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9.28去看。

無限期待。

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已看。

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

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杨早《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

散场出来，相视一笑：“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

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

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

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

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

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

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

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

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

“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

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

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

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

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

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

”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

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

），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

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

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

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

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

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

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

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

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

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

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

“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

”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

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

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

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

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

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

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

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

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

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

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

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

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

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

’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

《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

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

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

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

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

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

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

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离合悲欢忆萧红》）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

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

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

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

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

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

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

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

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

《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

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

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

剪剪还差不多。

”

大多数人的是被时代推着走，而在这个电影里的萧红是走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有人说，电影里没有时代，只有人物。

这不正是编剧和导演所要的吗？

只是大家习惯了用男性视角看大时代，看大开大合，看热血沸腾。

而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就让大众觉得冗长、不适、冷淡。

她是如此追求自由，她背叛家族，她怀着孕抽烟，她跳窗逃走，她把第一个孩子送人，她给鲁迅寄去生死场，她只身去日本，她说她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写作，她不想政治，她随意花钱给高额的小费，她第二个孩子的莫名死去，她为自己的肿瘤手术签字。

她有小女生的烂漫和脆弱，也有女人的坚韧和柔软。

她在漫天雪地里说，鞋带散了，带着少女的顽劣的态度。

她在火车的窗口深情地劝箫军跟她一起走，带着女人独有的温柔。

她挡在端木的前面，面对动手的箫军，带着她独有的侠女的气度。

电影里说，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个异数，大家都在写革命，她在写故乡。

而当多年后，人们远离了战争的满目疮痍，才发现这颗明珠般的作品。

电影里的萧红用一生都在证明她这种逆时代洪流的性格。

最开始，通过鲁迅讨论上海左倾作家就是墙头草的时候点了一次，当她在日本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她说她在笼子里又点了一次，当她选择懦弱的端木的时候再凸显了一次，而对《呼兰河传》的评价继续点题。

记得妹尾河童在自传体小说里《少年H》有这么一段：“H观察人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发现众人都很巧妙地随波逐流。

就如同H潜入海中所见到的裙带菜一样。

裙带菜会随着潮流晃动而不抵抗。

可是根部仍然附着在岩石上。

或许应该活得像裙带菜一样才自然。

“不过我办不到，我不要当裙带菜，我又得继续当抵抗水流站立的木桩了，”H心里想。

现在我们也是一群裙带菜。

”成长好像是一个妥协地过程，而在大时代里，萧红却没有做裙带菜，没有随波逐流，她安静柔韧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像一个木桩一样。

尽管一路漂泊，从呼兰河－青岛－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九龙－港岛，她却一直没有改变，她还是凭借自己天生的才华谱写自己的黄金时代。

她也受了很重的伤，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她仍然坚强面对。

身体上她有肺结核，还有肿瘤。

心理上，在面对背叛、暴力、懦弱的时候，她还在婚宴上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被许多人怀念人，热爱着。

有鲁迅，有作家，有编辑，有恋人。

虽然她说你们都是箫军地朋友，但其实大家更深深爱着这个才华横溢和敢爱敢恨的小女孩。

从这个角度，电影里采访式的镜头，正好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萧红的爱，而镜头前最有力的两次哭泣也是为了说明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被她人格的魅力所感动，连吃下糖果都无法阻止由于失去她，带来的苦涩和泪水。

选择汤唯来演这个角色是绝妙的，她也不负所托。

萧红的安静、自由、任性、才华、美好、敏感和坚韧也一定程度上与汤唯的经历共鸣。

没有一定经历的女人，演不出“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的萧红。

汤唯眼底不灭的倔强和嘴角那一点清浅，是萧红最好的诠释。

本科的时候上香港电影赏析，知道有个女性电影很强的导演，叫关锦鹏。

上课的老师很爱他的电影，给我们看《阮玲玉》和《胭脂扣》。

而许鞍华和李樯跟他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黄金时代》也是这种女性电影的一种延续。

它叙事缓慢，它注重细节，它神秘朦胧，它平静却炙热，它脆弱又坚强，它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

很多人说他们不适应这样的电影，这也确实是由于主流社会对于物质、欲望、权利、政治、功利这一切男权的东西看得太重，而对于人性、情感、细节和体谅这些女权的品质看得太轻。

看完电影11点，一个人坐着凌晨的公交车，在十一国庆北京的小雨下回家，跟喧嚣和拥挤完全隔绝。

心里却是十分安静，感谢这部有内心力量的电影，修改电影里面丁玲的两句话来结束——“站在这个伟大的作品前的时候，应该忘掉自己的渺小，坚守自己而又坚强面对”；——能在这个时候，“与这部电影相识，就是三十而立的人生，最好的纪念品。

”

晚上在环艺刚看，说点零碎想到的。

平心而论，编创者前期对传主的生平做了不少功课，基本没有时下“民国片”的诸多硬伤。

但这不能保证藉此便能拍出一部好电影。

多视点/多声调叙事，叙事/实事时间维度的交叉，可能意味了对历史的主流叙述的某种“间离”意图，但最终这些手法没有形成应有的张力，导演的努力便显得尴尬。

依然有异常强烈覆盖全片的声音在，一种三滴门搭儿的气味过于浓重了，仿佛刚打了除虫剂的花房温室。

也许这种手段与效果的背离，概因导演的意图跟片子的情节剧格局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没有贬低情节剧的意思，但情节剧有自己的玩法。

许鞍华颇在意细节，而片中有个细节我一直记得，萧红找到了那个“前夫”，两人在餐馆用餐，那男人的大哥冲进来把不长进的兄弟痛打了一顿，撕扯中身体不稳摔倒在地。

就在那一刻，他脚下露出一双黝黑锃亮的皮鞋底——不是鞋帮鞋面，是鞋底哈——来鞋底好干净，灰全揉在观众眼睛里了。。。

给鞋底抹点灰，就这么难吗！

鲁迅和二萧的交往段落，从公映的版本看，是刻意经营的，大概意在表现鲁迅形象的复杂吧，然而力度有限。

其实鲁迅对萧红萧军的维护，一面在对其创作的推介，另一面也在对对于其批评的批评，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令，大伙找鲁迅全集当中《三月的租界》跟《出关的关》这两篇，看看，就知道了。

鲁迅跟上海杂志社的小校对员狄克（文青时代的张春桥）间的笔墨官司，萧军跟狄克的约架，而这老少三人，没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宁”，那会儿的上海文坛何其生猛好玩。

三星半。

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

可惜——内美未充。

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

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

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

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

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

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

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

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

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

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

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

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

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

——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

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凡此种种。

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

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

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

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

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

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

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

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

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

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

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

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

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

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

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

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

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

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

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

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

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

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萧红一生坎坷，对于她，人们认识太少，误解太多。

当很多人没看过她的传记，读过她的作品，纯粹以猎奇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种视线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偏差。

关于她的故事，虽然我们难言真相，但史料中的萧红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她的命运就是被社会和生命中一个个男人屈辱、践踏和抛弃的轨迹，死于三十六岁的韶华反倒成了她的幸运。

换句话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黄金时代。

对任何编剧来说，萧红的传记都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掩饰其自作自受的事实，仅这一点就会让电影的基调极其负面。

于是想令观众接纳人物，势必要忤逆史料——这同样不可取。

最妥帖的方式，大概是放大她苦命的属性赚人同情，犹如《松子》一样，事实上李樯确实做了妥协，但他妥协得更彻底，为了一个人物，牺牲了整个剧作。

片名中的《黄金时代》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人们期待的那种以萧红为线索带出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的那种思路并没有在电影中表露出任何迹象，它仍是一部“萧红传”，其他人物的出现，只是为她起到“照明效果”——不是萧红见证了他们，而是他们眼里的萧红，编剧选择用人物主观性的视角，替代了客观性的史料，这种做法，把电影里的萧红悬置在众人目光的中心，可以任意涂饰和美化。

在这里，编剧选择让每个人面对镜头开口说话，这也意味着隐藏——所说相对于所思，必然经过了过滤，因此电影最终呈现出的萧红，并非是那个史料意义上的萧红。

她一生经历三个重要的男人，每一段都有戏剧性，她的反叛，甚至说为反叛而反叛的生命，构成了直接的冲突。

霍建起的《萧红》建构在这种冲突之上，就自然而然呈现出人物自作自受的景观，在那部电影里，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那场洪水里苦苦寻觅对方，呈现出一种革命时代的浪漫爱情。

但在《黄金时代》中，这段戏拍得轻快甚至有些轻佻，配合着节奏散漫的剪辑和配乐，萧红挺着大肚子从窗户爬下老人的船，这种略显超现实的场景，基本上奠定了影片的基调——淡化了戏剧，改用散文的笔法，于是每段关系的冲击力都被无缘无故弱化了，这也意味着难以表达她的激情，以及抗争。

这是许鞍华有意营造的间离效果，因为只有这种间离，才能平衡史料带来的负面印象，达到拔高人物的要求。

但萧红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创作才华，这一点偏偏无法做到合理的表达，片中有这样的台词：“谁都会写饥饿和贫寒，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萧红那样写得触目惊心”，这种感受，读过萧红作品的人都可本能地知觉，就像她写和萧军在哈尔滨蘸着盐末吃列巴以及端着脸盆喝热水的文字带给人感同身受一样，在电影里却被处理得不痛不痒。

萧红与萧军的相见，更是靠几张画表明“我认识到了你的才华”，在这里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铺垫，但下一场戏萧军就跟孕妇萧红上床了，这段场景直接切往另外两个人物对观众的口述，让人怀疑这根本是个喜剧。

很多人自然不会认同这样的叙述方式，让片中人物打破第四面墙，直接面对观众说话，等于暴露了摄影机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打断人们的观影经验，令人无法投入剧情本身。

这种剧作方式，削弱了电影语言本身，令其变成了一个“口述史”，这种严重违背常规的结构，与其说是文学化的语言尝试，不如说是缓解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黄金时代》几乎是在通篇低沉的调子下进行，它需要一个个节点让观众开放式呼吸。

这种对剧情的分解，或者肢解，从根本上解决了令人物进入扭曲状态的可能，保住了人物的正面意义。

换句话说，为了立起一个人物，整个剧作结构轰然倒塌，这是绝对意义上的得不偿失。

许鞍华是格外不喜欢用字幕的人，她的语言方式，几乎要通过画外音来实现，在直面镜头的口述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一、第三人称的画外音。

电影中有两场戏，一场是萧红看着萧军，独白却指向观众，说着他们的生活琐事；另一场是丁玲对萧红诉说自己的理想，也同样指向观众。

这种错指产生的间离感隔绝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叙述效果其实格外怪异，电影中这样的不合理叙事还有多处，譬如萧红的弟弟对着镜头说起多年后萧红把他们见面的事情写成文章，破坏了时空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全知的“上帝视角”，除此之外，多位对镜头口述的角色也都拥有这种“上帝视角”。

这些口述情节和画外音让整部电影在拖沓和冗余中历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上帝视角自然不能保证真实客观，电影最终造就的萧红，成为一个纸面意义的符号，有情、孤寂、可怜却又不卑不亢，那种我们读传记时no zuo no die的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对完美主义的形象，经由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不负责任、固执和懦弱映衬出来，成为乱世中孤芳自赏的花朵。

主演选择汤唯大概也是这个意图，她两眼中流露出的惊恐和单纯符合我们的想象，而且除她之外，大概也不会有其他演员能赚到如此多的同情。

但这种印象也不过是虚有其表，我们无法从灵魂深处，窥到她骨子里的细腻和悲天悯人。

对于“黄金时代”的定义，来自片中萧红在东京时的呓语，那段时间的她闲淡度日，没有经济压力，是她口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她的孤寂则令其成为一种纸醉金迷的幻象。

对萧红来说，真正的黄金时代不是安宁的日子，而是生命中的苦难，她与饥饿、贫困、颠沛流离之间的相处，这种痛苦的相处构成了她生命的意义，也成就了她的作品，从苦难中抵达不朽，才是她的黄金时代。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写完《呼兰河传》，那部不符合抗战意识形态的电影，令其和周遭作家格格不入，却也让她能够遗世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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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美丽的眼睛，不应似猫那样似乎永远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时而疏远时而黏腻。

也不应是斜斜的往上吊着好像随时都要从里面射出刀子来。

我认为的美丽的眼睛，应该是像鹿一样的眼睛，饱满圆润的弧线勾勒出来的一双杏眼。

是双眼皮就更好了。

向遥远的地方望去时，眼珠和下眼睑之间或许还会露出一点点的眼白。

仿佛是掠夺了星星所有的光和人们所有的情感放进这双眸子里，像忽明忽暗地湖面一般闪烁着。

汤唯就有这样一双眼睛，或者说，萧红就有这样一双眼睛。

《黄金时代》这部电影描绘了萧红颤颤巍巍的一生，于我而言，往更窄来说，是描绘了萧红一生的爱情。

她的一生是追求着自由与爱情的一生，有爱情与自由的日子，就是她的黄金时代。

而情深不寿，姑娘老去，混蛋常在。

就如丁玲当时曾预言过的那样，萧红是不会长寿的。

是爱情将她照亮，而她也终将被爱情燃烧。

电影中的细节描绘得尤为精彩，即使我这样一个对电影知之甚少的人都能感受到其细节中的用心良苦。

咖啡厅破败的墙壁与精美的咖啡杯形成强烈的反差，窗户外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鲁迅客厅挂的是他喜欢的石版画，萧红的病榻旁插的菊花从盛开到凋谢等等，这些细节都让你感觉到仿佛它们被细致地照料过。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

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

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

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

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

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

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

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

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

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

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

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

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

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

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

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

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

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10月1日去二刷《黄金时代》，开场前后面坐着的男生给他身边的女生科普背景知识：萧红这个人文章是不错，但为人我确实欣赏不来。

据说她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她掐死了。

女生：是吗？

是不是萧军的孩子？

男生：对的。

而且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怀着上一个人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着孩子，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

女生：唉，那你还来看，还不如看《亲爱的》呐。

男生：但是是许鞍华嘛，我想看看她拍成啥样。

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影院黑下来，观众们最熟悉的广电小龙摇摆着闪着金光，宣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开始了。

1、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抛开文学来看萧红的一生：流亡过不少于七座城市；跟随过四个男人；抛弃过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死因成谜；不能排除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曾卖身维持生计的可能性……有了解她经历的人评价这是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一名知名编剧，在明知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非得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女人来拍。

许鞍华自己说的原因是：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许鞍华会面对什么问题？

47年出生的导演，年轻时留洋学电影，回香港投入电视大战的海洋，1979年开始拍长片，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中的唯一女性，有一群野心勃勃想要改变香港电影的小伙伴。

将近四十年过去，小伙伴们从商的从商，退休的退休，就她和少数几人还在拍着。

她是最穷的，徐克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她还一直为着找钱的事情发愁。

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一生没有绯闻，被问快七十岁的现在是不是她的黄金时代时呵呵笑着说：我觉得是吧，以前拍戏总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追组里的男同事，现在终于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这样的导演，和萧红会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

2、萧红面对什么问题？

之前说萧红“脑子不好”的人，指出她总是会和不能照顾她的、会在关键时刻丢下她的男性在一起。

是的，选择一个好男人，就是所谓的女人的一等智慧，连我爸都在教训我时跟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个，明白吗？

封建社会里“有幸”成为“妻子”的女人，由父母或长兄来决定婚姻，萧红生于民国伊始的1911年，20岁上下的时候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和表哥私奔到北京，被抛弃后回呼兰河老家，为了面子父亲连夜举家迁往阿城乡下。

电影里，冰雪覆盖的夜色中，摇摆的骡车上，萧红的表情没有一丝悔意，绝非柔顺地服从了命运。

而后她投奔了被自己背叛过的未婚夫，这个男人的家族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财力，故而可以负担两人的生活。

后来，应该是家族切断了对俩人的经济供给，某个夏夜，未婚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她。

接下来就是萧军，萧军于困厄中拯救了她，发掘了她的才华，将她带进文坛。

但作为一个大男人，萧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自己更高一筹。

于离乱中，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于战斗的好武的萧军，与甚至不愿为了乱世中国家救亡而写作的、专注于个人创作的萧红，分道扬镳。

再接下来是端木，与萧红在文学上最合拍，性格却懦弱怕事，屡次抛下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萧红离去。

萧红生命中的男人们，才能心性不过如此。

她应该是看不起大部分的他们的：不为被初恋的表哥抛弃而哀伤后悔；跟随未婚夫来到大烟馆，被门口的年轻男人当妓女来调戏，她的眼神里也只有讥讽；大着肚子在战乱的武汉被端木抛下，人家问她“端木怎么不带上你？

”她嗤笑一声：“我干嘛要他带啊？

”在重庆时，萧红在桌前回忆着一两年前和萧军一起与鲁迅的相识，此时时移世易，身边的已经是端木，她回头看端木的那一眼，绝不是充满新婚的柔情蜜意的。

作为一个以经历写作的作家，她甚至不将自己与他们的感情写进文章里。

然而她的生命又必须依附于他们，只因为社会的规则是他们写下的，时代没有贫穷的女性作家自给自足的空间。

同样生为女作家，白朗和梅志都依附于丈夫而活；丁玲则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抹去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活得风生水起。

所以，还能说萧红脑子有问题吗？

她只是太饿了，只能躺在徒有四壁的小床上，闻着四邻飘来的饭菜香，等着郎华带着面包回来。

而即便是这样的困顿，在她的笔下也幻化得充满生气和天真活力，她仿佛就是荒诞和反讽本身。

3、所以说许鞍华和萧红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是在这种别人制定好的框架里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吧？

也许是如何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绯闻会比文字更让人感兴趣、别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追组里的男同事而拍电影而不是真的只是爱拍电影，的同时，笑一笑，坚持自己的创作吧？

也许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在知道自己失去一个好职位只因同龄的未婚男青年不会有为生孩子请产假的风险时不要当着HR的面呵呵一笑吧？

女人们仍被教育着：男人出轨嫖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为了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是要隐忍的；穿着妖娆上街是不对的，被强奸猥亵是活该的；失去贞操是可怕的，被强奸了是肯定会带着全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男人在妻子怀孕时出轨司空见惯，女人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会连带这个新男友一起，被当奇葩取笑了。

号称国富力强的如今和萧红那牢笼里的黄金时代有什么不同？

人们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

缺乏善意、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愚蠢才是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害人害己而不自知。

4、十多年前我读高一的时候，每天都和前座的男生吵架，吵架的主题永远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

男生的观点是古代时婚姻有很多种功能，古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少，婚后必须依附丈夫而活；而且古代的男性是有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社会责任的，娶妻再纳妾是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爱情多半不在其中；古代男性最容易发生灵魂共鸣的地方是青楼，与多才多艺，彼此不负有生育义务的妓女间，建立平等的爱情关系。

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当时我自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说法的，我的观点也不用赘述，无非是抨击男人自私，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女性感受之类。

后来跟这个男生决裂了，人生唯一一次因为三观问题跟人决裂。

年纪太小了，不理性，不懂得客观地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自己是否要选择那样去做，是不一样的。

妻妾制度表面上已经被文明的法制社会废止了，而实际上仍是：有权或有钱的男人（达官贵人）堂堂地有妻有妾；自认为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秀才）有妻子也有红颜知己；一般工薪阶层的男人（百姓）有一个妻子，并对上述两种人羡慕嫉妒恨；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社会闲散人士打着光棍。

愤怒也改变不到事实。

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少部分人，总会制定规则与潜规则，将自己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并方便攫取更多资源（法律也是这样诞生的）。

到这个层面，讨论的只是压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5、除了萧军和鲁迅以外，其他男人对于萧红的意义类似。

先说说萧军。

二萧第一次见面，萧红形容憔悴，头发干枯而凌乱，面色泛青，嘴唇开裂，背着和落跑的未婚夫共同欠下的600元巨债被关在东兴顺旅馆，还怀着孕。

连冯绍峰都说：我演萧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爱上她啊？

一开始萧军在萧红狭窄的房间里手足无措，后来无意间翻到萧红的画和诗，感受就不一样了。

此时电影插入了二人情深意笃时居在商市街，萧军在萧红身边写文章回忆二人相遇这一幕，银幕上放大的萧红特写眼睛下有浓重的青影，鬼气森森，一双眼睛要看到人心里去，比起美丽，更恰当的描述是渗人，而年轻的萧军感情充沛地写道：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萧红用自己一双巧手为萧军缝衣做饭，打扫房屋。

在挨打之后仍陪他出席社交场合，轻声细语地为他解释、掩饰。

萧军当然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毕竟她的一生这么短。

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冯绍峰说“萧军这个人的爱情哲学是边走边看，见一个爱一个。

”李樯说：“我们愿意善意地、一厢情愿地替萧军去认为萧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

”这样的一厢情愿，在萧军与真正的妻子王德芬结合并养育了八名子女、白头到老的事实面前，也显得颇无力了。

年老的萧军回忆着年轻时这段情事不可不说温柔，既因为一个大男人的怜惜，也因为萧红的传奇——八十年代萧军到香港，还找到为萧红采访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人，问他为何不来找自己。

不得不为萧红感到不值，同理还有最近常被拿来和她对比的张爱玲，所谓爱一个人就为他低到尘埃里，莫非真是女人的软肋？

但这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就是值得的、自由的，旁人又何敢置喙？

在相偎取暖的东北，二萧穷困潦倒时，萧红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认知，有一次她问萧军：“你看上我哪儿呢？

”萧军说：“你的才华啊！

”萧红追问：“那如果我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才华呢？

”此刻一个伟大又脆弱的作家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样子，她取来蜡烛，摆在床头，噙着泪写下《弃儿》，写被她送人的第一个孩子。

而在她和萧军的爱情死去后，她选择抛弃了（也许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还因为她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再说说鲁迅。

萧红的父亲对子女和家人冷漠疏离，教会她人间的“爱”的，是她的祖父。

萧红人生中最斑斓的一段时光，就是和祖父一起在老屋的大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电影里祖父去世那天，玩耍归来的小萧红跑进停着祖父遗体的房间，被父亲一脚踢到地上，看着父亲冷峻的眼神，她知道，天堂已远，自己从此被孤单地抛进冷漠的人世中了。

同样的悲痛，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生，我想萧红对鲁迅是有那种对祖父的依恋的。

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头一段，萧红写鲁迅品评她的红衣服，被电影放在了鲁迅逝世、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暂居重庆，准备南下香港前的一刻。

萧红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孤苦以终老”了，回忆中的这个场景，却斑斓明媚的不像话，这样的明媚，在电影中之前有鲁迅的段落里，从未出现。

这一刻已是萧红生命最后的华彩，从此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

用李樯的话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了”。

6、历史中的萧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悲悯地让萧红始终知晓自己的命运。

影片一开始，黑白色的萧红便对着镜头讲述着自己的生卒年月；萧红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萧军争吵时，就对他说：“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写点东西”，此时萧红27岁，年轻壮健，如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重庆码头告别好友白朗，萧红说：“朗，我祝你永远幸福”，白朗说“我也祝福你”，萧红脸上又挂起那丝讥讽的微笑：“我吗？

我的命运不是明摆着吗，我将孤苦以终老。

”这也是许鞍华和李樯给予萧红的善意吧。

全片我最爱的镜头，是大肚子的萧红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就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萧红，嘴角竟然有了一丝微笑。

这个镜头和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住院时，窗口升起一轮巨大到诡异的金黄色明月的镜头，重叠了。

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

后花园里伴着祖父的岁月，无忧无虑，无伤无悲，虫鸣鸟叫，明晃晃的花开，日子是应当这样过的。

然花盛花衰，祖父终逝，萧红的生命就像一只风筝经不住狂风的摧残离了线，呼兰河的记忆就像那条线离她越来越远。

　　萧红一生爱过三个男人，陆哲舜、萧军、端木，如果说最爱的就是萧军了。

在被陆哲舜抛弃后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萧军，她的生命就像枯木逢春，活着便有了希望。

和萧军在一起，他们谈经历，谈哲学，谈人生，纯精神的爱情世界，没有丝毫物质的牵绊。

萧军没能带给她富足的生活，他们依旧贫穷着，可精神上的慰藉带给她的点滴快乐足以让她感到幸福。

但再完美深刻的爱情都会面临现实的无期考验，萧军不甘于只做一个小说家，他更渴望奔赴于轰轰烈烈的实战，一场场动人心魂的挑战；萧红没想那么多，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作，渴望安定的生活。

追求不同，注定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将来，永远的分开是必然的结果。

萧红最终选择了端木，虽然他懦弱胆怯，可他能够满足萧红平民生活的愿望，也许女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对萧军的爱是难以割舍的，但是又必须放下。

三个男人，三段经历，三种爱。

萧红是幸运的，她分享了不同的人生，于爱中渐次成长蜕变；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爱情总是摆脱不了幻灭的结局，像雨打的鲜花注定花残。

但她爱的勇敢，爱的清晰，爱的决绝，她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影片自始至终是以怀旧的氛围渲染整个画面，老旧的背景就像还原的历史，每一个场景都是那么真实，但无论是童年生活还是成年经历的种种都散发着伤感的基调，都在预示着一个悲伤的结局，是对萧红悲凉一生的写照。

影片通过萧红旧友的回忆以及萧红作品中的自述展开故事情节，一幕幕画面交织呈现出世态变迁，人走茶凉之感，更是多视角多层面的展现了萧红的人物性格及其坎坷一生。

　　汤唯苍白的面色无欢的面孔却坚定决绝的目光让我仿佛看到了真正的萧红，我想历史上的萧红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无论生活给了她多大的磨难与痛苦，都依旧摧残不了她坚定的内心，她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明亮的瞳孔闪烁的是对生活的不甘。

可是萧红的心够狠，第一个孩子生下来连一眼都没看就送了别人，第二个孩子生下来不到三天就被她生生害死，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心狠的，但我想她总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可能她不想孩子以后承受她的痛苦抑或她不想面对自己失败的爱情的结果罢。

　　萧红一生写了《生死场》《商市街》等多部作品，对于贫穷与饥饿，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写的那么触目惊心，那源于她对贫困的极大的深刻的体会，她总是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人物，因而她的小说总是那么真实感人。

她有天才的灵感和写作能力，她有满腹的才华，她喜欢平平静静的写作，当所有作家都为了抗日救国而涉笔于政治题材时，她依旧坚持写自己所想，风格不落俗套，所以她的作品流芳百世，永不被忘却。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萧红的一生是传奇的，但我想传奇并不是她想要的。

萧红永远是寂寞的，爱她的人并不真正懂她的心，她人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无边的寂寞与空虚中度过的，好在文字让她的灵魂得到一点点慰藉。

然而所谓的虚名不值得贪恋，萧红所写只是极尽心中所想，不与世俗同流。

奈何人生几多风雨摧残，伴随着病痛的折磨，她就像童年记忆里后花园里的花一样黯然失色。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

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

“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

”李樯解释说。

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

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

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

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

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

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

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

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引文略）”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

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

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

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

”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

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

“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

”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

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

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

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

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大家就闲聊起来。

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

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

”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

”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

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

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

可以写出来，加讨论。

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

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

”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

”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

”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

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

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

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

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

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

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

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

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

【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

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

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

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

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

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

《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

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

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

《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

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

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

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

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

”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

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

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

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

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