磁带其实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不负责任。

麦克并不是在汉娜一被判入狱马上就给她朗读、录制磁带的。

相反，那是在汉娜入狱很久以后的事情。

当时，麦克的婚姻遇到了麻烦，他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回到故乡。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回忆起了尘封的少年情事，汉娜在他脑海里忽然又鲜活起来。

刻薄一点说，他的朗读行为不过是在把玩一颗夹在书中的枯叶，也许看上去他对那颗枯叶呵护备至，但是他珍视的仅仅是自己的回忆，丝毫没有让枯叶复活的意思。

当汉娜终于服完了刑期，就要出狱的时候。

麦克起先并没有打算去见她，后来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以后，在与汉娜见面时候，仍然是一幅高高在上的嘴脸。

没有人会指责麦克不再爱汉娜，但是既然作为唯一的联系人去和汉娜见面，麦克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要求汉娜对奥斯威辛的经历作出反思和交待——无论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情人，还是作为一个知晓汉娜秘密的人，这样做都过于残忍。

这不啻于对汉娜说，“你是个有污点、隐藏过污点的人，你不配得到我的爱。

”在我看来，汉娜对麦克的回答极为高贵：“在我入狱之前，我从未反思过。

现在我怎么想已不重要。

死了的已经死了。

”这个回答，一方面含蓄的感谢了麦克对他所做的一切，承认了自己在狱中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拒绝了麦克那种虚伪的优越姿态——既然你心中已经无爱，与死人又有何差异，我的所思所感对你已经无所谓，我宁愿不说。

汉娜刚一见到麦克的时候，说他“已经长大了”，而当她最终回应麦克的时候，她叫他“孩子”，这真是恰到好处的鄙视。

成年麦克是汉娜的对立型人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refined and polished。

影片中两次提到《奥德赛》，不无深意。

奥德修斯正是一个心多机窍的人，麦克同样如此。

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往往被过多的纹饰遮蔽，不能或不敢去面对生活的真相。

用卢梭的话来说，“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真正的社会人则终日惶惶，生活在别处”。

也许，汉娜和麦克正代表了卢梭笔下这“野蛮人”和“文明人”对立的两极。

文学对汉娜来说是打开新世界大门钥匙，而对成年麦克来说，它只是躲避真实生活的掩体。

　　陈榕/文（原载《文景》2009年第四期）　　　　终于看完了电影版的《朗读者》。

迟迟未看的原因，是因为早早看过小说，担心电影无法传达出小说的神髓。

看罢电影，所幸没有大失望。

凯特·温丝莱特的表演可圈可点，电影从镜头到配乐都带有欧洲文艺电影的精良品质。

影片也基本保留了小说的基调，米夏与汉娜的忘年恋，与二战历史反思的伤痛有机地交织在了一起。

然而，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些疑惑，那便是影片后半程导演对“书”这一意象的处理。

　　　　《朗读者》的小说原著，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是十五岁的米夏与三十六岁的汉娜相恋及别离。

第二部是八年后米夏与汉娜法庭重逢，米夏旁听汉娜受审。

第三部是汉娜入狱服刑十八年，即将出狱时自杀。

小说全部采用了主观视角，叙述者是汉娜死去十年后依然在追忆汉娜的米夏。

小说所呈现的是米夏的所见所闻所感，我们在透过米夏的眼睛，凝望着汉娜。

　　　　电影《朗读者》的叙述主干忠实再现了小说三大板块的基本结构，即相恋—受审—服刑。

前两个板块除了个别例外，大部分采用了有限全知视角：摄影机追随着米夏，呈现着米夏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汉娜，是米夏眼中的汉娜。

这种手法，保留了原著中视角的主观性，为汉娜这个人物形象，营造了谜一样的氛围。

不过，在影片的第三部，即“服刑”一节，影片出现了明显的视角转移，从有限全知视角调整到了全知全能的视角——从汉娜收到米夏的录音带开始，镜头在米夏的生活和汉娜之间切换，直至汉娜自杀才中断。

　　　　影片第三部分的叙述重点是米夏的朗读以及汉娜学习读写。

在这一部分叙述中，书籍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米夏离婚了，他靠阅读《奥德赛》来获得心灵的平静。

阅读唤起了他向汉娜朗读的渴望，他开始为汉娜录音，并将录音带寄给了汉娜。

电影用戏剧化的镜头，再现了汉娜初听朗诵时的慌张，以及其后的期待和专注。

米夏为汉娜录制了大量文学作品，转折性的镜头出现在《带小狗的女人》这篇小说。

听完小说的汉娜，在第二天头脑中依然萦回了小说中的词句，她突然升腾起渴望，冲进图书馆，借回了这本小说，回到牢房，借着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录音，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开始认字。

　　　　激起汉娜识字渴望的《带小狗的女人》，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主人公古罗夫人到中年，深陷于无爱的婚姻，在雅尔塔度假时，偶遇了不谙世事的少妇安娜·谢尔盖叶芙娜。

古罗夫是情场高手，很快赢得了安娜的芳心。

古罗夫以为这次相遇，不过是为他的诸多艳遇再添一笔，和安娜分别后，回到莫斯科，却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安娜。

对古罗夫和安娜来说，爱情是他们死水一般的生活唯一的亮点，然而两个人都各有家庭。

未来渺茫，等待他们的是铅灰色的艰难长路。

　　　　在电影中“服刑”一节，汉娜的书架上的书籍虚化为了背景。

当米夏进入汉娜的监狱，镜头快速扫过她的书架，这些书是模糊不清的一片。

只有《带小狗的女人》，电影不吝惜地给予了大量的镜头。

它先进入了米夏的视野，被米夏放在录音机旁边。

其后，以录音带的形式，侵入到汉娜的世界。

它是汉娜自主阅读的第一本书，也是汉娜的第一个识字课本。

即便是汉娜自杀以后，影片还是再次对这本小说进行了呈现：在汉娜的床头，贴着她工工整整誊抄的《带小狗的女人》的开篇。

　　　　选择《带小狗的女人》这篇爱情小说作为牵动，电影对汉娜识字这一细节的处理，有爱情化的倾向。

仿佛汉娜是在《带小狗的女人》的爱情感召下，诞生了对阅读的向往。

虽然汉娜和米夏的爱情和古罗夫和安娜的爱情并不相同，但两份感情都必须面对重重考验，都是亲历者所不能诉说的禁忌之恋，两份感情对于主人公们来说，都是一生唯一一次的真爱体验。

因此，电影的结尾，米夏站在汉娜的牢房，望着墙壁上粘贴的汉娜一笔一划抄写的《带狗的女人》，百感交集。

　　　　电影对《带小狗的女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呈现。

不过，这篇小说，在《朗读者》的小说原著中，却彻底缺席了。

小说中，在米夏为汉娜朗读的书目中，的确有契诃夫的名字，不过，小说没有指明是哪部作品。

契诃夫的名篇很多，有《套中人》、《变色龙》、《脖子上的安娜》、《三姐妹》等，米夏的选择不一定会是《带小狗的女人》。

由于小说叙述只能拘囿于米夏的主观视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汉娜是在哪一位作家、哪一本书、哪一个章节的触动下，产生了识字的渴望。

抑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汉娜内心深处一直向往学习读写，只是由于自尊心，不肯向他人求助。

米夏的录音恰恰为她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契机。

　　　　《朗读者》小说中没有提到《带小狗的女人》，却用了一整段的笔墨，详细描绘了汉娜牢房中书架上的书。

这一段在电影中被彻底忽略的内容，值得详细引用：　　　　　　我走近书架，有莱维、魏泽尔、博洛夫斯基、阿美希等人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有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

（我问道：）“这些书汉娜都读过吗？

”（监狱长回答：）“不管她读过没有，这些书都是她深思熟虑后订阅的。

多年前，我就同意她的要求，弄来一份集中营的一般性书目；一两年前，她又要求我给她提供有关集中营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的书名。

自从施密茨女士学会读写之后，她马上就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了。

”　　　　小说中的汉娜，从来没有对米夏剖白过自我。

在他们初相识的时候，她保守着自己曾经当过集中营看守的秘密；在法庭审判中，她保守着文盲的秘密；在服刑期间，她没有告诉过米夏她在读集中营的相关书籍。

对于汉娜，二战的经历是她不能与人言说的伤痛。

她需要如同学习读书写字一样，一点一滴通过自己的努力，了解那一段历史，了解她的行为的真正含义。

无意中，汉娜和米夏同样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米夏成为第三帝国法学史研究专家，汉娜所努力研读的，也是这一段历史。

　　　　　　在汉娜的阅读书单上，有一本书《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它的作家是犹太裔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作者施林克让《朗读者》中的汉娜·施密茨与汉娜·阿伦特同名，未尝没有深意。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书中所讨论的，恰恰是汉娜·施密茨所犯下的罪行的特质——即“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1933年，因参加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到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

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

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

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就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战上臭名昭著的战犯。

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

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收容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

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

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

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

他个子不高，带着眼镜，外貌普通。

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

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

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

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

按照艾希曼的原话，“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

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

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它的动机。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

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

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

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

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

统计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共有八百五十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一千五百万名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

这些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

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业认真。

然而，当他们参与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

《朗读者》的汉娜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于这一范畴。

　　　　汉娜是个典型的普通人。

她出身一般，是个文盲，在裹挟下参加了党卫队，被分配做了女牢的看守。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三千多人。

她们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阶级，而汉娜也是其中一员。

汉娜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型集中营。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娜并不是个冷血的人。

就像作者施林克在接受我国译林出版社的采访中所说的，“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恶魔”。

初次遇到米夏，米夏因为得了黄疸而在路边剧烈呕吐，汉娜和他素昧平生，主动上前，帮助米夏清洗，给米夏以照顾。

即便是在监狱当看守，她对身体较为柔弱的女囚犯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心，为了让她们走向死亡的路不那么艰难，她为她们减轻劳动量，让她们吃得好一些，住得舒适一些。

然而，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输送六十名囚犯，以接纳新来的囚犯。

她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自己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

她当然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推向死亡。

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她给出的答案是“当然知晓，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除此以外，汉娜还亲自参与了造就一场致使数百犹太人丧生的惨剧。

战争末期，在囚犯转移过程中，汉娜等看守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

半夜遭遇轰炸，教堂着火，只有打开大门，犯人们才能逃生。

可是犹太囚犯人多，看守人少，大门一开，看守们便无法实施对犯人的有效管理，犯人势必出逃。

因此汉娜和其他看守听任数百名囚犯全部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幸存的母女得以侥幸逃生。

在汉娜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

我们对她们有责任。

”　　　　在《朗读者》中，汉娜面对指控，曾经两度询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

”面对汉娜的诘问，法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的确，《朗读者》中的汉娜，面对着的是一个伦理难题——一边是服从，一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一定都会体会到抉择的艰难。

　　　　然而，抉择艰难，并不等于应该放弃抉择。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

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任。

阿伦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

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以艾希曼为例，平庸的恶，使他成为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人。

他的行为，从本质上侵犯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秩序，因此他犯下了反人类罪，理当处以绞刑。

　　　　《朗读者》中的汉娜，和艾希曼有着本质的区别。

她的行为，不具有反人类的性质，危害也远不如艾希曼深远。

不过，和艾希曼一样，从她的身上，也能够看到受到体制驯服的平庸的恶。

阿伦特曾经说过，平庸的恶，是一种无思（thoughtless）的状态：不能把握当下面对的现实，无法进行想象和判断。

在《朗读者》中，施林克将汉娜塑造为文盲，不仅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悬念和冲突，也是为了隐喻汉娜的这种无知以及无思。

汉娜是历史的亲历者，却对她所参与的历史缺乏反思的能力。

她对自己的行为、对纳粹的罪行、对二战的历史没有了解。

在她狭窄的世界里，只有上级交给的责任。

她越是尽忠职守，执行任务的效率越高，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距离汉娜在集中营做看守，二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汉娜依然相信，她不过是完成了看守的使命。

直到站在法庭的那一刻，汉娜依然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

　　　　所幸的是，十八年的服刑生活，尤其是汉娜在期间学会了读与写，改变了汉娜。

汉娜在临终前，不再是这样一个无知的人。

她开始阅读，也开始思考。

从她所看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她渴望能够深入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

汉娜的思考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无从而知。

汉娜自杀了。

小说为此留下了无限追问的空间。

不过，从她书架上的阿伦特，我们知道至少伴随着她的阅读，她的思考已经触及了她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的核心。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再来理解她请米夏将遗产交给在火灾中幸存的那对母女，那个装满硬币的钱罐，所装在的便不仅仅是汉娜的忏悔，而且这忏悔还带有了一份沉甸甸的反思的厚重。

基于深刻自我体认的悔悟才是真正的悔悟，只有这样的悔悟，才能恢复汉娜的人性，使她值得我们原宥。

《朗读者》中，爱情是前提，没有爱，就没有理解的渴望。

如果米夏不曾于少年时爱上汉娜，对他来说，汉娜永远是审判席上一个面目可憎的纳粹战犯。

只有爱，才渴望了解，才能让我们看到汉娜的内心，看到了“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恶魔”。

不过，《朗读者》也让我们深刻思索，是什么使一个像汉娜这样天性还算纯良的人，能够犯下参与残害犹太人的恶行。

深入地追问历史，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从这层意义上看，《朗读者》是爱情小说，但是它的深刻绝对不止于爱情。

电影版的《朗读者》在“服刑”一节，将镜头对准了《带小狗的女士》，而不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呈现的是被爱情充盈激励着的汉娜，而不是伴随智性的苏醒开始思考和忏悔的汉娜。

在这一细节的处理上，电影用爱情置换了历史反思，其实，爱情并不能够承载这份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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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客厅等我！

” “楼下有两个大桶，装满提上来！

” “你看你的傻样子，小家伙！

” …… 这是汉娜对米歇尔初识之后说的几句话，似乎一句句都凸显着一种居高临下甚至咄咄逼人的味道和倾向，如果这还强调得不够的话，那么好吧，电影还会提醒你：汉娜最初引诱米歇尔并与之发生关系，当时她已经32岁了，而米歇尔却还只是15岁——如果我们最初认为这只是个噱头的话，那么看完之后我们会更多地想起其中传递着一个信息：汉娜在这种关系中散发出一种主动的、控制的强势。

因为她自己有一些内容是羞于提起的，只有在这样一种强势的主导地位上，才可能避免自己不愿面对的空间不被入侵，才能真的掩盖自己的羞耻：比如她自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又比如她本身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电影后来还在透露，汉娜其实在后来都在用一种强势姿态去掩盖这些羞耻，比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面前，她以纳粹制服树立了这种强势（她做了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着谋杀的指控以及共犯们的嫁祸，法官提出要验证她的笔迹，为了掩盖自己是文盲这一羞耻，她选择认罪而拒绝提供笔迹（她不会写字）勉强地维持起一种强势，只是这一次的代价，是她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汉娜的经历以及后果，而关于这种以强势掩盖羞耻的企图，电影里却还提到这种掩盖在很多人身上的显现和表演。

男主角米歇尔后来在海德堡法学院读大学时，去法庭旁听看到了受审的汉娜，在场的人可能只有汉娜和他两个人知道汉娜是不识字的文盲，可能只有他能挺身而出才可能让汉娜免于担当谋杀300犹太人的主要责任（关于300犹太人被杀的报告，其他5名共犯都一口咬定是汉娜起草的）。

可是这时的米歇尔又怎么愿意面对和提起年轻时的那个羞耻之事呢？

于是他在去探望汉娜的路上退却了，他在中途折回，然后找到自己的女同学疯狂做爱，企图以肉体狂欢来掩盖自己心中的羞耻，只是这件事情本身又成为了他心中的羞耻。

后来怎么再来掩盖呢？

他和妻子离婚，母亲也看出他“很不快乐”，他后来也许和许多女人发生关系，可却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连对自己的女儿也无法敞开自己的心，女儿对他说：“我知道你爱疏远人，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你的沉默是我的错……”到这里，观众们不得不痛心地看到米歇尔身上的残缺已经一览无余了。

不，还不只是这两个人树立强势掩盖羞耻，远远不是！

在审判法庭上，电影镜头转向了造成300犹太人被烧死的另外5名共犯，她们约定好一口咬定是汉娜负责并起草的报告，冰冷的表情和坚决的语气强大无比，尽管事实上也让她们只是承受了教唆、协助谋杀的罪责，而实际上这也是造就了另一个更大的羞耻、更严重的罪行。

那么镜头再转到在法庭听审的众人呢，一个个都高亢、愤怒地怒吼着：“纳粹、纳粹！

”这样一种共同的神情激愤、义愤填膺当然足够构筑起一种强势，一种看起来几乎是正义无比、无懈可击的强势来，但作者却通过其中一个听审的法学院学生之口，揭露了这种共同强势之下要掩盖的企图：“事实令人作呕！

……我刚开始相信这场审判，我以为这是对的，但现在我认为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你选6个女人，你说她们是坏人，她们有罪？

就因为某个幸存者碰巧写了一本书，这就是她们受审而别人没有的原因？！

你知道欧洲有多少集中营吗？

大家都知道些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

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们怎么让这一切发生的？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在你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自杀？

……” 这些锋利的话语足以几乎让所有喊着正义口号的人们低下头颅，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种集体强势讳疾忌医的掩盖之下，法西斯的幽灵仍因得到庇护久久地而没有散去。

以前我听说过一句话：“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来掩盖”，而这个话也许还适合着谎言以外的其他羞耻：如果也只是要去一味掩盖，那么掩盖一个羞耻又需要多少附加的羞耻呢？

其中的旺盛的衍生能力，我们不会不明白的。

电影里，汉娜以强势掩盖自己的羞耻，而罪行却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付上了终身监禁（她本没有犯下相应的罪行）的代价，而米歇尔因为最初要掩盖自己的羞耻，在后来的大半生里都郁郁寡欢……这是之于个体而言的，那么如果对于许多这样相似个体组成的群体呢？

恐怕也就是“平庸无奇的恶”、“集体主义暴行”等内容应运而生了，法西斯吗？

也是这样来的？

至少不会因为这样而散去。

电影里令人欣慰的是，最后米歇尔不再选择掩盖，而是选择了直面自己的羞耻，所以他后来一直寄朗读的录音带给在监狱里的汉娜，最后他也把心中的故事向他人敞开了……也许，米歇尔的女儿以及其他亲人，要看到一个原来是在道德上负债累累的人，但认罪悔改的人都会要经历这样的敞开。

另外，顺便还是想提一提：2个小时的电影，之前用了40多分钟来交代米歇尔与汉娜之间的故事，这在情节上尽管是有必要的，但仍有渲染太过的嫌疑，而这40多分钟引来许多人的所谓关于爱情的讨论，却几乎令人生厌了——这不是一个要谈情说爱的电影。

成文于09年1月个人评论 转载请告知 　　 　　 奥斯卡走的到底是什么路线我们不要再深究了吧，我只是想根据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部电影，不引经据典，不查阅任何相关资料，但从故事里面的感情让大家去体验。

　　 影片采用插叙的方式展开情节，Ralph Fiennes饰演的Michael Berg，将煮好的鸡蛋扣放在杯子上，接着将杯子放在小碟里。

自己则倒了一杯咖啡。

这是一个干净、隐忍、有故事的男人，Ralph Fiennes穿着白衬衫西裤，头发梳得整齐，他就是成熟的Michael Berg，如今的一名成功的律师。

　　 女人裸身起床，抱怨Michael不愿和她久睡，并问：Does any woman ever stay long enough to find out what the hell goes on in your head？

她也已经察觉到了他是一个有心事的男人，一个放不下过去的人，她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过客。

这在Michael接下来问她到底她说的是咖啡还是茶中可以看出，他心不在焉。

　　 于是循窗望去，仍是一个雨天，Michael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在公车上一闪而过，故事回到几十年前。

他瑟瑟发抖，淋得湿透。

　　 不得不说他和女主角Hanna Schmitz的相遇并没有太多美感可言，Hanna的坚忍成熟，或许这也正是吸引Michael的地方，临别时一句Look after yourself，Michael心里应该泛起了涟漪。

　　 可以说，Kate Winslet在片中并没有饰演一位异常美丽的女子。

Hanna那时已经36岁，然而正是这种成熟而独立的韵味，在片中不可遏止地散发出来。

她或许孤傲，然而她也渴望爱情。

　　 15岁的Michael家境应当算比较宽裕，家教也教严苛，从家庭饭局的气氛还是可以窥知一二。

Michael去找Hanna的时候，画面告诉大家Hanna独居在一个建筑工地对面，环境较为恶劣。

再一次看到Hanna，Michael才真正为之吸引。

但是到底Hanna在Michael面前宽衣解带是有意还是只是偶然，此处值得推敲。

但毫无疑问的是，Michael虽然逃跑，他却心如鹿撞，被Hanna成熟的美丽所俘获。

年轻的未经人事的15岁的少年，对于性爱有着天然的向往，那就像是一片神秘的禁区，他深深为之倾倒，却不得诉说，心事矛盾而复杂。

在公车上再次看到Hanna并了解其工作的地点，对于女性天生的好奇使他决定铤而走险，向着自己未知的领域进发。

于是他回到Hanna的住所等待，Hanna却正好回来。

　　 后来的进展超乎了Michael的想像，然而这到底是一次预谋或者只是巧妙的机缘，只有这个36岁的女人知道。

懵懂的少年第一次体验性与爱的滋味，却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片中对于Hanna的心理描写较少，只是侧面描绘了她的那些为了掩盖自己不识字这一事实的行为。

可是Hanna本身寡言少语，她想法简单而固执，正义与非正义，在她心中简单不过。

　　 她对于Michael的感情描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So I am with Michael. 　　 Michael希望得到Hanna爱的告白，然而Hanna却不懂得如何言说。

她的受教育程度是有限的，她对于自己笃定的信仰，不想要太多的解释。

两人的第一次矛盾于是在Michael见到Hanna在班车上被Hanna发现时爆发。

　　 Michael要的是她的承诺，她没有。

她只有简单的行动。

　　 Winslet演得镇定而真实。

一个女人，有点些些慌乱，却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

在听Michael读书的时候，从Odyssey(奥德赛)的奇幻旅程，到Romeo and Julie的悲欢离合，Hanna在一点点体会这美妙。

她对于性爱的观念其实还是保守的，她甚至反对Lady Chatterley's Lover(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里面的性爱观，而实际上，她自己也跨越了伦理，不知道是她自己的不堪还是自己的保守，使她对这本书十分厌恶。

　　 第一次出去游玩，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情相悦的见证，但是也暴露了Hanna的忐忑。

她害怕世俗的目光，又担心自己不识字的真相暴露。

点菜单的时候，她的表情很复杂。

其实聪明的观众在很早之前就应该猜得到Hanna不识字了，但是却不知道这一系列伏笔是为了什么。

　　 教堂里的唱诗班一幕，是美丽的。

如果一个女人心地不纯净，为何她会在这样一个场景中潸然泪下。

这也印证了后来Hanna在集中营的行为是因为无知被洗脑后的产物，与她本性的善良是无关的。

　　 Michael写的小诗，尘封了这么多年，拿出来依旧温暖。

只是过往的那些恩怨是非，实在无法承受。

他如今独当一面，成了八面玲珑的律师，而当年的他，不过是法学院里一个普通学生。

那个夏天的情味弥漫，少男少女之间暧昧横生。

然而Michael有着对Hanna的种种承诺，他还是回到Hanna身边，为她读一本The Lady with a little dog。

　　 此时有个小插曲，Hanna被上级通知将得到晋升，将在办公室工作。

她的表情再次复杂，这也是为将来审判埋下的最大伏笔之一。

或者说，这也是Hanna与Michael之间的一个重大转折。

　　 夏天的情味依旧，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急转直下，两人之间虽存在摩擦，此次却显得分外焦躁。

一次大打出手的争吵之后，Hanna为Michael擦拭身体，就如母亲般体贴，然而Michael却不知道，Hanna去意已决。

　　 人去楼空后，乖乖仔重回家庭，他离经叛道，也不过一个夏天，就像短暂的一段出轨，返回后，世界照常。

　　 然而夏天渐行渐远，少年心里也有过挣扎，时光切回现在，父女重逢的一番谈话很耐人寻味。

Michael的一句：I'm not open with anyone，正是他内心深深的自责。

他的那深深埋入的内心，也是最终导致Hanna终身囚于牢狱的罪魁祸首之一。

　　 夏天结束后的日子过的飞快，Michael也在法学院如沐春风。

女学生和他眉目传情，他似乎抛却了过去。

然而一次旁听，却揭开了他的旧伤疤。

　　 故事发展到现在，一切矛盾突然洞明。

导演开始满足地展现他铺垫的种种情节所指向的现实。

Hanna简单的思维，正如我所说，不是她的大恶，正是她的大善所在。

然而她的无知又是谁的过错呢？

她只是被纳粹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她自身的可悲，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她眼中的世界，从来没有轻松可言。

她之前的那些过去已经无从知晓了，从影片的开始，她就是个36岁独身在公交车上工作的没有文化的女人，她是社会最底层的那些《被欺凌与侮辱的》一群人中渺小的一个。

这不是为她找的托词，她有罪，但是造成她有罪的，却是和Michael一样放弃她的人。

　　 这时候观众或许会想，起码她是诚实的，她并非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她只是完全被欺骗完全被蛊惑了。

她的无知成为众矢之的，最后的那纸协议，撕毁了她的尊严。

　　 作为一个法学学生，我也一直在试着理解，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契合，或许需要太多太多的努力。

在本片中，Michael面临自己良心的谴责，却最终没有站出来。

他在真正的正义面前选择了退缩，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点退缩的自我保全。

当Hanna苦等在审讯室里的时候，我想观众看到Hanna那焦虑而渴盼的眼神，很少有人不会为之动容的吧？

　　 Michael最终选择了move on，他拥着新欢云雨的时候，想着的是谁，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所幸，导演没让我们伤心得太过，Michael和现在一样，不喜欢和除Hanna以外的女人一起起床。

都说男人到底爱不爱一个女人，要看他起床的时候爱不爱看到她。

那如果这样理解，观众最美满的愿望便实现了，Michael或许只真正爱过Hanna一个人。

　　 最后Hanna像命中注定一样被判为无期徒刑，此时我的心也凉了半截。

　　 　　 故事此时开始进入顺叙，Michael开始给Hanna读书，我不得不说，这是全片最感人的一段。

自98年开始我沉迷于外国文学阅读，虽说只是爱好也阅过不下百本，不得不说，正是那些书陶冶了我的心性，告诉了我善恶，让我逐步拥有自己的品性。

我曾希冀美丽的人生，正如那些书中描述的一样。

　　 Hanna默默听着Michael的声音。

不得见面的曾经的恋人此刻显得如此贴近。

影片此刻伴随着徐徐的音乐向前。

然而伤心的是，Michael对于Hanna的出狱，仍旧是那么忐忑和不确定。

他似乎还是一个摇摆不定的kid，如在Hanna心中一直不变的形象。

只是见面的过程不如想像中快乐，我似乎能从Hanna眼中读出几十年积攒的泪水，然而Michael只是静静地离去，他想着的，却是Hanna的忏悔。

　　 就是这个男人啊，他造成了Hanna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却在这一刻要求这个女人面对他对于那些不该她负责的过错忏悔。

他不肯放过一个年事已高孤独寂寞的老者，只是为了一点点假意的虚荣么？

　　 我能感受到Hanna费力地搬起那些书，整理自己的仪容，一步步爬上那些自己曾经深爱过，以为读过了，自己同样爱着的孩子便会重新接受她的那些书，闭上眼睛，短暂整理自己隐忍却寂寞的一生。

　　 再也没有比这更悲伤的情境，and tell Michael I said hello，几十年的阅读，或许只是融成了这简单的一句，爱人，你好。

　　 于是再也不要计较那些战争的伤死亡的痛，即使它们是永恒的主题又怎样，爱总会在我们的身边不经意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对生活，有着更大的憧憬。

Hanna从不期望被别人宽恕，她的爱，只是寂寞而隐忍的一段长久的年华，而待到时间淘漉铅华，冲刷走了那些不堪的记忆，剩下的，只是她盛放在爱人心中，永远的美丽。

　　 寂寞的恋人啊...... 　　 　　 　　http://vividtime.spaces.live.com/

牛（sue男朋友）推荐的片子，说是被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情感动得差点哭了。

于是sue拉着一起看。

前面一个小时看得一头雾水；后面一个小时看得唏嘘不已。

是半个月前看的了。

还是清楚地记得看完电影后sue问我的几个问题。

苏问我，在汉娜即将要被判刑前，迈克为什么走到一般，最终仍然没有去探望她？

我说，其实我并不清楚影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迈克为了保全汉娜的自尊。

但是，我的直觉是，他感觉羞耻，还有胆怯。

她老，并且，她是纳粹。

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炽热的荒唐的青春，压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

sue说，我也感觉到他的犹疑和慌乱，他离开监狱的步伐简直就是逃跑。

整部电影，他都是在逃，逃避自己不忍回顾的过去。

sue问我，你觉得迈克对汉娜，是爱吗？

我有点糊涂，但是我还是很清晰地说，我觉得不是。

sue说，我也觉得那不算是爱情。

在最后的时候，那个犹太女人问迈克，她是你什么人，我以为他会说，我爱过她的；结果他说的是，我上过她。

我说，当时我就懵了，如果我男朋友，即便是前男友跟别人描述我们的关系，说“我上过她”。

那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sue问，可是牛怎么会认为他是爱她的呢？

我说，可能男女有别吧。

作为男人，牛看电影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迈克的角度，他不愿意承认迈克没有爱过汉娜。

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就将一些微妙情绪拔高到爱情的高度。

sue说，女人就不是这样。

我们看事情，过于黑白分明，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块假想的白板前面，如果不是煞亮的白，就被看作是黑的；如果不是纯粹的爱，就被看作是不爱。

sue问我，迈克给汉娜寄去的那些磁带，是爱她，还是想赎罪？

我觉得是想赎罪吧。

我想sue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果然她立刻表示了认同。

如果他爱她，想帮助她，想看望她。

为什么不主动去看她？

为什么收到汉娜的信后都不去看她？

如果年轻时的迈克，情感表现出一种羞耻；那么后来，他更多地感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是他，是他的一个转身，将汉娜抛进了监狱；当时他是唯一可以救她的人。

也就是他的这个转身，将自己甩进了内疚、焦灼和痛苦的深渊；现在，汉娜，是唯一一个可以拯救他幸福的人。

他用给她读书的方式，来完成当时没有完成的事，来和她对话，和自己不堪的过去对话，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sue说，在食堂，汉娜握住迈克的手，可是迈克抽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汉娜不会离开监狱了。

我说，我也是，当时她的表情立刻给了我不详的预感，那种只有迈向死亡的人脸上才有的绝望、释然和慷慨。

这么说，其实是他杀死了她，因为她看到了他的不爱。

sue问，在法庭的时候，挺迷惑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汉娜并不知道那些人会被移到哪里；后来我觉得她是知道的，但她仍然理直气壮。

我说，其实她说的也没什么不对。

她做的不过是恪尽职守。

她问法官，换了你，你怎么办，问的真是有力度，换作我们，又能怎样？

sue说，其实这是一种环境，一种大众心理。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在做，都是这样做，那么你身在其中，也就感觉不到罪恶。

sue说，汉娜真的是很敏感的人。

问，怎么说？

在迈克生日的时候，汉娜不是大发脾气了嘛。

对，说实话我没怎么看明白，不知道她为什么情绪那么激烈。

sue说，我觉得是她察觉到迈克对自己稍稍的心不在焉，所以最后她说你要回到朋友那去了。

我们都是敏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