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一．压制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

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

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

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

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

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

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

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

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

而成功了的呢？

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

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

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

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

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

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

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

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

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救赎的路在何方？

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

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

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

《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

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

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

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

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

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

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

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

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

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

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

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

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

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

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

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

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

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

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

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

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

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

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

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

和主义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组织无关。

和领导无关。

和强制无关。

和恐惧无关。

和名利无关。

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

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

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

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

哈哈，二十年！

至少的，直到你死去。

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

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

”（柏林墙开放了！

）——缓缓转身。

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

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

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

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

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

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

因为——墙，终将倒下。

　 这部电影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感觉和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很像，总能感受到导演的悲哀和伤痛，却很难在电影中看到很好的表达。

是不是当太了解一个东西或太陷入其中的时候，反而很难讲清楚？

　　很多细节都能在其他电影中看到，对东德政府的描写，对腐败官员的讽刺，都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烈日灼人”。

同样都是内敛压抑的情感，“烈日灼人”给我的震撼要大得多，而“窃听风暴”却少了一个爆发点，总让人觉得不是味道。

斯大林的大清洗也是很多电影人不愿触及的伤痕，导演米哈尔科夫并没有正面尖刻的谴责什么，他只是平静的描述一个退伍将军归隐田园的生活。

那个如影随形的巨大火球，像噩梦般一点点吞噬这个家庭，隐隐的不安晃动着那个平凡的夏天。

很多时候，导演只是在拍风景，拍科托夫和小女儿在湖边嬉戏，拍那个拉着一车货物永远找不对方向的男人。

片中的最后逮捕科托夫的米迪亚很像“窃听风暴”中的女演员，虽然目的不同，却都不得已揭发了自己的亲近的人，最后引咎自杀。

我更喜欢“烈日灼人”的处理：米迪亚躺在浴缸中，暗红的火球从上方的窗口飞出去，导演似乎暗示着大清洗所到之处不留一丝生机。

还有，就是影片最后，科托夫被秘密警察带走时，天空中升起巨大的斯大林头像，其中的辛酸估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在“窃听风暴”中，导演的意图并不是要表现这样巨大的戏剧性的反差，反而是在暗示前东德的秘密档案中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有些已经永远消失在1989年繁忙工作的碎纸机和焚化炉中。

　　电影中很特别的是窃听人员威斯勒的生活。

他总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简单而乏味的生活是他的全部。

领带总是黑色且打得紧紧的，直到勒的快要喘不过气来，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吃着一成不变的晚餐，这都不要紧，他的一生都将献给政府。

他没有家人，朋友，孤独的时候只能找来妓女，可是，没有钱她们可不会多陪他一分钟。

要说对于工作的热情，没人能大于威斯勒，他从不觉得自己不人道，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荣耀。

虽然连邻居的小孩都说国家安全局的人是坏蛋，这些都不重要，他的一生都属于政府。

　　直到有一天，那个他窃听的诗人德雷曼，让他体验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他们会为朋友挺身而出，而不是相互算计，攀附权贵，爱情在这里不是一纸誓言那么脆弱，他们为了彼此奉献生命。

一切美得像布莱希特的诗歌，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　　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

”　　不知道在哪一天，在只有黑白的世界长出了一朵醉人的花朵。

德雷曼跟文化部长说过，如果对政府真的忠心耿耿的人，不会因为他的戏剧改变立场。

但是，人们总会不自觉地保护生命中遇到的美好的事物，毕竟这是一个缺少奇迹的世界，为生活所苦的人们需要梦想和希望。

当上司给威斯勒念那个什么《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的时候，没有任何矛盾挣扎，威斯勒决定让生命中多些美好的东西。

比如有人称赞他是好人，这个他从没想过，但是那一刻，是不大不小的震撼。

　　1989年，柏林墙倒塌。

那些高官继续做他们的高官，这些卖命的窃听人员流离失所，更悲惨的也许会被人寻仇。

他们只是做自他们生下来，人们就教给他们的所谓正确的事情。

威斯勒的眼神总是毫无波澜，平静坦荡的绿色，或许有落寞，或许有寂寞。

他曾活着的证明也许就是那个代号：XX/7。

　　不过，如同他的头顶曾飘过那朵白云，就有些东西注定永不会被忘记。

总会有一天，他路过一家书店，拿起一本畅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HGWXX/7　　亲爱的，那是一个不逝的美梦，我看到了他淡绿色眼中闪耀着纯洁的颜色。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416685/

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若不是因为那朵云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翻译 / 媛的春秋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Bertolt Brecht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

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

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

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2015/09/27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看完这部片子，感受很深，在这里谈谈我的想法。

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政治的强蛮，体制的阴暗，而是小人物的觉醒，人性的美好。

影片从最开始维斯勒的冷酷专于本职忠于主义，到介入作家的生活，并逐渐暗暗保护他们，使我看到了一个隐藏的好人的出现。

影片最后，看到维斯勒买下好人奏鸣曲送给自己，我感到很震撼。

我不知道维斯勒以后是不是会在平庸孤独中走过人生，但我想，他的慈悲正义勇敢，足以温暖自己，温暖走过那一场的人们。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向上伸展着，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

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的洁白无暇。

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旁。

”正是这种艺术的圣光催生了人性的良知。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在此，先简要介绍下影片：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当时社会主义下的东德被国家安全局的高压政策牢牢控制着，政治家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采用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略，其政治手腕也伸及艺术家领域，不少艺术家们“被自杀”。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的“文革”，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言论绝对不自由，口号高举，信仰狂热。

作为秘密警察的维斯勒奉命监听艺术家德莱曼的全部举动。

德莱曼是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与妻子过着平实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平静而又不乏“革命”反党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窃听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他改变了自我，选择保护这位作家。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本部电影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很多很多，但我只想说两点我的观后感：一、保护者的悲壮维斯勒，当他决定保护德莱曼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结局的悲壮。

当安全局的人搜德莱曼的家时，也许我们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但我却在想着维斯勒，为他捏一把汗。

搜查德莱曼的屋子也就意味着维斯勒他暴露了！

德莱曼真是个幸福的孩子，他一直都不知道有个人在时刻监听着他，而且令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监听他的人不但动了恻隐之心，而且还甘愿充当他的守护神，在暗中时刻保护着他，即使在妻子西兰都选择背叛他的时候，维斯勒，这个无亲无故的陌生人竟不顾个人安危的藏起了打字机！

现在有不少影视作品会有杀手与被刺杀者相知相惜相恋的桥段，我们的窃听者无疑也背叛了他的初衷。

但唯一不同的时，两人自始至终都未碰面，单方面的保护与被保护。

李白的《赠汪伦》有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有人调侃，此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好基友，一辈子！

”呵！

当德莱曼在为争取自由体制而搏斗时，维斯勒就这样默默地为其保驾护航！

二、“好人”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

影片中第一次称维斯勒好人的是西兰。

作为保护者的维斯勒不仅保护德莱曼，他还保护其妻子西兰，让西兰做回自己，于是西兰称他为好人！

原来的维斯勒冷酷严肃，但窃听过程中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化为千行泪滴滴滑落。

忘不了结尾部分，当德莱曼得知身边身边有个无名守护神在保护自己时震撼的表情，好不容易找到维斯勒，看到那个呆板略显驼背的，陌生而又熟悉的“他”，他是那样的平凡，惟一不同的是，在那不堪回首的严酷岁月里，他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良心，一个平凡小人物的伟大良心！

德莱曼没有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此时此刻，说再多的“谢谢”也只会显得矫情百般。

于是，封笔多年的德莱曼重新提起笔，为守护者写了《献个好人的鸣奏曲》。

以此感谢维斯勒为自己以及妻子所做的一切一切。

“要包起来送人吗？

”“不，这是给我的。

”呵！

这是给我的，这是写给我的啊！

好一个一语双关！

之前的一切一切，都值得！

看到这里，我的胸腔内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在不停翻涌，此时，唯有眼泪才能表达此刻心灵的颤抖与感动。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就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首先吉欧德瑞曼是一位作家，所以他用文字来表达他的谢意，其次他没有去寻找卫斯勒上尉向他当面道谢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他仍是知名剧作家而另一位却成了平凡的邮递员。

不见面是为了不让彼此在交流时会身份地位上的尴尬。

最后以书的形式表达感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并把谢意传达给了卫斯勒上尉。

斯勒上尉是剧中最让人感动的人。

只是影片的一开始就营造了他是一个面对罪犯没有丝毫情感的教授。

我对剧中审查犯人的片段印象特别深刻，那种不让罪犯休息，一步步突破罪犯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的审查方式会使人觉得特不人道。

卫斯勒上尉常年从事这项工作，却因为吉欧德瑞曼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杀手杀人无数却被小女孩所打动，最终为了小女孩而死。

可能不需要什么理由，哪怕只是一句话或一件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卫斯勒上尉在剧中多次帮助吉欧德瑞曼和他的女朋友，他做事严谨性格沉稳，这可能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

为什么要帮助吉欧德瑞曼?大概是他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对欧德瑞曼和他的女朋友的同情和欣赏。

从一开始隐瞒她们的真实情况到劝说克丽丝塔离开汉普，直到最后帮助吉欧德瑞曼销毁证据。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挣扎，他本想把吉欧德瑞曼要出版刊物的是上报给上级听但当他听到指定的那些迫害艺术家的报告时，他犹豫了。

最终没有把报道递交上去。

由此可见，卫斯勒上尉是一个明智的有自己想法的人。

最后他被分配到基层去拆信封，但他却没有任何一句怨言，也不曾后悔，他那淡然的态度反映了他勇于承担责任并认定是对的就去做的性格。

在东西合并后，他成为了一名邮差员，在只记得岗位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

最后在他拿到吉欧德瑞曼写给自己的书的那一刻他可以自豪对着售书员说这是写给我的书。

表明了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并对此感到欣慰。

最后，还想再一次提及维斯勒与德莱曼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现实中是陌生人，但在灵魂深处却秘照不宣地将彼此视为真正的知己，永远的朋友！

当《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旋律再度响起时，轻巧的琴音，心灵的独步，人性的圣光普照世间。

一直都相信好人的存在，最后再一次祝福天下所有的好人，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