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完了，没想到的是，竟是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是一个与历史相去甚远的结局。

但就剧而言，达到了“爽”的效果，可谓大快人心。

最后一集剧情也是跌宕起伏，让人捏了好几把汗。

一开场，巧舌如簧的程仁清被找了个借口踢出局，而宋仁也被李巡抚罚下了场。

由丰宝玉接棒继续抗辩，但丰宝玉一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令人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发力后的丰宝玉却是条理清楚，把毛知县怼得哑口无言。

而捏的第二把汗是范渊这只老狐狸居然乘老吏捅毛知县制造的混乱，把重要证据《丝绢全书》给烧了。

我当时心想这下完了，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帅家默出场解决了问题，要求丈量范渊的土地，最终拿到铁证，把案子给坐实了。

帅家默的推步聚顶之术，让人看到了会一门技艺的魅力，以及执着的魅力。

我此前说过，他执着于“人丁丝绢”税，一方面是执着于数字，发现谬误就要纠正，并为百姓请命。

一方面是因为他可能潜意识就知道父母之死缘于此税，所以必须通过此税查清父母之死的真相。

而他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人丁丝绢税最终被减免了一部分，为仁华县百姓减轻了负担，而杀死他父母的凶手宋仁也被揪了出来，想必后果不会好，而幕后主使范渊也被罚没了土地田产，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仇得报的帅家默最终也与自己和解了，消除了心中的执念，最后变得不再呆傻，这从他最后回头的笑容即可看出，那个笑容不再呆傻了。

弱者最终战胜了强者，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而丰宝玉也跟小枝在一起了，程仁清也搭上了丰碧玉。

所有的正面角色都有美好的结局，包括方知县也是一样。

说到方知县，架阁库老吏的出场也着实让方知县高光了一把，谁也没想到方知县早料到毛知县会派人去杀人灭口，救了老吏一命。

而且还不把救活老吏的消息传出去，就等着关键时刻来个杀手锏。

方知县真的是由“无为而治”的石像转成了青天，令人刮目相看。

尤其是最后还和毛知县针尖对麦芒，毫不退让，与过去唯唯诺诺的形象判若两人，让人佩服不已。

最后下地去割稻子，也一去以往对民生疾苦不闻不问的心态，由五体不勤变得勤劳起来，开始深入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

说明方知县的转变是彻底的，而不是一时的。

剧的结局无疑很“爽”，令人拍手称快，但这却是理想化的结局。

历史上的结局却比这残酷得多。

历史上，“人丁丝绢”税和剧中一样，得到了和稀泥式的解决，歙县（剧中的仁华县）只交一部分，剩下的由兵备道的“协饷”来出，而这笔“协饷”本身也是多征收的一笔税，一直被兵备道贪了下来。

而历史上，“人丁丝绢”也激起了民变，地方豪绅煽动老百姓一起反对，而这种反对也最终凑效。

“人丁丝绢”税其他县依旧不用出一分一毫。

本来应该几个县均摊的钱，也没有均摊。

这和剧中老百姓理解并支持清丈土地完全不一样。

历史上，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怒火，帅家默的原型帅嘉谟最终被判流放戍边，此后再没有记载他的相关消息。

小人物最终背下了大时代的锅，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也并没有地方豪绅受到任何惩罚。

程仁清的原型程任卿因为策动自己县的百姓成立民间政府组织，被判流放戍边，不过他比较牛，最后还当了个把总，也就是现在的连长排长啥的。

后来他还写了本书，记载了“人丁丝绢”税事件的全过程，就是剧中的《丝绢全书》，只不过剧中是田地的明细，而事实上这本书讲的是帅嘉谟挑动“人丁丝绢”税引发风波的过程。

原著中的历史给人的感觉是，其他几个县不想承担“人丁丝绢”税并不惜策动民变是因为老百姓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所以再多加一点就会让百姓不堪重负，它让人看到了明朝的赋税制度的乱和多，让人看到底层人的困苦。

而整个“人丁丝绢”案背后其实也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影子，张居正本来想借“人丁丝绢”税在徽州（剧中的金安）试点一条鞭法，没想到在各种势力的阻挠下，最终失败了。

于是，小人物帅嘉谟就成了承担后果的背锅侠，他可能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曾不知不觉卷入的是一个政策推行的漩涡。

其实，这个试点的失败，也是一条鞭法推行失败的缩影，因为地方上利益盘根错节，豪绅担心利益受损反对，百姓担心赋税更重从而抗拒，最终一个好的政策无法推行。

所以“人丁丝绢”案多少体现了明朝中央阶层对地方统治的失效，一笔明明很清楚的账不得不在多方博弈下糊涂解决，一个好的政策却推行不下去，也因此，王朝的覆灭似乎在所难免。

相比于原著，剧相对而言要浅一些，剧中给人的感觉更倾向于体现豪绅们吞并土地，并躲避土地税，而且为了避税不择手段，把税负转嫁给了百姓。

本来是赋税制度性的问题，变成了豪绅个人贪念的问题，虽然豪绅避税和减免税也是明朝赋税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侧重体现这一点，个人觉得还是太少了。

本质上，我看《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时，深深以为，明朝的覆灭，和赋税制度是分不开了，普通百姓的税太重了，而且地方上还反复征税，百姓苦不堪言，而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良田，却只要交很少的税，所以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所以这部剧的结局，并没有触碰到明朝赋税最核心的问题。

按照明朝对地方豪绅（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范渊的土地根本不会被罚没。

剧的结局当然是很“爽”的结局，但不是现实的结局，历史要冷酷残忍得多。

在真实的历史中，范渊会胜利，帅家默会被判刑，丰宝玉、程仁清也会获罪。

而方知县，可能官也没得做了。

不过也正因为现实残酷，也许影视剧才需要理想化，需要让白战胜黑，让正义战胜邪恶，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梦 ，和一点希望。

不过，也正因为大结局过于“大团圆”了，所以少了点历史的现实感，如果将其作为“历史剧”来看的话，成色也打了折扣。

如果马伯庸老师的作品是写历史，那这部改编剧是--- 全庸武侠书！

注意，是全庸！

在历史丝绢案的骨架上面,穿上了 言情\武侠\官斗\港剧大律师风\以及成百上千的烂桥段和破丝绸.同时,历史原貌的帅家默本身就是某种利益集团的前台发言人,所谓丝绢案无非是张居正为首的新政推行方与旧土豪地主的对峙.帅家默背后的地方势力或者说张首辅派的想法是,利用这位能说会写,被当年历史文献称呼为当时当地讼师的"学霸",巧妙地,也是非常偶然地从县城架阁库找出丝绢线索,再推演到全县全府的土地清丈工作.从而由试点到推广“一条鞭法”。

通过重新清丈土地，抑制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同时增加国家财税收入。

而当年推行新法.从帝王到权贵,最想利用的真正大手套,不是帅家默,而是海瑞.可惜海刚峰太硬,太刚.结果呢?这次改革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有着很好的效果，根据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太仓银库收入的总数，不过只有149万两，隆庆元年也只有23万两，但是到了万历15年就有435.94万两。

天启年间更是有327万余两。

剧还没看完不做评价，梳理了些丝绢案的主要信息如下：真实事件发生在徽州府，剧里的仁华对应歙县，其他五县分别是祁门、黟县、绩溪、婺源、休宁一、 帅嘉谟发现疑点1. 发现徽州府交至南京承运库，有一笔人丁丝绢税8780匹生绢/年； 每匹丝绢核7钱 8780*7=61460钱=6146两，为何歙县独担？

2. 查到 乙巳改科（1365年）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 换算到共3646顷轻租田 加征4钱/亩9700石 3钱/石 9700*3=29100钱=2910两 和6146两对不上 但是加上当年乙巳改科（1365年）其他五县亏欠的夏麦 共10780石共亏欠10780+9700=20480石 3钱/石 20480*0.3=6144两 和人丁丝绢缴纳的6146两只差2两得出结论：亏欠夏麦=人丁丝绢 六县共担变成了歙县独担二、 绩溪杨教谕回文 扯皮，数字上无正面回应，用“恐生民变”威胁三、 婺源知县吴琯申文数字上无正面回应，提出查阅南京户部黄册四、 绩溪知县陈嘉策回文数字无回应，提出人丁丝绢独征于歙县不是特殊情况，大明会典不会写那么详细五、 休宁知县陈履回文（有可能最接近真相）1. 提出乙巳改科时歙县不仅亏欠夏麦9700石，还查出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另抄没了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两部分田地需重新丈量造册计算征税，和亏欠夏麦加在一起三项共计生丝10974.3斤，24两生丝（1斤16两）折核1匹绢，共8779匹丝绢。

这里陈履换算时有误，按陈履的算法是20两生丝核一匹绢 即10974.3*16/20=8779.44匹而正确的换算应是24两生丝=1匹绢（弘治十四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算绢的比例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陈履忽略了200年前的乙巳改科的1365年时换算比例应该是24两/匹）推测陈履应该是发现了抛荒桑田和抄没土地的资料，歙县除夏麦亏欠外确实还有着两笔亏欠，但不知道原始的总数数据，于是用8780匹丝绢去倒推亏欠的生丝总额，但在计算时用错了换算比例。

按陈履的观点，乙巳改科时歙县亏欠的生丝总额应该是8780*24/16=13170斤生丝2. 驳斥歙县不产丝，却要以生丝交税的疑问，提出歙县之前有桑园，其他五县从来没有，所以丝绢税歙县独担一点问题都没有。

六、 祁门、黟县回文（哭穷）七、 婺源知县吴琯再次回文1. 提出歙县在乙巳改科时工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石升斗勺均为十进制），补生丝9041斤，正好7升麦子补1两丝这里完全计算错误，换算不出9041斤，就算是9041斤，也和歙县交的8780匹丝绢完全对不上2. 提出大明会典里不用详细记录每个府的税负由哪个县承担，否则就太细了；3. 提出乙巳改科时其他五县虽然亏欠了夏麦，但大米丰收了，所以根本不需要补税；八、 歙县知县姚学闵反击卖惨，提出歙县负担了徽州府大比例的税负，太难了。

九、 其他五县共同回文合编了《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记录从乙巳改科时至今的税赋增减，非常详细，证明人丁丝绢和五县没关系十、 歙县发文说第九条的数据是各县自己修的，不准确，要求查黄册；查完黄册，发现时间太久远，乙巳改科时的资料完全丢失，死无对证；十一、 户部发文，搞均平，让各县统计交的税赋和各县对应的丁粮田亩，看是否能匹配即各县重新搞土地清丈和人丁统计，以人丁和田亩来对应交的赋税，其实就是借着丝绢案拿徽州搞试点推行当时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用想，以新税制来计算旧时税制交的税，肯定合不上，以此认定了丝绢税是歙县的额外负担，以后要六县共同承担。

十二、 户部提出初步解决方案6146两的人丁丝绢税歙县继续独交，但在其他费用（均平银）少交3300两由其他五县分摊，等于其他五县帮歙县分摊了一半多的人丁丝绢税（歙县体量大，占徽州府的一半），该方案上报后通过皇帝批准（万历皇帝年幼，应是张居正的意见）并下发圣旨。

十三、 六县民变暴动其他五县民众围攻衙门、拦截县官、拦截公文、骂户部、聚众示威、拦路打歙县商人，婺源人还搞了自治的议事局（剧里程任卿的原型）挂出“激变旗”，五县和歙县人还互相造谣说对方谋反了。

更狠的是休宁人挟持了知县，乱盖官印给邻省发公文说歙县人谋反了，几万歙县土匪入侵了休宁，搞得邻省吓尿，以为南京都被歙县人占领了，比倭寇都牛逼。

十四、 事件平息兵备道（大概类似现在的军区、战区）介入，巡抚都院也发了文，言辞激烈，各地乡绅感觉闹大了，开始服软，事件渐渐平息帅嘉谟和程任卿被抓：帅嘉谟罪名是挪用公款买了个冠带显摆(价值40两)，明显是要拿他问罪安抚其他五县民众；程任卿以谋反论罪。

十五、 结局提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歙县继续交6146两人丁丝绢税，其他赋税项目（均平银）减免2530两，这2530两中徽州府（等于现在的黄山市）用军需银出1950两，兵备道减免取消了一项不正规的兵饷费用580两，等于歙县县少交的部分由市级政府和当地军区承担掉了，其他五县一分不用多交，皆大欢喜。

徽州府和兵备道稍微吃亏，但是对他们来说不算大钱，和谐社会最重要。

帅嘉谟还是当了替罪羊，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充军，但是歙县人民感谢他，帮他们减免了一大笔赋税，专门在《歙县志》里给他立了义士传。

程任卿被重判，差一步就是谋反，判了斩监候（死缓），他在监狱里写出了《丝绢全书》事无巨细的记载了这一案件，马伯庸也是根据这一详细史料才能写出这篇小说。

程任卿死缓缓了20年，其他五县有人保他，一直没砍头。

最终有婺源籍官员求情改成充军，他很牛逼，充军后立了战功，当上了把总，最后还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也感念他为婺源争取的利益，在《婺源县志》里给他谱了义士传。

========================================================================== 还是简单聊聊剧情和原著的一些关联和区别吧原著即真实事件中的帅嘉谟，个人感觉人格上更像是剧里帅家默、丰宝玉和程任卿三人的合体，他有帅家默的单纯、执拗、精于算学，也有丰宝玉的沽名钓誉的小心思，还有程任卿对官场、公文、诉讼、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

他会在上报的陈文中动些文字上、统计学上的小心思，让自己的论点看上去更可信，也会打政治牌响应朝廷均平税赋推行一条鞭法的政策给自己借势，其他五县都骂他是个奸猾讼棍；他也会在陈文得不到回应后，毅然去南京上访，也知道不能直接找户部，像丰宝玉一样通过关系找了个御史递陈情状子；他在回歙县的途中被人暗害，差点丢了性命（没有详细记载，应该是触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想杀人灭口，或是单纯恐吓），吓得跑回老家躲了好几年。

直到后来高层想推动这个事件的进展了才敢回来。

他还会在第一次方案公布后，用歙县政府给他筹的活动经费给自己买一副冠带（荣誉装饰，差不多意思是想带着大红花凯旋回乡）。

所以这是个挺复杂的人，他最初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单纯的想纠正错误？

乡土情结？

（他都不算歙县人，是江夏的军户）沽名钓誉？

借机敛财？

或者阴谋论点说，是受高层指使挑起此案借以推行新政？

没有人知道。

但不论怎样，从结果上来说，他用个人的巨大牺牲帮歙县人民争取了实打实的利益。

至于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

就像真实事件中的人丁丝绢税，到最后其实也没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帅嘉谟和其他五县的论点都各有瑕疵，五县提供的证据也不知道是否真实，而最可信的户部黄册里的原始记录丢失，事情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但这些都不重要，对朝廷来说，人丁丝绢税交不交，谁来交，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事件，重新清丈了土地，查出了隐田，扩大了税基。

更重要的是也让均平税赋的一条鞭法能够推行，让天下人都看到均平法的好处，不用一会生丝几斤、丝绢几匹、一会粮食几石、一会折银几辆几钱，折算比例还不断变化，全部通过丁粮田亩折算成银子简单直接。

例如歙县的老百姓，之前歙县不产丝，交丝绢税要先把粮食卖成银子，再买成丝绢上交，丝绢运到南京库还要付脚费（这点剧里也提到了），折色火耗加上本色税的运输费，周转几次的损耗有时甚至能达到税额的30%！

明朝正税不多，但诸如丝绢税、协饷银之类的隐税杂税无比繁重，加上前面说的征收流转过程中的费用、贪墨，朝廷收的税越来越少，百姓交的却越来越多。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能说是续命方，治标不治本，扩大了税基，却解决不了杂税、隐税、流转贪墨的问题，这才有了丝绢案几十年后的闯王进京。

==========================================================================说说剧版的改动，我认为还是合理的。

以我们的价值观很难让一个不那么纯粹甚至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帅嘉谟当主角，于是人格拆分，不那么纯粹的事就让其他两个人去干好了；另外剧版截止到第10集简化了很多帅嘉谟和其他五县在数字上的辩论，这也好理解，首先现实中丝绢税就没个正确答案，就算编一个，也没法以电视剧的形式展现。

那么多繁杂的数字、单位、换算，对着书看有的人都不一定看得明白，总不可能让观众暂停拿个本出来做数学题；剧版的冲突主要放在了朝廷要推行的均平法和地方乡绅、胥吏势力的隐田、浮田的利益冲突，丝绢税反而变成了一个引子，如剧中的范渊，他这个级别的官绅是享受田税减免的，很多穷人愿意把田过户到乡绅名下就是这个原因，打个比方本来要交20%的税，过户给乡绅，乡绅只要交10%，穷人给乡绅交15%就行（虚构的数字，就说这个意思），乡绅平白得了税钱，名下还多了地，更别说哪天乡绅心一黑想要霸占穷人田产的话，官司都不用打。

还有就是剧里表现的清丈田亩时动的手脚，乡绅的地10亩量成8亩，差额部分分摊到百姓的地上，8亩算成10亩，乡绅地越来越多，税越交越少，百姓土地被兼并蚕食，税却越来越多，导致最后活不下去。

所谓“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

这个剧吧，盲猜最后结局跟狂飙差不多，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味儿：《金安新闻》近日，中央指导组（刘巡按）接群众举报（帅家默），本着中央的指导思想（均平法），在省级、地市政府（省城、徽州府黄知府）的大力配合下，一举打掉了一个盘踞地方多年的黑恶势力集团（范渊），同时打伞破网，将范渊集团背后的保护伞（兵备道马文才及范渊在朝中的其他势力同党）连根拔起，同案处理了一批与犯罪集团有利益勾结基层公务人员（毛知县、宋通判等）。

后续调查中，查处隐田XX亩，重新丈量田地XX亩，极大的为大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减轻民众负担夯实了底层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第一次写评论，实在看不下去了，那么多连剧都没看过的评论，复制粘贴，就说照着原著拍的好的你们看过书没？

说话码字有良心没？

瞎改的什么东西啊，帅嘉谟是书呆子？

这种主角能写出来书上那种机智清晰、言辞准确而不呆板的讼书？

原著的知县这么蠢的？

被一个讼师忽悠的团团转？

内心的想法都要平铺直叙的解释一遍？

为了商业强加剧情和角色，尬的抠脚，首播一天豆瓣上一个个的闭眼五星，知乎上一篇篇的无脑赞赏，收钱恰饭的真多啊。

————————————————————上述是前四集写的，还没评分，目前只看到13集，说不好就戳了某些人的废管子了，啧啧————————————————————看完14集，中规中矩国产爽剧，草草收尾，反派强行降智，尤其低级的激将法让宋仁暴露真无力吐槽，斗地主一样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官场、悬疑、喜剧都有但是差太多！

要给王阳演的程仁清点赞，其他例如丰家大姐的角色可有可无，还有必备的男女感情戏……关于谁是水军，IQY花没花钱买评分，个人自有分辨，多说无益。

分割线……张某的粉丝别跑来说不出个一二三就开始叫，他什么演技水平你们心里清楚。

今天看了两集，我特地去看了原著，差别太大，帅是学霸，不是书呆子和偏执狂，他本人也是有职业的，其他人和情节加入的太离谱了。

何况这些故事本都是真实事件，这样去注水改编，已经偏离马王爷成书的真正意义，这本书是从民间视角去反观大明王朝兴衰，而不是杂七杂八的注水，又要娱乐性又要综合反映古今利弊，加工的痕迹太明显，却让故事不真实了。

只看一集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剧非常一般，一方面进入主线情节太慢，另一方面，把原著中还算机敏的帅家默（原著中叫帅嘉谟）刻画成了一个呆子，这是对学霸的刻板印象。

但是看到第二集时我的看法就发生了转变，看完前六集，越来越觉得好看了。

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渐入佳境的剧。

我觉得这部剧注定是不会让原著党满意的，因为剧作只是保留了原著的核，故事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以如果是原著党，我的建议是，看这部剧，要抛开原著。

因为原著本来是历史纪实，不是虚构小说，而剧需要塑造人物，制造剧情冲突。

抛开原著，其实它是一部品质不错的历史剧。

故事打乱重组，历史变成了戏说，但内核不变《显微镜下的大明》有六个故事，这部剧拍的只是书中的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名是《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原著中的故事是根据历史史实写的，事件发生在徽州，主角帅嘉谟是徽州府歙县人，他精通算术，且是个算痴，为了发泄自己做数学题的欲望，他进入歙县架阁库拿徽州的税赋账本做起了数学题。

做着做着他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歙县每年要多交8780匹生绢，而这些生绢按理说应该是徽州六个县一起交的，但是歙县却单独交，而且已经从洪武年交到了隆庆年，交了两百来年，他觉得非常不公平，就写了一份文书交到了应天府巡按那儿去，自此便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纠纷。

徽州治下的歙县和黟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绩溪县围绕此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打足了笔墨官司，甚至引发民变。

这是一场裹挟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巨大风波，暴露了明朝官场、赋税制度、朝廷与地方的博弈等种种问题。

剧也是围绕着“人丁丝绢”税展开，也揭露了明朝官场、赋税制度、民生疾苦等问题，但是在人物和故事脉络上和书中记录的历史已经全然不同了。

就拿这笔“人丁丝绢”税而言，其实书中写的，是因为土地税而产生的一种税，在剧中，将其改成了“协饷”。

而“协饷”恰恰是在原著中最后和稀泥解决“人丁丝绢”税时才用到的。

我想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也许是因为书中的“人丁丝绢”税解释起来比较复杂，不容易理解，而改动之后就更容易理解一些。

人物也和原著大相径庭，原著中的帅嘉谟不仅痴迷算术，很可能还是一名讼师，从职业属性上而言，他应该是能言善辩的，包括他就“人丁丝绢”税写的文书，也是逻辑清晰，且富有情商。

而剧中的帅家默是算呆子一个，毫无情商可言，连配合黄知府演戏都演不好，但至于他是真呆假呆，是一个玄学问题，这个后面详细说。

剧中的程仁清在原著中是个传奇人物，他原名叫程任卿，是婺源县的司理署印。

但是在徽州因为“人丁丝绢”税而引起巨大风波时，他趁势而起，还组建了民间政府组织，差点就揭竿而起了。

剧中他的职业是讼师，相当于把帅家默的职业安在了他的身上，他相当于帅家默的影分身。

丰宝玉和丰碧玉是原著中不存在的人物，加入他们，一方面的是增加矛盾冲突，丰富剧情。

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帅嘉谟为什么要推动“人丁丝绢”税案其实一直是个谜，马伯庸在书中也提到，说“到底是正义感还是乡土情结使然，还是借机炒作自己？

史料不全，不敢妄自揣度。

”而在剧中，丰氏姐弟，其实有借帅家默炒作扬名之嫌，他们也是推动帅家默死磕“人丁丝绢”税的一股重要力量。

当然，剧中帅家默挑起“人丁丝绢”案风波，也许还有另一层原因，他的父母是因此而死，他要通过挑起“人丁丝绢”案揪出幕后真凶。

仅仅是人物，就将原著中一个人物的属性，分割到了四个角色身上，可见改动之大。

而在故事上，也根本没有遵从原著的故事脉络，改动更加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看《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要抛开原著，如果按照原著的故事看，会发现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

所以作为读者和观众，需要把历史和“历史剧”区分开，允许虚构和改编。

当然，在故事内核上，我认为《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还是没怎么变的，它还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管中窥豹，带观众看到明朝从上层建筑到底层的种种问题。

而主角帅家默一样是个为追求正义或者说“公平”，被时代和大人物牺牲的小人物。

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变了，但所要表达的内容是相差不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不错的历史剧。

考究的服化道说实话，我对《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看法发生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服化道相对而言非常考究。

首先场景就具有时代气息，比如府衙，不是想象中的富丽堂皇，而是陈旧甚至于有些破败的。

服装也是一样，一看就是穿过很久的。

仪仗和轿子也富有时代气息，仪仗的旗帜颜色也旧，看来是用了很多次的，而轿子就是木头的，看起来也朴素。

这只是举几个例子，实际上无论是从场景、服饰、道具，都做到最大程度还原，可以看出剧组是用心了的，这便使得这部剧具有了不错的质感。

至少在这方面，这部剧可以跻身优秀历史剧之列了。

鲜明的群像人物塑造——明朝的官场现形记人物塑造上，主角帅家默确实是太呆了，哪怕它是借此伪装自己，也过分的呆了，这也是我对第一集观感不佳的缘故，他在走进架阁库时宛若丧尸。

但我觉得这个人物后期应该有反转。

而在配角的塑造上相当出彩，尤其是对各级官员以及程仁清的塑造，立体、鲜明。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仁华县的方知县，他是一个天天喊着“无为而治”的官员，所谓无为而治，就是“躺平”、糊弄、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赌坊老板鹿飞龙和农民陈大山的案件中，很明显鹿飞龙是放高利贷坑普通百姓的，而且贷款的利息算法有问题，即便帅家默当场给算出了问题，他也不予采纳，反而听任讼师的一面之词，任由讼师道德绑架陈大山，让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他也不是糊涂，也不是不知是非，而是单纯因为嫌声张正义麻烦，所以断案时如何简单便如何裁决，而不管谁有理，更不管百姓生死。

作为一县之长，心中不存正义，不主持公道，可以说是典型的尸位素餐。

在处理“人丁丝绢”案时也是一样，帅家默发现了问题，提了出来，师爷告诉他之后，他一听与税相关，不由分说找了个由头就把帅家默给打了板子，试图让他知难而退。

即便丰碧玉和丰宝玉策划了一个殴伤案，在述说案情时提出了“人丁丝绢”税的事儿，方知县依然百般推诿。

因为他知道“人丁丝绢”税是烫手山芋，所以即便关乎本县每一个百姓的利益，他也置之不理。

到了后来捅到黄知府那儿，他倒事先给其他几个县的人通风报信，合伙设计阻止了帅家默的提告，别的县官都在为自己的县争取利益，而他却全然不顾本县利益，只在乎自己是否会遇到麻烦。

所以方知县是典型的混日子的懒官，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是否过得滋润、清闲，全然不顾民生疾苦。

帅家默一个小老百姓都想把一笔糊涂账搞清楚，为一方百姓争利，而一个父母官，却揣着明白装糊涂，真是讽刺。

而相比之下，黄知府倒是难得一遇的好官，帅家默提告之后，他千方百计试图想搞清“人丁丝绢”税的原委，想要分摊出去，替仁华县减轻负担，但是奈何各方都有阻力，寸步难行。

他最后不得不让帅家默往上一级告。

其他几个知县也是各有特色，邓知县也精通算术，而且沉着稳重、逻辑清晰、善于机辩。

而毛知县则是率性耿直，那半句“这苛政猛如虎”，差点把我笑喷了。

任主簿则是老谋深算，也颇懂如何跟上级哭穷。

当然，前几集中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讼师程仁清这个角色，他号称“给多少银子，就讨多少公道”，巧舌如簧，一件事儿黑的能说成白的，白的也能说成黑的，唯利是图，心中无公理、无公道。

而到后期，倒出了个反转，原来他也曾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应试时遭人陷害，三观从此改变，变成了一个看似只在乎钱的人。

实际上，这些官员的刻画，基本呈现了明朝的官场图谱。

有理想者被倾轧，当权者混日子，想伸张正义者左支右绌施展不开，哀民生者也无力改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现实……原著中，各县知县推诿“人丁丝绢”税，是因为苛捐杂税让百姓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再多加一点也会让百姓苦不堪言，剧中的也通过几个知县之口表现了出来。

“人丁丝绢”税的博弈，其实不仅只是地方上各级官员的博弈，更暗藏着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试水”，所以帅家默一介草民，才会得到上面的支持。

帅家默一个升斗小民却卷入了国家大政方针的争斗旋涡之中。

原著中，他的卷入是不知不觉的，而在剧中，他的卷入也许是有意为之的，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因此案而死。

帅家默是真呆还是假呆？

剧中帅家默确实过于呆了，但他真呆还是假呆却是存疑的。

一开始我认为他是真呆，但是渐渐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他在第二集之后的种种表现，又仿佛是假呆。

后来觉得他呆可能真呆，但不傻。

之所以觉得他假呆，是因为他看起来虽然很呆，但在一些关键时刻，还是很机灵的。

比如在争论“人丁丝绢”是否对得上数目时，邓知县认为数目对不上，因为还有运输的费用要算进去。

而帅家默临场思考了一会儿，就找出了对不上的原因，因为嘉靖年间就开始实行官收官解，所以运输的费用就不用县里出。

数目是对得上的，临场反应能力很强，而且条理清晰，讲起话来也不呆。

如果说这只能说明他的算术能力和逻辑强，那么下面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他不呆了。

第一处是，帅家默被关押后，丰宝玉去牢狱里看他，问程仁清所说的他是为了替父母报仇才提起“人丁丝绢”借以搅乱金安府是不是真的，帅家默本来在算算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明知故问“哪个？

”手停那一下，说明他明白丰宝玉说的是什么，问“哪个”是故意装傻。

这部分是比较明显的。

后面他又说，他父母的事儿他一件都想不起来了，这很明显也是谎言，他脑海里其实反复出现父母死亡那一天的事儿。

在释放帅家默后，黄知府对他们说了句“在金安府，就别想再提告了”，帅家默反应了一回儿，终于悟透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说可以去金安以外的地方继续提告。

听得懂弦外之音，和他此前似乎听不懂弦外之音，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处是在应天的酒楼里，和讼师说起黄知府让他们越级上告的目的，帅家默就推测出，这是黄知府想要一个理由继续调查。

丰宝玉当场就意识到不对了，他说：“这么精妙的推测，是你想出来的？

”

所以综合来看，帅家默很可能是在扮猪吃老虎。

他以自己对算术的痴迷，塑造了呆的人设，让人以为他很呆很傻，但实际上他是呆而不傻。

呆很可能是他的保护色，而他也真可能像陈仁清所说，是为了替父母报仇，利用“人丁丝绢”税把金安搅合得鸡犬不宁，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查清父母死亡真相，为他们伸冤。

结合帅家默的身世而言，他父亲的死和“人丁丝绢”税应该有着莫大关系。

很可能，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发现了“人丁丝绢”税的问题才被人栽赃陷害并谋杀的。

因为他父母死那天，有人和他父母喝酒。

而好几个人貌似都对当年的事儿知情，任主簿、宋通判、范渊貌似都是知情人。

原著中，也就是历史上，在帅嘉谟（也就是剧中的帅家默）之前，有两个人都曾发现过“人丁丝绢”税有问题，但这两个人还没扑腾出什么水花，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很有可能，就是被其他县的人给弄死的。

这两个人叫程鹏、王相，和帅嘉谟毫无关系。

但剧中把这两个人死亡的事情安在了帅家默父母身上，让他执着查“人丁丝绢”这件事有了强大驱动力。

帅家默死死咬住“人丁丝绢”税，很可能并非只是执着于税与数字，而是意在为父母伸冤。

毕竟他父母是因为这件事而死，想搞清真相，揪出真凶，还是得从这件事开始。

所以我认为他的呆很可能真的，但是他呆而不傻，就是在搞算术时可能显得呆，但是在需要和人辩论以及需要处理关键问题时，并不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前面说了，之所以几个县为一笔几千辆银子的“人丁丝绢”税掐得头破血流，是因为苛捐杂税太多，百姓不堪重负。

原著中提到，明朝有反复征税的情况，这也是赋税繁多的一个原因。

底层生活困苦，比如一开头的陈大山，都被逼到借高利贷、卖女儿，而上层阶级依旧歌舞升平。

剧中有一个细节，程仁清去拜会吴刚老师饰演的退休大官范渊。

范渊正在包书皮，说是回头也送他点书皮，程仁清说了句“书皮比我的书都贵。

”仅仅这一个细节，就可见既得利益者的生活之豪奢程度。

为什么这些既得利益者要反对“人丁丝绢”税的均摊呢？

他们考虑的恐怕不仅仅是当地百姓的利益，应该主要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这也包含着地方的豪绅与朝廷的博弈，而这也是这部剧的看点。

历史上，那笔“人丁丝绢”税最后依然是笔糊涂账，虽然看似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得到实质的解决，这包含了各方的妥协。

“丝绢案”引发了巨大风波，导致了东南地区动荡，所以最终，为民请命的帅嘉谟成为了平民愤的背锅侠，被抓捕惩处。

对，问题虽然也得到了和稀泥式的解决，但提出问题的人，也被处理了，他最终被发配戍边，再无消息。

帅嘉谟作为一个小人物，最终背的却是时代和大人物们的锅。

而剧中的帅家默也同样如此，他的父母被裹挟进了官场斗争博弈的旋涡，而他自己也卷了进去，很可能，也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而一笔糊涂账最终糊涂的解决，也是时代的悲剧。

小人物就不配追求正义和公平吗？

这是值得大人物好好思考的问题

写下剧评的时候看到第四集。

表面上大明节奏欢快笑点频出，非常黑色幽默有点梗儿，很轻松看下去，会被带着笑出声来。

但，看完之后会有些怅然。

只是一层皮，是啊嬉笑怒骂只是一层皮，骨子里还是马伯庸。

还是大明劫的周荣扬。

这部剧没有把大道理硬派出来，没有生涩的口号呼声没有直白表述灌输给观众的大道理，只有精心的布景巧妙的情节，让人当时不及细想事后头尾相合，潜意识中把看到的细节编织出罗网，展现一幅大明画卷。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叹叹。

谁都没有错，数学更不会有错。

再说回张若昀，从警察荣誉就可以看出他和有些人不是一个赛道的，注定不是一个赛道的，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能关注民生民息，能有所思考的演员，路定会长远。

不管是三集中帅家默为了打官司来回跑两个县衙还是第五集里想要向上报官却被层层盘剥，都展示了其实那个时候，普通百姓想要伸张正义是多么艰难。

就说第五集里，为了将状纸递上去就足足花了一百多两，一百多两什么概念，普通百姓可能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么多钱，他们一年的花费可能都不到10两银子。

如果不是有丰家姐弟资助，就靠帅家默自己，他仁华都出不去，很有可能就像那个骗钱的说的，几十大板直接打死了事。

甚至他们这一百来两银子打通的路，被人只一句话就打发了回去，再怎么努力钻营，再怎么心怀正义，比不过别人的一句话。

丝绢案错综复杂，剧里说的没错，它已经成为了权力利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窠臼，疮口在骨，想要改变就要直面权力这头猛虎。

谁敢呢？

可能只有帅家默这样的呆子才敢，他坚持公理，一根筋，哪怕直面猛兽也不会退缩半步。

这样的人物，可以说他呆，也可以说他执拗的天真，但我们，需要这样的呆子。

也许程仁青有句话说的没错：这个世道，呆子才能做好人。

可怜巴巴x1

可怜巴巴x2

短短十四集，情节上安排的很紧凑。

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戚薇的戏份，其演技见得不多，且表演多不自然。

张若昀算是一般般发挥，诸多对手戏，倒是许多实力派配角支撑起来的，一群中老年演员同台飙戏，于观众是很享受的体验，这也是本剧的亮点。

剧情题材非常丰富，有基层治理，有小民哀怨，有科考失意，有为父母之仇，有兄弟情谊，还有官场百态，使人大饱眼福。

是根据马伯庸的同名著作改编的，想到是作者根据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上的徽州府丝绢案改编成剧，加上片中对万历年间诸多服化道的还原，以及一众演员的用心演绎，还有贯穿始终的“苛政猛于虎”的体现，常会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代入感十分强烈。

粗略看书的原文，大致感觉本剧改编甚大，比如片中并未将事端闹到明帝国中枢，且历史上真实的帅嘉谟的下场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太惨了。

在电视剧里，具有善良和正义感的人们得到了他们希望的那个结局。

——可称之为《大明王朝1566》续集这部电视剧让我想到了《大明王朝1566》里面张居正曾对裕王说过的话“江南的棉田赋税的改制刻不容缓······牵涉到徐阁老，海瑞去推行改革是最合适的······”张居正在嘉靖晚年就已经未雨绸缪想到了裕王及其后继之君接位之后要做的变革，也许就是他后来成为首辅之后推行的变法，一条鞭法？

总之，改革的需要在本剧发生时候的几十年前就已经产生了。

剧中算呆子在陈述“丝绢税”的来历时就提到了是一百年前（成化）的事情。

本剧内容与剧名贴合，讲的是浙江某地的事情，此丝绢税乃一府八县范围内的税务，相比于大明王朝的朝堂地方几大势力的角逐，的确是小而微的事情，但是正是这笔“小事”却显出了大明王朝的积弊，而且已经到了中央政府考虑变法的程度了。

本剧的矛盾大体上是两方的，算呆子、丰宝玉代表的占有少数田地的农民，范老等乡绅代表的占有大量田地的豪门士族，程仁清、同阳知县、老主簿算是局外之人，但是之后都被卷入并且也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双方的第一战是在仁化县县衙，算呆子、丰宝玉对阵程仁清及几位知县。

这个时候，程仁清把常理人情放在正气公心之前，所用的辩驳手段无非也就是基于“常情”的推断，实际上也不是注重证据的，主打一个混淆视听、见缝插针、转移视线和攻其不备，加之有范老及其手下势力的帮助和崇尚无为的仁化知县的糊涂，第一场对战算呆子败了。

可是金安府的新任知府想要打破八县的联合以竖立自己的权威和开展新的政务，于是点播算呆子可以上告。

随后算呆子与丰宝玉前往省会上告，结果最后却选择了都察院的巡按御史，巡按御史表示愿意处理这一案件，一是与金安知府同系都察院下放官员，两人之间有情义；而是因为两人都肩负着试点推动新政的使命，无论两人是为名为利还是单纯出于“正义感、职责感”，都有促成算呆子厘清田亩赋税的愿望。

巡按在揽溪县设察院审理此案，给予算呆子清查架阁库的权利，算呆子的确是在查赋役黄册，而巡按却派了两个书吏在查土地登记的鱼鳞图册，其意在借此清查地方田亩情况。

由于巡按的态度使得范老等感到威胁，于是打压拦截不成便对算呆子下了杀心并且对证据付之一炬，意图使此案不了了之。

好在程仁清终究良知未泯，不忍坐视才救了两人。

同阳知县曾经对算呆子丰宝玉说过，胥吏在量田时候欺压百姓和隐瞒富户田亩的事情他本就知道，只是他一个外地来的知县在此做事必须依靠当地官吏乡绅，否则就寸步难行。

这便是那个时代的治理制度缺乏监督而且被侵害者缺少途径维护自己的后果，即使是明文规定的事情，只要相互勾结也能让你实行不了。

因此，中国古时候民众才那么期待和依赖清官，因为自下而上没有畅通的监督救济途径，程序全不透明，维权还要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或者与其有关系的人群早就沆瀣一气，总叫你无处申告。

于是，就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为名请命的侠士和官员了，因为他们要么有实力要么有权力，只要他们秉持公义，尚能有所作为。

为甚清官终究少数呢，一是他们面临的利益大诱惑难以抵挡，有钱的人自然要收买权力来一起赚钱的；二是大多数寒窗苦读的士子本就是为了名利而来。

于是，只能自上而下地澄清吏治的专制朝代兴亡就呈现出周期性。

上层的君王大臣想要维持统治就不能让下面太黑暗，否则最底层的人忍不了的时候又是一场起义；而下面盘剥百姓而远离中枢的地方官员和豪强才不管你王朝的兴衰，他只管在他这一地一世能尽可能占据更多资源财富。

知府、巡按和张首辅都意在改善民生、革除积弊，他们的立场是中央统治阶级的。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受制于地方势力。

因为后续范老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官员合力煽动仁华县以外的县民对抗清丈田亩，理由就是丝绢税会被分摊而加重其他7县的负担，百姓本就不堪重负自然不愿意。

可是这些煽动民变的人隐瞒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因为丝绢税只是少部分，真正加重他们负担的是大户隐匿和免缴赋税的田产，而只有清丈出来才能真正将赋税公平地分摊给各人。

随着上述唆使一起办的还有惩治程仁清、控制知府和巡按，范老等不惜激起民变而要将此事压下实则是机关算尽，但是太聪明反而误了卿卿性命。

当权者和得势者总是有一种自取灭亡的趋势，正是因为他们连程仁清的恻隐之心都容不下才最终导致这个关键性人物倒戈相向，正是他们胆大包天要搞出民乱才导致巡抚到来，包括马文才一个道台要急于行生杀予夺之权，这些都是自掘坟墓。

程仁清本就心怀赤子之心，从前堂上的巧言令色只不过是他生存下去的职业，他内心依然向往正大光明，于是在他最后一次违令上堂的时候他把正气公心放在了常理人情之前，他得到了自己的心安理得。

他说得对，做到巡抚这个位置，手中的权柄，过眼的事务再不是一人一地一得一失，他要看的是利害关系，是权衡得失。

他不会为了某一个人的利益来煞费苦心，他不会去管对与错这种在不同立场有不同见解的事情，他只会关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所以，巡抚来是不允许下面的官员搞出事情来自己背锅，再就是这件事情也许对自己有利。

这一点从他来到堂上开始审理案件中自始至终都没有一边倒的态度，而是根据双方的辩驳成败来决定该向哪个方向支持一下，可谓老到至极。

天地不仁，而官员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多少都只是个数字而已，“大人物”们看不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悲喜。

这部剧真的不是在大而化之地讲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真正用心一步一步讲清楚了明朝那个时候的赋税制度以及其中生出的弊端。

算呆子的爹所作丝绢全书记录的并不是丝绢税的事情，而是记录的地方上田亩丈量记录的弄虚作假。

能够反映出来的就是，大户富户因为其雄厚的财力可以抵抗天灾的威胁，而小民百姓遇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往往不是借贷就是卖产，而借贷最终还是会导致失去地产。

最终大户富户田产越来越多，更加因为他们可以串通勾结收买官吏而隐瞒自己的土地数量，其亲友故旧都可以鸡犬升天而同享少缴和不缴税赋的好处。

而国家的财政需要的银钱是相对固定的，分到每个地方的赋税就渐渐由小民百姓负担了，随着他们负担的加重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就更加不堪一击。

于是恶性循环，终至无法收拾。

这些图一时富贵的豪强和官绅往往会成为暴民首先斗争的对象，不可谓不是自取灭亡。

虽未盛极而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紧密的，只不过需要一定时间才见得因果报应。

值得一提的是方知县，他前后的转变告诉我们，不仅是小孩子需要鼓励才能向善，大人也需要引导才会维护公义，也许我们都是因为“好名声”才从善如流的，相比于理学家道学家的“诛心”，我们不要求别人有那么纯洁无瑕的道德，我们只需要他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认可他。

他更加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在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是一个正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污糟的人。

本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去歌功颂德，它向我们展示了过去历史中的丑恶，而且还呈现出那么艰难的求真道路，最大的悲哀就是最终的成功是依赖于范老等人的倒行逆施和巡抚等几个官员的“良心发现”，只在靠这些的基础上，算呆子才成功了。

要是没他那么好的运气呢，不知多少个失败的故事才成了这一个。

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未来，是不凭人的好恶、强弱、运气就能实现公平正义的世界，是我们敢于、易于探索真假、谈论对错的地方。

“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呆子，这年头也就呆子能做好人。

这世上，人心比算学更复杂。

错误，必须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