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算来我什么资格评价这部电视剧，因为我总共只看了前40集，并没看完。

但即使是这40回我也看得很不容易，是陆陆续续从天网下的。

没能用其他方式看的原因想来您也知道：因为它被禁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袁世凯的形象以及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的描述都与我们从官方的教科书和学术书籍或刊物中得来的印象相差极大。

但如果要说历史的真实，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部电视剧。

片中的李鸿章无疑是被着力塑造的人物，不同于以往的卖国贼形象的是，这里的李鸿章是一个讲求实干，精于世故，老成谋国，苦苦支撑国事的偏于正面的形象：他为北洋水师的军费与朝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不解时艰、唯尚空谈的清流派争斗；耍了手腕，但顾全大局去争取本来敌视他的南洋大臣张之洞；视满朝的非议诋毁如过耳云烟；马关和谈时尽其所能与日本人周旋（看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甚至把自己在日本被刺后治疗所需的医药费都当作筹码，他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那一段拍得最为震撼，当然，也最让每个国人痛苦）；戊戌变法时聪明地自保赴欧考察而不参与帝后之争；义和团运动时一言看破慈禧意图而联合张之洞不奉上命，力求东南自保以为国家保存实力；但在签订辛丑条约这种找骂不讨好的差事找上头时又走向前台与列强周旋（剧中在正式签字时李鸿章拦住了一起主持议和的庆亲王，而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说：王爷还年轻，这种要背千古骂名的事还是由我这老朽担当了吧。

）。

在我看来，剧中的李鸿章是一个智者，他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之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苦心维持时局；他也是一个有着高明手段的政治家，在外交、内政、经济、军事、管理等各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天才；而且，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他洞悉官场的一切潜规则，并不把事情简单化地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而是看到自己要达到的效果后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做：所以他虽然不喜欢还是去结交李莲英，在朝廷的谕旨与自己的判断冲突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又不正面对抗谕令，最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他是对的。

在这部剧中，不仅是李鸿章，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也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昏聩，无能。

须知他们能从布衣爬到极高的地位必然会有相当的才能，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是：“你以为我看不出他们那种刀枪不入是骗人的？

可那一条条汉子是真的，用好了他们就能对我有利”；而袁世凯在管理按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设防的天津时居然想起引进警察制度，让原以为可以在天津横行无忌的列强必须收敛自己的行径。

当那一队留着长辫，却配备着标准的近代警察装备的士兵跑步入场时，那两个洋人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帮签条约的怎么会这么笨，这么重要的一条都没想到。

”“不是他们太笨，而是袁世凯太狡猾了”看过张岱的《西湖梦寻》（抑或是《陶庵梦忆》？

不好意思记不清了）的朋友应该记得里边有一段提到贾似道指挥救火的场景，张岱的评价就是：贾虽是奸相，但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一段可以与我上文提到的袁世凯的事对照着看一下。

总结：走向共和最大的贡献是更新了国人久已被禁锢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构造的人物摆脱了过去脸谱化，程式化，正邪一看即知的窠臼，使历史人物比较丰满的呈现于观众面前，还历史以真实，是难得的佳作。

某位朋友在标签中将这部电视剧称为“中国电视剧之最”，我认为直至现在为止，它配得上这个赞美。

有点不足的是甲午海战那一部分，明显的偷工减料，而且减得很严重，也许是经费不足，也许是编导觉得具体战争过程对这部电视剧而言并不重要，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得了。

本来想认真评价一下这部电视剧，却发现仅一个李鸿章就写得够长，看来只好分开来评了，不过对一部长达59集的煌煌巨制而言，只用一篇文章写也是不公平的，想到这，我也就心安了。

一曲琵琶知音少——《走向共和》剧中的袁世凯与沈玉英文/荞麦花开

《走向共和》全剧有三条情恋线，罗文、田沫；孙中山、宋庆龄；袁世凯、沈玉英。

这三条情恋线，叙事手法高妙的编剧，都巧妙运用了中国文学传统里如元杂剧中惯用的“贯串道具”，寄情于物，以物表情，感人伤怀，荡气回肠，令观者如我，情难自已，中心久久不平。

一、玩具1.田沫买了一个绒线玩具猪，要送给罗文，因故未果。

后因罗文被袁世凯“收买”（接下“钦命”参议员的议员证、受了北洋买给每一位参议员的别墅楼），田沫泪斥“卖身投靠”，与之一刀两断。

2.大事接踵，袁氏称帝，未几丧身，府院纷争，张勋复辟……罗文赶到报馆，报馆已被段祺瑞的人砸得稀烂，罗文为田沫担惊受怕，翻检田沫的物件，却在一地狼藉中找到一个玩具猪。

他拿着这个绒玩具去医院找田沫、看望因坚持新闻正义被段氏当局行凶打伤的总编。

田沫此时已知罗文过而能改、反对袁氏称帝拒不签字，她含泪对罗文道，“这个玩具猪，本来就是买给你的……”两人相拥，悲喜交泣。

二、钢笔1.孙、宋初见，小庆龄尚在童幼，宋父携女为好友孙文送行，码头边上，孙叔叔和蔼地给小朋友打招呼：“这是庆龄吧？

”临行匆忙，无物为赠，取下随身的钢笔一枝，送给小姑娘。

2.多年后，二次革命失败，孙文逃亡日本，“突然冒出”一个姑娘，明眸皓齿，笑靥如花，服侍前后，体贴备至。

孙先生讷讷而问：“我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洗衣晾衫的姑娘粲然一笑：“我的名字啊，你早就知道了”然后摸出那只钢笔，亮在孙先生眼前，调皮地插在孙先生衣袋里，“我不要你的东西，我爸爸说了，你是个穷鬼”留下孙先生一脸的恍然惊喜，“你是查理的那个……那个二丫头！

”3.正果修成，喜结连理。

草坪婚礼上，孙先生不好意思地侧头低语：“庆龄，对不起，我没钱给你买戒指……”新娘莞尔一笑：“先生，早就给我了”先生诧异中，庆龄摸出钢笔。

先生旋转笔盖，庆龄调皮地伸指指指笔盖上的金圈，先生又恍然，微笑着旋下金圈，套在新娘的纤纤指上，两人相视一笑，莫逆在心。

三、白绸这是全剧最重头的一条情爱线，从第一集贯串到最后集，也是本文的重头部分。

按《走向共和》全剧，就戏份多寡而言，袁世凯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男主角。

甚且整部剧68集，完全可作一部《袁世凯传》看。

袁世凯与沈玉英的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真是看得人荡气回肠，感怀难胜。

按史上袁世凯有正妻于氏，袁世凯称帝后，于氏“顺位”为皇后；沈氏虽为大姨太，但名分上始终是妾而不是妻，并无剧中艺术化表现的袁府“后宫之主”的地位。

但《走向共和》集中笔墨凸出沈玉英，确乎造成了相当感人的艺术效果。

至少我是看哭了。

1.第1集（所标集数为海外版全68集集数，下同），袁世凯客居京华，长安居大不易，他栖身于一红粉知己的安乐窝，这红粉佳人，却是一青楼头牌。

沈玉英的初亮相，是给袁世凯遮风挡雨，一股泼辣劲儿骂得龟奴辈狗血淋头：“呸！

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也配说袁爷！

他现在是秦琼卖马，英雄落难。

朱洪武还有个讨米叫花的日子呢。

一朝腾龙在天，你们哪，后悔的地方都没有！

”打发走了这起子势利眼儿，沈玉英回到房来，袁世凯自顾自地拨弄下琴弦：“立马横刀凭谁问？

却是一红粉佳人！

”稍后他说明原由，李中堂来京奏事，该是我走的时候了。

临走，请佳人再抚一曲，他濡墨挥毫，在一条白绸上走笔淋漓。

书罢，把绸子披在沈玉英肩颈上，道：“英子，这副对联你拿着，日后我要是有出将入相的那天，你拿着它来找我。

”沈玉英展绸而读，声泪俱下：“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慨多。

”沈玉英一把跪下抱住袁世凯，感泣难已：“袁爷！

有了你这句话，我就值了，值了！

从今以后，我，我会花钱把自己赎出来，寻个清净的小院儿住下，一门心思地，等着你回来！

夜夜等着你，你可要回来呀！

”镜头上打，袁世凯也不免英雄气短，眼角潸然。

2.第14集，甲午战败，袁氏回京。

前番他流落京华，借李中堂之势复起；这番李鸿章丧师辱国，千夫所指，他也跟着吃了瓜落儿。

情蹙势窘，他又一次来到了旧地青楼，遣兴排郁，既见斯人，又有意为她赎身。

哪知龟奴却道，“自打您一离开这儿啊，她就搬到乡下去了。

真想不到，这世间还有这么有情有义的婊子！

”袁世凯闻言，神色微惊，这女人竟是言出必诺，真把自个儿赎出去了！

走前，他对龟奴道：“从今往后，别再叫沈姑娘婊子了。

”3.第23集，袁世凯告密，太后声泪俱下，在朝堂上怒斥皇帝，接着发作袁世凯：“袁世凯，你首鼠两端，我岂能容你！

”喝令推出。

袁世凯吓得七魂出窍，大呼太后，荣禄跪求，太后终免其一死。

袁世凯幸免于死，深夜回到北洋老巢，众将来迎，赵秉钧道：“找着了。

”官轿抬到一处幽静小院儿，袁世凯推门而入，不回头地吩咐“你们都出去！

”，喘息初定，他看呆了——英子淡妆素服，端坐床沿，等着他。

她果不负所言，赎出自身，独居小院，洗去铅华，夜夜静待，良人归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果然是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能。

”然后眼角一热，平地起澜，他一下奔过去，扑在英子怀里，紧紧搂住，如紧抱住母亲的孩子，边哭边嚎，“英子，我差，我，我差点儿就见不到你啦！

太后，太后她要杀我！

”沈玉英也一瞬间宛似慈母，轻拍着男人的头顶，呢喃道“不怕，我们不怕！

”熨帖抚慰着这个男人雄强外表下伤痛脆弱的内心。

经典史诗电影《斯巴达克斯》（1960）有个片段令我难忘，与罗马军队决战在即，斯巴达克斯紧紧搂住爱人，把头脸埋进妻子怀里，这个坚强无比的大男人竟然也发出了小男孩躲进母亲怀里一般的喃喃呓语，“别让我软弱……”4.第35集，太后回銮举行新政，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遵懿旨，倡明女学破旧除新。

然而破除老顽固们脑中千年森严壁垒，谈何容易啊。

为夫君擂鼓助阵，英子自作主张，领着总督大人的姨太太团，唱了一出好戏，也当了一回梁红玉。

但看英子领着“姐妹们”，大大方方，言笑晏晏，穿街上桥，走过天津城的大街小巷，走过路人老少形形色色的指点喧嚷，来到女学招生现场。

现场已经乱成一锅粥，女先生吕碧城闺阁单纯，显然已经应付不来这副局面。

沈玉英走到女先生前，大大方方道：“碧城先生，我们这些，都是你的新学生！

”吕碧城高兴道：“你们来了，我们天津新学可有希望了！

”一壁看热闹的士绅们不禁啧啧叹曰：“这群芳毕至，新学生辉呀。

”沈玉英与吕碧城咬耳朵：“是袁大人派我们来的！

”——哈哈，原来是，果然是，办事向来“不拘常格”的袁世凯事先布置的5.第58集，南北和解，孙氏解职，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电邀孙中山北上会商大计。

盛大的西式招待酒会上，大总统夫人沈玉英（按，如前所述，史实是袁世凯自有正妻于氏，这种盛大端重的场合按礼节惯例只有正妻夫人能出席，是不可能让姨太太出席的。

这里是剧集艺术加工）一袭尊贵红色长裙，向孙文伸出纤手：“孙先生，我能请你跳个舞吗？

”舞池里，袁夫人与孙先生翩然共舞，孙先生动作朴实，袁夫人舞姿灵动——看来袁夫人在西学女学的熏陶沐浴下，已由一昔日名妓中式夫人，快速娴熟了西式太太的社交本领成为大总统府内能管家、出门能交际的贤内助啊真是：泼辣能叉腰骂街怒退龟奴，义烈能言出践诺赎身从良，体贴能化身为母慰抚夫郎，机智能乔装演戏助阵女学，社交能登堂出众仪范公场！

——厉害了，英子！

6.第65集，夫人给大总统剃头。

英子：“你，真的想当皇帝？

”袁世凯：“听谁说的？

哪有的事儿。

”英子把他脑袋搬过来，仔细擦干净头表泡沫儿，“别动！

你连我也要骗啊？

”袁世凯：“你真想当皇后？

”英子俯下身来，似开玩笑似正经道：“想。

”袁世凯仰头大笑：“要是一个婊子，也当上了皇后——哈哈哈哈！

”沈玉英也笑了，捉住男人的头颈，“要是一个痞子，也能当上皇帝——”袁世凯：“那才算有理想有抱负呢。

”沈玉英：“那我也算，没看走眼。

”（荞麦按，第1集里，沈玉英打发龟奴有句话“（袁爷）一朝腾龙在天”——今儿个这可不就是，将要“腾龙在天”了）7.第67集，大公子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受到误导，真以为民意调查，全国民众希望恢复帝制，希望他当皇上。

事情败了，不但孙文蔡锷起兵，连北洋内部都反对他，段祺瑞逼宫，冯国璋请大总统退位下野，袁大总统四面楚歌矣。

但楚霸王临到头来，还有一个虞姬不离不弃；袁世凯哪怕到了穷途末路，都不会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有他的英子。

本集里的这一段戏真是看得我眼泪潸然：袁府偌大的西式大厅里，黑黢麻乌的，镜头里，只见匾额上四个黯淡的大字：诞膺天命。

灯光亮，原来匾额下还歪着身子坐着苍老委顿的大总统。

他手搭凉棚，试探着问了声：“英子？

”沈玉英从厅外走过来，袁世凯仍在唤她，“英子，关了它，关了它……关灯……”灯光关，黯淡的微光下，袁世凯原先的光头上短簇的白发丛生，同样结霜染白的，还有他的眉毛，鬓发，胡须。

在微弱的光线下，他仍是手搭凉棚，偷望向人来的方向，英子走过来的方向。

他的脸，未干泪痕。

一件天大的事做错了，他怕了，怕到骨子里了。

此生别说登顶，做人上之极，求为长安一布衣老死闾巷，亦不可得矣。

人说，帝王是最大的囚徒。

欲做帝王而不得，方为最大的自囚。

我看这个镜头，老是想到《士兵突击》里许三多，干什么总是不成，砸大锤卸装甲车履带，也砸了班长的手，他对自己的自责和灰心绝望已到了冰谷谷底，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黑暗冰冷的装甲车内，什么人也不要见，所有人都找不着。

这一刻的袁世凯，就是那一刻的许三多啊。

不同的是三多还有未来，还有尝试。

至少理论上有。

但袁项城，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再有了。

然而他还有英子。

他所有的伤痛与脆弱，黑暗与绝望，都还有这个女人来抚慰，都只有这个女人来抚慰。

他示意英子穿上那件没来得及也永远来不及穿的，皇后服。

他给她挨个扣上扣子。

她捉住他的手，苍老冰凉的手，含情含泪地看着他，一如几十年前在玉春院，他要走那天。

他让她站远了看，他苍老的头点了点，微笑满意道：“我总算，让你当上了皇后。

”她展颜一笑。

他连着唤了两声英子，噙着泪，“咱们这辈子，”连着挥了两下手，“没白活！

”英子微笑着骄傲地点点头，昂昂下巴，不让泪珠滚出来。

做女人，做一世女人，有这么个男人，对你有这么一句话，你要换我，给个太后老佛爷都不换啊，还要什么皇后。

英子骄傲地转身而去，无限满足地走到夫郎身前，她满面挂泪，手执白绸，无言递给夫郎。

他手摸白绸，老泪横流。

他的老手在那两行仍然温热滚烫一如往昔的字句上摩挲，那是他写给她，几十年来，无时无刻不珍藏她心底的两句话：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慨多。

他说：“还留着呢。

”微微苦笑，仰头一句：“我总算没有，辜负你。

”英子一笑，泪落出眶：“我知足了！

”我说：跟这样的男人比，世上的须眉，黯然无色——《大宅门》里把杨九红从青楼里带回白家，始重终弃的白景琦，算得个啥呀。

阿朱说：便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

萧峰说：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就只有一个阿朱。

这一刻，这个男人，可以说句：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就只有一个英子。

这一刻，这个女人，可以说句：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就只有一个袁爷。

天下后世，无人能够质疑这句。

（写到这里，热泪滚滚，夺眶而出。

办公室同事惊觉：你怎么了？！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袁世凯终于是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尿毒症发，是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西医主刀大夫准备手术，请夫人离去时，病床上的袁世凯挣开五指，嘶哑着嗓子奋力道：“不！

她，不，走！

”霜发斑斑的女人，将白发苍苍的男人，依然像几十年前那个夜晚，如母亲一般把孩子的头搂在怀里。

剧烈疼痛，他的头上冒出黄豆般大的汗珠。

他感受着她温热的体温，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程。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

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

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

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

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

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

　　　　　　　　　　 　　那行政是什么呢?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

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

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

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这儿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

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

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

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

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鐧，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东亚双雄版煮酒论英雄文/荞麦花开

《走向共和》剧13集，甲午败后，李鸿章奉旨赴日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后进晚辈身份作私人拜谒。

座间，伊藤问：“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

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伊藤又问：“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闻言，眯眼一笑，拄杖站起，踱步道：“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又道：“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

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应声而答：“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双目直视李鸿章，一字一句最后一问：“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按，此段日版青梅煮酒，文字几于全袭梁启超《李鸿章传》。

梁氏在全著最后一节，纵论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就包括剧集这里提到的霍光、诸葛亮、俾斯麦、伊藤博文这四位。

1.李鸿章与霍光。

梁著写曰：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

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

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

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

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

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荞麦按：剧中李鸿章只有一句话：“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梁卓如忍不住插话：“你们还是有相同点的——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

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章 绪论”）^_^）我理解剧集主创之意，也就是梁著中这句“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霍光历事三朝，两主废立，权过人主，政由己出；李鸿章固为大清第一臣，但权位、威望，视诸霍光，无疑远逊。

霍光执朝廷之政柄，权在天下；李氏持北洋之重器，职限方隅。

此诚不可比者也。

但不得不指出，剧中李鸿章这句话，剧集的意图、希望借李之口表达的意思我明白，是霍光负责全局，李鸿章则国务院的家一天都没有当过；但，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根本错误！

按汉代官制，西汉宰相制度以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丞相为宰相，御史大夫为副宰相。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虽实际握有中枢最高实权，但其官职性质，是“中朝官”，究其实，他并不是循名责实的“宰相”。

李鸿章则恰好相反，按明清两朝，名义上不设宰相，但朝野一般还是以大学士为宰相。

有清一代，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无宰相之名。

唯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

但中国人传统上总是尊崇名分，在宰相这个问题上，排班论位，那就是“名大于实”，大学士这个“虚相”排位子是要在军机大臣这个“实相”之前的。

（比如朝廷有重典，如皇帝领大臣贺拜太后万寿，左右两列，便是满、汉大学士分别领头。

）而且军机大臣不“入阁大拜”（拜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例不称相；拜大学士，即便不为军机，人称“某相”，仍可捋须颔首，泰然受之。

李鸿章甲午败后，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唯独还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属于定编定额，这边不开缺，那边想递补都递补不进来；是以《走向共和》剧中有一细节，袁世凯看李鸿章失势，去改换门庭，拜翁同龢，别时口道“翁相”，翁同龢递了一句“我不是什么相”，袁氏心领神会，这是只有“光杆”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想用他袁世凯这把枪指向李鸿章，怎样去诱使其上套，自请开缺大学士，好使我有机会“顺位递补”，成为真正的“翁相”。

（按剧中表现翁同龢想当真“相”，简直如饥似渴^_^皇帝看了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两本书，叹了口气：“贤士在野啊。

”身后随侍的翁同龢马上接口：“宰相之过。

”话儿是这么一说，但你究其实还不是宰相啊——师傅是在提醒朕这一点吗？

）——所以我们看清代官制，翁同龢哪怕什么都有了，一天没有“入阁大拜”，一天便不能称之为“相”；相反，李鸿章什么都没了，但只要大学士的缺还没有开，他就还是稳当当的“宰相合肥”。

所以《走向共和》剧编剧毕竟历史功底成色不足，稍一需要见真功夫，就露了短漏了馅儿。

要表达“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这个意思，这句话不该这么说“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据上所析，正名定义，实则“霍光不是宰相。

我是”这话才对），可以这么说：“霍光是枢臣。

我不是。

”或者再加一句：“霍光掌全国政柄，我职任直隶方隅。

不可比。

”——这样所言副所意，岂不妥帖！

2.李鸿章与诸葛亮。

梁著写曰：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

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

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

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荞麦按：剧中伊藤博文这句话“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全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此论，竟是剿袭伊藤氏^_^？

剧中李鸿章自评“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亦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论定文忠，毕竟同于传主自论^_^！

剧中李鸿章自论“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自视所业，难于诸葛。

按此论不从梁著中出。

梁著对比李氏与诸葛，各有臧否：认为总体来看，论“后此用兵之成就”，李氏“远过”诸葛；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则是重点点了李氏的命门：宰相合肥！

盖鸿章之不能尽天下人之器用、不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者，正在其持身不正，多为聚敛，“以豪富闻于天下”。

剧集虚构此段伊藤与李氏对话，于文忠与武侯比较部分，独略去合肥之“豪富”不表，得无“选择性无视”之嫌乎？

为尊者讳，似亦过矣。

3.李鸿章与俾斯麦。

梁著写曰：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

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

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

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

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

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荞麦按：梁任公这段话可谓痛快！

诚如所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学问则“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智术则“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其胆力则“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

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所引文句皆梁氏《李鸿章传》中论李之语，是为“以梁释梁”^_^）——剧中李合肥则可谓“老脸自厚”，于伊藤氏“东方俾斯麦”之面谀，泰然安受：“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试问爵相，还有半句没说吧：“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梁著写曰：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

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

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

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

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荞麦按：梁任公论“伊非李之匹也”，“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恐非仅此！

诚然，相较李氏，在全球并世政治人物中，伊藤为后进晚辈；但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

即如袁世凯，于李亦是后进晚辈，但梁启超评袁有语，“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

”——确乎如是。

朝鲜甲申政变，袁氏当机立断，先干事，后汇报，果断定乱。

迟至九天，待到李中堂北洋来钧谕，却不过“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态度十分消极。

可以说，没有袁世凯的胆勇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而坐等北洋消极退让之谕，朝鲜早已沦入日本掌中，清国宗主权丧失，恐甲午一战，得提前十年！

而在甲午清日战争中，李鸿章亦是处处退让被动，屡失先机，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写曰，“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反观袁世凯在朝鲜，甲申定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相差无几，且敌方占了先手和地利，袁氏卒能“打逆风仗”，攻入王宫，打败日人，控制国王，镇安全局，其胆勇气魄，谋略智术，皆足惊人。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写袁氏甲申定乱：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

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

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

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

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

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

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

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李鸿章暮年暮气已重，以一垂老怠懦之翁，与新锐之日本陆海军争胜于疆场，固有勉为其难者矣；由是，笔者有一大胆揣想，若甲午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凯，陆军海军之编练皆严整，有新法，甲午战事亦由袁世凯为帅指挥，则鹿死谁手，或未可知？

虽然，历史焉有假设？

惟馀一叹。

上段文跑题了。

少壮可畏，安知袁慰庭不如李中堂；后生可畏，焉知伊藤氏不如李鸿章？

事实上，“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梁启超《李鸿章传》“外交家之李鸿章”），此则李氏不如伊藤氏者，正不止于梁任公所云不知“政治之本源”一事焉——外交上，李鸿章之不如伊藤博文，亦以夥矣！

除对朝鲜之外交，多落伊藤下风，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又堕伊藤彀中，约定日后朝鲜有事，中日共同派兵，“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于是“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梁著中写，“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吾人默察伊藤内心，恐亦未免无对李鸿章傲然自大之气之一句不动声色的默不作声：“咱们走着瞧。

”扮猪吃老虎，正是：鸷鸟之击，必匿其形；貌似谦恭，实为麻痹！

此正东亚双雄版陆逊破关公！

剧中伊藤博文问李鸿章：“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伊藤闻言，默然片时，仰天大笑，其状甚悦。

至于这笑的内容，恐怕后人也自有评测了！

荞麦花开写于成都2017年1月22日

《走向共和》的禁播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一方是雄心壮志在反映政治的文艺作品上写上雄壮的一笔；一方是认为有影射嫌疑而视作洪水猛兽。

十几年前的中国有种特别的文化现象，作品一涉及禁止出版，反而成了畅销之作。

人们更加怀着猎奇的心去探求神秘，然而如果将盖子解开，其实什么过火的东西都没有。

一些人实在是多虑了，即使没有禁播，观众对这样野心庞大的作品也不会抱有多大兴趣。

况且，用孔夫子的话来说，《走向共和》，也许尽善矣，但未尽美矣。

它的前面三分之二，清帝逊位之前，可以说是及其精彩的，后面围绕共和政体的较量，还略逊笔力。

近代史，离我们很近，但我们所见到的未必就是历史的原貌，甚至连冰山一角都未可称是。

那么对一百年前这段至关重要的道路选择，这么重要的命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扛鼎之力。

或许如李鸿章所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关于历史认知和接受，各方面都没做好准备。

本剧在一些人眼中被视作用力过猛，另一些人则对深度不买账，实在也是时代本身的局限。

即使今天，中国该往何处去？

我们依然很难跳出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评析。

就文艺作品来说，也只能从前50集的一些细节去看那——最后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

袁小九的丁丁。

有种说法，本剧的不和谐处在于为袁世凯翻案。

但是看完整个68集，也没看到哪里洗白了袁世凯，他从始至终就是一个野心家。

就历史来说，简单的善恶对立有失武断、容易误判，进步或者落后也容易随着时代环境变化。

但文艺作品还是有一种导向性，很明显本剧首鼠两端、心狠手辣的袁世凯一直就是个反派。

像李鸿章对这个反复无常门下走狗的评价“当年我打太平天国李秀成，苏州的城墙那么厚，还没你的脸皮厚”。

得势时，车马喧天招摇过市，家里的小九在轿子里对着外面撒尿。

这种粗鲁就像那小丁丁一样，路人皆知。

看了几集我真的没有认出袁大头竟然是孙淳扮演的，为了演好这个土肥圆，孙淳增重30斤，可谓基本摸透了袁项城的本性，充满权力欲与谋略的地方军阀，这种人不单纯出现在近现代的千年变革之中，历代都有，他是董卓、是安禄山、是朱温、是吴三桂。

徐桐的菊花、张之洞的胡子、康有为的眉毛。

为什么前面50集好？

好在丰富性上。

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不同阶层属性的中国人表现出的是截然相对立的态度。

理学家徐桐，历仕道、咸、同、光四朝，练就一身封闭陈腐的习性。

李鸿章因为马关条约下野，这位道学先生入阁当大学士的美梦即将实现，清风徐来，徐桐对儿子徐承昱说，老夫处世，修炼最高的就是一个“定”字，又问儿子“最近读了什么书？

”，徐承昱说“一本都没读”，“哼！

”老夫子正要发怒，徐承昱陪着笑脸道“儿子就在家种满菊花，阅菊之清操”。

好个鲤亭之训，结果八国联军攻来之时，老夫子是有些气节，要和儿子一同自尽名留青史，儿子开脱说“老爹，你先死，我还得给你收尸”，好孝顺，一溜烟跑了（电视改为清廷赐死）。

比起徐桐的保守，属于洋务派的张之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就高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办汉阳铁厂，造铁路。

然而张之洞的问题就在于见识太高，太能想，像第一集洋人记者莫理循评价当时风头最劲的两个汉族权臣那样“南洋李鸿章少说多做，君多说少做”。

为了凸显奸人本性，本剧的张之洞形象和翁同龢一样，都是个大胡子的胖老头，按今天的说法是国妖，捋着大把的胡子，问其妻曰“吾与城北徐公孰美？

”立宪派，在晚清比起保守派、洋务派又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康有为也是一直顶着忠君爱国、公车上书的帽子被中小学生们仰慕着。

这是书生救国的典范，虽然不成功。

谁知道越来越多内廷文献的披露让我们逐渐看到一个内心猥琐、阴谋误国的南海先生。

剧中广东乡野塾师小胡子康有为奉召行走，李鸿章派人来也被赶出去。

对镜自视，画眉深浅入时无？

段芝贵的帽子、小德张的嗓子通俗地说，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段芝贵是袁世凯的马仔，剧中袁世凯又是庆亲王奕劻的马仔。

段芝贵讨好奕劻更加顺理成章。

名妓杨翠喜是他的老婆，却被送给了奕劻的大公子载振（这小王八也是色得不要不要的，拿着把枪去强奸杨翠喜，说杀了我，我上天堂；让我得了你，我也上天堂，果然坑爹皇二代，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京城开兰博基尼的那个）。

段芝贵得了这么大一定绿帽，同时换来一顶破格的黑龙江巡抚帽子（被瞿鸿禨抓住把柄，下面会讲到），可怜的是同样追求杨翠喜的李叔同啊，只能长亭外古道边了。

不同于导演的另一部作品《大明王朝1566》，晚清的太监可不是善茬，虽然也是命运随主子沉浮，但那凶狠劲，实在也是恶狗当家。

李莲英是坏人，对宪政处处掣肘，小德张更奸猾。

李莲英像主子慈禧，小德张就像袁世凯。

慈禧虽狠，尚有章法，小德张就没节操了。

小德张是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总管（张之亮有部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莫少聪主演，而本剧的小德张后来参演《大明王朝1566》演淳安县的一个和海瑞作对的县尉，惟妙惟肖）。

封建王权要抄家、要杀头，全靠传旨太监的那个公鸡嗓子来吼，有的时候，他们的嘴，就是圣旨。

这个毫无人伦的制度和制度之下的人性扭曲，也是王朝的一个暗角。

慈禧的咖啡被误认为洗白的还有慈禧。

作为中国封建两千年最后一个有威权的实际统治者，这老娘们有她目光短浅的地方、有她识大体的地方、有她耍性子的地方、有她无可奈何的地方。

作为中兴时代的过来人，叶赫那拉氏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年轻的时候，6天内斗倒了顾命八大臣，杀伐决断，其手段、其魄力可见非凡。

年老的时候，女性的反复无常多了些：一会顺应潮流放权给光绪，一会大发雷霆收回来；一会想利用义和团杀洋鬼子，一会让他们给列强当替罪羔羊。

就像李鸿章带来咖啡，慈禧喝了一口，是提神，但是喝不惯，还是没有我们的茶叶好啊！

她所做一切的出发点不过是把老祖宗的家底保住，一个寡妇也不容易，创作者在她临终时给了最大的尊重“立宪预备期可以缩短”。

吕中的表演平淡有味，比斯琴高娃动不动就吼的孝庄好。

载湉的钟表、载沣的手枪李光洁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被挑中出演一心图治、命比纸薄的德宗皇帝，这个形象和历史书里的那个大帅哥还真是像。

光绪和明治，都是希望在现代化转型中推动国家进步的年轻皇帝，然而明治没有那么多束缚，他的绝食让日本海军同仇敌忾，一个目的——击沉北洋海军！

（这点上处理地过于简单），而同样冲动的光绪却生活在我中华文明之中不能奋起。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修钟，钟是一个非常明显突出的意象，是在算老佛爷的年寿呢？

还是大清朝的亡国？

滴答滴答，满屋子的钟表。

钟表是个洋货，洋人用钟表在计算工业革命的进度，光绪却只能用来计算自己的末日。

西洋在快速的前进，可我载湉却看不到了。

信错了康有为、信错了袁世凯。

这个仇留给弟弟来报。

载湉的弟弟，溥仪的父亲，清朝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也是个冲动的汉子，清朝已经日薄西山，他一心只想着拿枪蹦了袁世凯。

时局到了1908年，无论杀袁或是用袁，都于事无补了。

李鸿章的膝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最能折射时代认识变迁的镜子。

这个代表中国签订以《马关条约》为主的无数“丧权辱国”条约的汉族大臣，背着卖国贼的恶名被汉人骂了一百年。

然而这位曾国藩之后的股肱之臣，一手缔造了北洋水师的中堂，被称为大清裱糊匠的安徽人，拆了东墙补西墙。

剧中为表示关爱，慈禧赠送李鸿章一个侍妾红儿，乖巧的红儿给年迈的李中堂制作了一个护膝，以防久跪不起。

结果还真派上用场，小德张故意在李鸿章跪的地砖上划了深痕，让他跪得更痛。

后代人疑惑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实在显得幼稚。

只有曾帅、李帅这样的人才知道如何在功高震主的情势下恪守臣子的礼节。

诚然他的思想明显属于旧时代，在他脑海里甚至都没有出现过立宪或者共和的概念，他就是一个埋头做实事的高层官僚。

时人说他“不学无术”，的确，李鸿章的学问比起张之洞是差远了，可即使他的政敌梁启超也不得不称他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之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史之一人物。

在晚清四大传记之一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把李中堂同霍光、王安石、俾士麦、伊藤博文等古今中外人物比较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李鸿章在诸葛亮之下，郭子仪之上。

谭嗣同的刀作为戊戌六君子，可能你不一定知道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和康广仁，但没有人会不知道谭嗣同的那首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后两句是“我自横刀问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崇高的美学，无畏的气节！

剧中设置同样流亡东京的王照识破康梁的阴谋，认为这两句诗是由善于鼓吹的梁启超将原诗“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所改。

无论这首诗原作如何，我所敬佩的谭嗣同，无需大义凛然的形象，他只是一个真实、真诚的人。

很多年前，在一部老电影里看到谭嗣同劝说袁世凯起兵离开后，矛盾的袁世凯用剑挑起桌上的一本谭嗣同的著作《仁学》（谁能告诉我这部电影的名字？

），我还以为这是导演瞎编的作品，后来才知道谭公真有此书。

“各国革命无一不流血而成，而中国未闻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个“仁”字，袁世凯不配，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不配，只有谭嗣同配得上。

恽毓鼎的奏折现实中的恽毓鼎是翰林院的史官，他的日记是对晚清政治演变的一个宝贵文献，而剧中的恽毓鼎是个御史，同样的功能，都是对执政、咨政提供反思。

恽毓鼎的奏折，参的是他的老师瞿鸿禨。

作为清流，瞿鸿禨应该是黑暗王朝最后一丝光亮。

被慈禧拔擢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深谙中庸哲学，他冷静地观察各派势力底细，适时发力，借段芝贵打压腐败的庆亲王奕劻，却最终无奈，被与后者联合的夙敌袁世凯共同排挤。

最后，瞿鸿禨还帮学生恽毓鼎写下弹劾自己的奏疏，为的是给贫苦的恽毓鼎赚到那袁世凯收买他的五十万两。

剧中作为李鸿章之后的维系王朝的正义力量，文有瞿鸿禨，武有岑春煊。

维新派将领岑春煊在庚子年间护驾勤王有功，被慈禧优待。

他本可以和奕劻勾结，或是和袁世凯一样成为军阀。

但他利用慈禧对他的信任做的都是公忠体国的事。

粗中有细的他还是算不过奸雄袁世凯，用一张和康有为的PS合照，被剥夺了慈禧的信任。

瞿、岑的离去，代表着支撑王朝的最后一点星光都淹没下去。

接下来，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就是众生哓哓了。

大清王朝的背影还有很多，这一群人，无论是奸诈如袁世凯、无奈如李鸿章还是耿直如岑春煊，都似乎被什么压着，低着头，慢慢地走进黑暗中。

太后的寿袍有点大文/荞麦花开

10集，太后：“李中堂，你来得正好。

看看我这身儿寿袍做得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画的样子。

”李鸿章一看，寿袍上绣的是龙！

这可是逾制了。

正名定分，太后再怎么也只是“后”，后世修史，慈禧端佑皇太后再怎么也只能以文宗孝钦显皇后进《后妃传》！

李鸿章儒臣，纲常名分，唯此是大，所以他微微一笑，躬身回话：“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自然懂得，转身也是微微一笑，若不经心地问随侍一旁的李莲英：“小李子，你说呢？

”李莲英忙回话：“不大！

挺合身儿的！

”太后一笑：“奴才就是奴才……李中堂说的大，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不懂啊？

”李莲英：“奴才以为，太后就是把天上的云彩摘下来做衣服，也不为过！

”李莲英这儿的回答也是一个标准奴才的回答，就是甭管他听懂没听懂，什么名分啊礼制啊这些个东西，是你们那帮子读圣人书的文士儒臣的事儿，奴才我这里直接绕开这个，只从东西好不好弄这点儿上打马虎眼儿——太后别说把天上的云彩、就是把云上的星星摘下来做衣服，那都不为过！

按，名分纲常，立朝之本；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自昔社稷之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于名分上下，虽毫厘必争。

宋之章献明肃刘后，抚育幼主，明于决断，政事精明，权欲旺盛，一如清孝钦后之前代翻版。

然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社稷之臣，据理力争，断不容母后逾制，牝鸡司晨。

《宋史 王曾传》载王曾争一“权”字：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

……帝崩，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丁谓入，去“权”字。

曾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

称‘权’，犹足示后。

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

”遂不敢去。

《宋史 范仲淹传》载范仲淹极言天子不可率百官上寿太后：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

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

”清代皇权专制集权，逾于历朝；更以部落入主中夏故，汉臣惮于放言无忌——是故抗言谠论社稷之臣如宋之王文正公范文正公者，不复现于大清朝廷矣。

虽然，李鸿章重臣也，儒臣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睹“八佾舞于庭”而诺诺不作一辞，乌见其为圣人之徒！

然剧集前边他教盛宣怀之言诸君曾记否——“身居庙堂，危乎高哉；谨言慎行，才是根本。

”大清不再是大宋，慈禧端佑皇太后也不再是章献明肃皇太后，我李鸿章又怎能以王曾范仲淹自期？

所以他的“谨言”是委婉地进一言：“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当然明白这些个汉臣读书人的腹内隐指，所以她微微一笑，明白告知：“李中堂，大点儿好，六十大寿，大点儿穿着气派！

”——这是大清朝可以说是最懂政治的两位九段高手在“搭云手”，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精髓奥义，尽在其中。

——他如大洋对岸彼邦米国之“纸牌屋”，小儿科耳。

说起神剧，《大明》和《走向》一直被豆瓣所推崇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受此影响，看了两部剧，拍摄制作方面基本是无可挑剔，绝对的高质量但是也仅限于此了《大明》还算比较好一点，因为主要是在权谋，即使过于在意刻画权谋，而失去了真正的治国理政，眼界有些窄小，但是影响不坏而《走向》这部剧，影响过于恶劣我之前还打过五星的高分，现在看起来真是年轻了因为当时对晚晴的历史没有过多了解，加上受大环境影响，对教科书的偏见天真的以为真的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当我真正了解那段历史之后，才觉得这句话的搞笑“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情”，是看结果的，而不是过程李鸿章办了一辈子洋务，结果是水军全军覆没、陆军大败，赔款割地直接让日本崛起左宗棠收复新疆，保住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内地的战略缓冲区李鸿章死后，各大银行存款上千万两，“宰相合肥天下瘦”啊左宗棠死后，存银几万两李鸿章真的配不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这句话，他只是一代人捞了几代人花不完的钱而已其间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跟沙俄谈判他就卖国得了300万卢布才过去不过一百多年，就有人急着翻案了，这部剧也是几个历史学教授联名要求停播的，现在看来。

真是史学家的良心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剧，拍的越好，影响只会越坏，毫无可取之处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或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二句更为世人所熟悉，然而这版本是康有为改的。

不错，改后全诗霸气外露，豪迈千云，符合就义之气节。

然而原诗叙述口吻更为客观，是时代的缩影，是清末民初“大人物”们的缩影。

而《走向共和》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明争暗战有血有肉的陈列出来，不失为历史普及的好材料。

从而使人好好品味那些早已熟知却不甚了解的人物。

康有为：既然从谭嗣同的诗开始，那不妨先看看其师康有为。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他的坟墓，说他是 “古今第一大保皇派”。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

仔细了解发现，他当然配不上“古今”二字。

然而说他是民国第一大保皇派，却是错不大多的。

当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连摄政王载丰的积极性都不如他。

张勋就更不用说了，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康有为戊戌后流亡海外搞“保皇派”，处处为难孙中山。

每天叩拜光绪所赐的衣服，训梁启超忘恩负义。

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很难，因为他总是隐瞒事实，鼓吹自派学说。

但我幼时所知的康有为，是怀着进步思想的，是清朝改革派，是为变法鞠躬尽瘁的伟人。

怎么会这样？

四个字：其人迂腐。

这种迂腐，杨度也有。

用袁世凯的评价：康有为书生气过重，过于纸上谈兵，不办实业。

说白了，康有为是一个满脑子被君宪理想占据的人，这是他人生的全部。

只要有机会，就不会管任何局势，实力，缓急去大刀阔斧的实现理想，是个死脑筋。

自觉有理在手，恃才傲物，听不进良言。

因此，他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怎么也不能实现。

这不得不说是专制主义的毒害，忠皇之心太过于根深蒂固，科举制度下的书生是改变不了的。

梁启超：那为什么梁启超就改了呢？

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成，他就回国赞成共和，不搞君宪了呢？

难道他不记得谭嗣同就义前要他坚持这理想了，抑或他的学生徐锡麟转投共和打动他了？

不是。

用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卓如，你老师不如你睿见，你迟早该自立门户”。

这说的意思是，梁启超会顺应时代潮流。

康有为参加过3次科举，连末代状元张謇都说南海先生才是真大才。

但监考司徐桐认得出康有为的卷子，总以其主张过于狂放为由，不让中举。

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得光绪召见，这种知遇之恩从此为康有为悲剧的人生打下基调。

但梁启超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康有为的君宪思想，未受科举毒害。

以谋求万民幸福为任，对国体的立场并不坚定。

他没有和清皇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犯历史错误，顺应潮流。

袁世凯称帝时想找梁启超做君宪顾问，张勋复辟时想拉拢他，他断然拒绝，正是如此。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劝他自立门户确实为后世做了好事的。

像后来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帮蔡锷离京等等。

如果没有梁启超斡旋，还真不知胃口大的袁世凯会把民初的政治体系毁成什么样。

慈禧：慈禧自己说：“我这个人，最要面子”。

这大概就是她整体的写照了。

简单说来，就是要让自己过的舒舒坦坦，有头有脸。

她要的手下，最看重忠心，其他次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奕匡贪财的程度在清朝恐怕仅次于和珅，可她就凭他忠心，让他坐到了军机首辅。

而瞿鸿机清廉爱民，慈禧一听人家说他有自己的小揪揪，马上革职回籍。

慈禧做事最爱争。

恭亲王奕昕朝政上争不过她，最后直接出家了。

后来李鸿章找奕昕说，这太后怎么就管她寿辰，不理北洋备战甲午了呢，我要不要争争？

奕昕说，这个嫂子阿，我最了解了，千万别和她争，服从就是了。

也就是说只要属下摆出一副万事都是为了服从和孝敬太后的样子，那具体这是个什么事，根本无所谓。

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句：太后之事无小事，哄得慈禧心花怒放。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不给北洋水师钱买炮弹，却拿这笔钱去修葺（仅仅是为了修葺就花六十万两银）颐和园。

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开始赞同变法还政光绪，后面又追杀戊戌六君子。

还有她向来谨慎，但一看外国支持光绪不支持她就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导致辛丑之变了。

另外开始恩宠岑春煊后又怕其为康党革职查办也是因为她性格上问题。

用她在戊戌政变后说的话，我就是担心谁不让我过舒服日子，要是真这样，我决不放过他。

一志金钗就几万两黄金的太后，恐怕是清朝第一人。

但她又不全是负面的。

以上这些历史错误，是因为她一些传统的女性思想作祟，过于保守和爱面子。

然而她的政治觉悟却很高。

她甲午之后不罢免李鸿章，后来力保袁世凯实施庚子新政，都是因为她明白谁是能帮助清朝延续统治的。

在她当权的时代，她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训练了一班绝对服从的奴才，力保政策的执行力和国家的统一，对人的体察细致入微。

如此，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

总而言之，慈禧是并不比道光，咸丰们差多少，但她总也不开明，走不出个人观念狭小之限，以致于耽误了很多事。

除了上面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没有为国家培育多少栋梁之才，把皇亲国戚宠坏了，间接覆灭了清朝。

光绪：通识历史教育中的戊戌变法容易培养学生片面同情光绪而憎恶慈禧。

然而，一个人总是多面的，而历史的偶然总是脱离不了背后的必然。

慈禧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此前提到，是因其自身性格观念所致。

而光绪的失败，自然事出有因。

除了无实权军权之说外，我觉得还有如下些原因。

首先不妨看看，光绪帝载载湉是个什么样的人。

咸丰皇帝死时没有儿子，慈禧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过继过来做太子，是为光绪。

奕譞体弱有病，代朝廷检阅北洋水师后吟诗一首，结果被慈禧怀疑不忠，说了两句吓死了，胆子就这么点大。

这样看来，他儿子光绪不屈于慈禧的权威才怪。

再者，光绪过于操切，变法一开始就裁撤六部，废军机大臣，让杨深秀刘光第这些六品以下完全没有权势和人脉的人直接处理奏折，必然引起官变。

这么没头脑的决策只能说明光绪和康有为一样，只有热情抱负，不管实情局势，没有政治觉悟太天真。

还有个小原因，就是翁同龢提前下野。

由于奕昕突然病死，走之前说翁同龢不忠，导致慈禧下定决心将他革职。

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在外地，朝堂上无人与刚毅徐桐对抗。

康有为是翁同龢介绍给光绪的，如果变法时他仍是军机大臣，变法时间或许不会这么短。

另外，光绪被毒死也是因为他太天真的缘故，公开表现出一副和慈禧袁世凯耗时间的样子，于是非慈禧所能容了。

载丰：其实清朝的灭亡，载丰“功”不可没。

光绪无后，慈禧便生了立溥仪为继之心。

但溥仪太小，所以他便擢拔载丰为军机大臣让他先行历练。

可是他做的事基本就是和袁世凯作对。

这种只看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大局的举动只能用娇气来形容。

结果知道慈禧死，载丰也没学出什么经世治国的本领。

他将所有要职都给皇亲国戚担任，最后完全腐化了清廷。

在兵权上又没斗过袁世凯，遇乱世没有变通的能力，只得被赶下台了。

后来孙中山到访载丰，觉得他在清廷逊位的事上做出了贡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李鸿章：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遗言是，凡事退三步。

这是曾知道李鸿章不喜归隐，操心诸多。

甲午战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平生最敬重李鸿章，不光点名要李来马关签约，后来还钻研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

再后来，载泽端方的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伊藤博文公开批评清朝没有给李鸿章发挥的余地。

从伊藤的表现我们得以窥斑见豹知李鸿章是清末难得的有才干和头脑的人，且政治手腕也不输张之洞等人。

然而他被迫背下了许多骂名，实属无奈。

这才干方面，众所周知，创立轮船招商局，培养清末第一官商盛宣怀，修铁路办铁厂，创建当时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

办洋务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

当年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破产，是李鸿章用官督商办救的。

所以张之洞虽然总想与李鸿章争，却又不得不服。

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署（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时，手腕很硬，外国人对他又恨又怕，他的继任者奕匡连他的十分之一也不及。

鄙人幼时见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均有李鸿章在场，对他颇有偏见，现在想来，是不对的。

慈禧每每派遣李去谈判，自是信任李的能力，而且李鸿章确实能争回一些利益。

但每次都要去签不平等条约，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李鸿章这份为国分忧的心难能可贵。

他在马关被日本乱民一枪击中脸部，近70岁仍不退缩并以此减少战争赔款，让人钦佩。

所以，后来梁启超劝李鸿章不要去签辛丑条约，说以先生之才可以领导革命做民国总统，何必出此下下策遭后人唾骂。

但他回应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

他心底并不是不知清廷制度之腐，只是不想首鼠两端，打自己一巴掌。

后来奕匡在辛丑条约上迟迟下不了笔，李鸿章说：“这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你路还长，让我这七旬老人来写吧。

”在感人至深同时敲响了晚清缺少像李这样后继儒才的丧钟。

甲午中日战争，在我看来，必然是对清朝打击最大的一场。

洋人在晚清的眼中一直是外来势力，所以吃败仗只是无奈，过一会儿便好了伤疤忘了痛。

然而日本却是自古是中国的藩国，输了颜面何存。

所以这一仗乃是敲山震虎，让中国人痛到骨子里，间接催生了后面的各种革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要感谢日本这个催化剂了。

《走向共和》中对于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从军心来看，北洋水师建立已久，官僚腐败，而提督丁汝昌软弱纵容。

日本新式海军受天皇感召，满脑子民族主义，来势汹汹。

从装备来看，日本吉野号战舰是新式的，航速比北洋最快的军舰还要快7节／每时。

话说这吉野号本是李鸿章订购的，岂知慈禧怕修颐和园的钱不够，不愿拨款，日本趁机出高价买去。

所以北洋战舰大而慢，日舰小而快。

从决策上来看，李鸿章下令死守威海卫，而光绪认为战不能退，士气不可泄，冒然出击，直接导致战败。

可笑的是，李鸿章竟然要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直隶总督。

另外，古书兵法上所讲一鼓作气的策略我认为是纸上谈兵的。

装备，军力，地利，分兵，战点这些才是实的东西。

孙子兵法也没说一腔热血蛮干能嬴的，关键要巧。

翁同龢与瞿鸿机：洋务派之外的清朝朝臣，除了徐桐刚毅这般未开化的顽固保守派之外，就是翁和瞿这样懂古典政务自恃清高的大臣了。

徐桐和刚毅对洋人的那种视为怪物的观点最终也每让他们有善终。

鼓动义和团的下场就是被洋人逼死。

翁同龢与瞿鸿机有看点正是因为他们若放在别的朝代，则可视为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的典范，可惜在清末民初的大环境下，只能落得悲哀的下场。

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心胸都很狭窄。

翁同龢在钱财上为难李鸿章，打小报告这些做法在他自己眼里认为是对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品行端正，骨子眼里看不起办洋务的大臣。

就像瞿鸿机与袁世凯作对，一开始不过是因为看不起袁世凯没有科举出身。

他们可以办政务上的事，却生怕科举等与自己相关的制度被否定，只因担心自己的名誉有损。

如此这般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上出于下风，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

而且更为天真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乱世中虽不至于有大作为，但为官端正清廉，可明哲保身。

然而慈禧却不看重这个。

一旦挑拨，慈禧就罢免他们。

归根到底他们在朝为官没有摸清统治者的脾气，这样再自恃清高反而容易招到统治者的厌恶的。

“杨翠喜”案斗不过袁世凯正在于瞿鸿机自恃有理，去不知程序上有讲究，最终被人反咬。

另外，瞿鸿机被其徒吴毓鼎参劾一案我倾向于是瞿自愿的。

事实上，就算吴不参劾，瞿被慈禧架空事实已在，被罢迟早，瞿不如做个顺手人情，送其徒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上策。

荣禄：荣禄这个人一直是不喜出头但心里有个样子的。

所以比起李鸿章，慈禧更喜欢他。

当年翁同龢一状让荣禄去凉州待了20年，他一声不吭，足见其忍耐力之好。

慈禧觉得亏待他，所以让他在甲午之后接了李鸿章的班。

他知道自己才干不如李中堂，所以一切保持原样，上朝议事也不发言。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没有主见的。

他自知光绪大动根基的变法不可行，任刚毅和康有为在朝堂上吵而一言不发，其后在颐和园一跪就是两天，以看太后脸色。

后来他力保袁世凯，要求严惩刚毅许彤以平洋人之气，这些都看出他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有见的的。

这种隐而不发的个性恐怕更为可怕。

戊戌变政里，荣禄悄然用兵，秘密操作，才使得慈禧在政变中大获全胜。

袁世凯：事实上，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培育，荣禄让袁世凯在天津大练新兵，以及二人后来联合推举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等等，在历史大潮下，是没有错误的。

一则袁世凯在办事上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二则晚清实在是缺乏一些又忠又厉害的人才。

李和荣禄都知道袁世凯是一只饿虎，所以临死前对袁的劝诫都是不要生出谋逆之心。

没想到后来果不出所料。

这样一个枭雄，从其人生的经历来看，没有什么亏的。

军机大臣，总统甚至皇帝，他都尝过。

从被人追杀寄人篱下到叱诧风云呼风唤雨，袁世凯学会了谨慎和自保。

只要能保住或上升自己的地位，他是不在乎政治立场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上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

” 这大概是他处事观的写照了。

他能从团练升到军机首脑，因为他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被统治者青睐。

他在戊戌变法中站对立场，也是出于他的政治嗅觉极高。

他善于把握别人的关键人物的喜好和弱点从而笼络别人，譬如奕匡和李莲英。

这使得他在慈禧晚期如鱼得水。

同时，他心机极深，诡计颇多，例如“杨翠喜案”中他抹杀证据的手段以及强调西式的传讯方法让载丰无功而返。

他心知慈禧死后，载丰必然发难，所以深植党羽，掌握实际兵权，却又在慈禧面前演一出移交兵权之戏。

间接导致了后来载丰被罢黜倒台。

我相信，任何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官员都不会愿意与这种人为敌的。

瞿鸿机的下场就是明证。

在“宋教仁案”后毒死内务总理赵秉钧体现了袁世凯心狠手辣的一面，间接导致了段祺瑞和他的离心离德。

孙中山在法治的地区长大，政治手段是比不过在清廷的人治系统下打拼的袁世凯的。

袁世凯钻《临时约法》的空子，让大总统的职权接近皇帝就是他手段更为狡猾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一事是让他身败名裂。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受清廷政治系统的毒害。

袁世凯看了半辈子皇上的尊贵，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劳比皇上还大些。

况且虽然他这个大总统权利无限，但做黄帝是他的心愿，使得他犯了政治错误。

其次，杨度也责无旁贷，这个死脑筋火上添油了一把。

再次，袁克定伪造的媒体体气氛也让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

这个错误导致了袁世凯含恨而终。

当然，袁世凯的出现对于历史的推动是有正面贡献的。

除了最后的称帝，他确是审时度势之人。

庚子新政中力陈变法，坚决废黜科举的措施都与他看清世界局势有关。

而最后他虽位居首席大臣，却仍然不愚忠于清廷，也和他认为革命的大体趋势是不会熄灭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精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但对于民主的贡献，他的价值观还是受限，这确实是他个人的悲哀吧。

北洋幕僚：徐世昌：跟随袁世凯最久，对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徐世昌了。

与袁世凯最交心的也是他。

组建天津新军的阵容，在东三省为他安插势力，以及后来料理内阁事物，徐世昌都出了力。

徐世昌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他总是很会躲乖退隐。

而袁世凯念在旧情，也从未把他怎么样。

辛亥之后力荐袁世凯出山，反对袁世凯称帝，都能看出他识得大体，是能辅佐君王的好文臣。

段祺瑞：在这一干直系军阀中，赵秉钧忠心，但不得不为“宋教仁案”赔上性命；张勋愚昧；冯国璋喜欢躲在暗处；曹琨鲁莽；段祺瑞则狡猾。

袁世凯民国以后重用的军人就是赵和段。

赵死后，段任陆军总长，掌握了军队的总指挥权。

在袁世凯手下，段祺瑞确是表现出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做打手。

但实际却利用袁的信任，培植了自己的死士。

等到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便可以站出来反对了。

最后毫不客气的要挟袁世凯交出陆军权，活活气死了袁世凯。

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最像他，但段祺瑞却背叛了他，这也是一种悲哀。

但段祺瑞总算是袁世凯的实际继承人，在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兵力不如段，最终落败。

张勋不成气候，也必然被段祺瑞直接消灭了。

杨度：我不明白为何君宪派的人都容易变的书生气。

康有为如是，杨度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和孙中山说要公平竞争，大大方方的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最后直接导致了兴中会的壮大。

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好胜心太强，所以一直不服孙中山的理论。

最终成了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引子。

他对政治上的交易操作，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但一听君宪，就一股脑干劲。

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瘾吧。

至于他后来又变换政治立场，大概也与他不服孙中山有关吧。

真是世外奇人。

孙文：最后在看看孙中山。

其实人们对他的了解很深入，他的伟大也无需赘述。

孙文首先是一个执著的人。

和君宪派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主张矢志不渝。

这种思想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了还要二次革命。

知道民主为止。

但他早期直接陈书李鸿章，和康有为争论，却是没必要的。

因为上面两人的政治观与孙文明显不同。

除了很烈，孙文也很纯粹。

他心中的理想大于他对于权力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

这才使得他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加快了共和的进程。

但他这种纯粹使得他政治主张有余，政治手段不足，被非革命党人窃取许多革命果实。

他的刚烈，纯粹，以及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让民国不至于倒在摇篮里。

这也算是天数使然吧。

用毛主席的话就会是，孙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孙中山说：“国家要进步，就要走共和的道路。

”杨度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到大清的太平军义和团几千年了，可总有那么一帮人老想着把一个国家推翻了重来，动不动就砸破烂摊子，一言不合就落草为寇，到头来怎么样吗，小孩搭积木，搭了毁，毁了搭。

就算搭成了，不过是改朝换代。

”孙中山说：“不，不，我搞的革命跟过去的改朝换代那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推翻一个皇帝又冒出一个新皇帝。

我要改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改造一个王朝。

”杨度说：“谈何容易，你那个共和国蓝图哪儿来的？

美国，可人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是个移民国家，文化是新的，从头开始搞共和没问题。

咱们国家成吗，皇权统治了数千年，中国习惯了有个皇上，要想建立宪政国家也得在皇权的地基上打夯。

”孙中山说：“这是谁说的，这是不懂得世界之文明，不知道世界之真进步。

我就是要挖掉几千年的封建根基”杨度说：“你挖，你挖，累死你。

”孙中山说：“杨度我们俩个一起挖”杨度说：“你休想”从孙中山和杨度这段对话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当然孙中山为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精神令我们每一个人佩服。

但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走共和之路，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我是赞同杨度的看法的。

从戊戌变法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国土上要建立共和是多么的艰难。

在孙中山和杨度的对话里，杨度说的：“你挖，你挖，累死你。

”给我印象最深。

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七个字，杨度能说出这七个字就证明杨度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以及对走向共和的艰难比孙中山要深刻得多。

杨度他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皇权统治了几千年，中国习惯了有个皇上，他清楚要想建立宪政国家也得在皇权的地基上打夯。

由此我也想到我从法国回来写的《从埃菲尔到景山》这篇文章所反映出的，中国的皇帝和法国的皇帝是多么的不同，其实走向共和最大的难点并不是那个皇帝，是杨度所说的“皇权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满清王朝，可是一直主张立宪的袁世凯他又挡不住“皇权的诱惑”走向了历史的反动。

在中国封建集权和专制这种“皇权思想”不但对于当权者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而且在普通民众中也总是希望有一个皇帝或者救世主来主宰我们的国家。

对于这一点至今都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在中国走向共和这条路是多么的艰难。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由此可以看到真正让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感到震撼和耻辱的不是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而是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崛起。

“甲午战争”后的满清皇朝的慈禧和光绪实事求是分析出是日本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战胜了自己的封建专制制度，应该讲慈禧和光绪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非常的不简单。

这部连续剧也就由此展开了“专制”“立宪”和“共和”三股势力相互争斗的大舞台。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

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

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

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

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

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

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

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

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

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

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

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

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

”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

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

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

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

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

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

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

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

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

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

”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

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

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