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八佰》上映的消息一传出，豆瓣和知乎两大精英平台，完全是不一样的声音。

豆瓣网友如同过年，知乎网友一片骂声。

当然这一切都是电影上映前的猜想。

如今电影上映后，朋友圈、豆瓣以及整个社交媒体的一致好评，让我恍惚了。

每次看完电影，个人感受和大多数网友的意见不一样时，我就会怀疑自己。

难道是我自己有问题？

以至于看完这部电影后，我都不敢发评论。

后来思索再三，还是坚持己见了。

这是一部很拧巴的电影，导演既想将主旋律进行到底，又试着去批判电影里政府的不作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主旋律本身和diss政府是矛盾的。

如果你想批判国民政府，那应该力度更大一点，而不是通过黄特派员的几句话一笔带过；当然弘扬主旋律那更不可能，国军的先天条件不允许。

用主旋律的方式去拍一部反主旋律的电影，本身就不合适。

——这是我的豆瓣短评。

《八佰》算主旋律吗？

什么是主旋律？

国、府、军、民，四位一体，谓之主旋律。

回顾一下我国主旋律战争电影的发展，无一不是如此。

从最早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到90年代的《大决战》，再到新世纪的“大业”三部曲、《战狼》都是如此。

那《八佰》呢？

这四位一体里，别的暂且不提，这“府”肯定不包括在内。

那你说这是主旋律，我不认同。

因为主旋律和diss政府是背道而驰的。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批判国民政府。

有一说一，这部电影大可不必向主旋律靠拢，因为不管是电影还是历史，国民政府的错误指挥使得这四百多人无援无助。

导演完全可以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反思性的战争电影。

今年我在上影节看了一部俄罗斯战争电影，名字是《勒热夫战役》。

勒热夫战役是二战苏德战场上的一次战役，苏联和俄罗斯虽然有承袭关系，但终究不是一家。

那么俄罗斯导演就可以毫无忌惮地“黑化”苏联。

其实，也不能叫“黑化”了，苏联确实比纳粹德国好不到哪儿去。

《八佰》完全可以按照《勒热夫战役》的模式去拍，骂上级、骂国府、骂老蒋。

大家可以一起骂啊！

可惜，这些在电影里一点儿都没有体现。

导演只派了一个“黄特派员”告诉谢晋元，政府不管你们了，一笔带过。

同样有批判精神的电影，在中国也有，比如和《八佰》同属一公司的《集结号》。

张涵予饰演的谷子地就是一个反传统型的军人形象，他在面对上级的指令和同志生死时，表现出的心理状态也是电影的一大矛盾。

甚至在战后，他对着曾经上级领导的灵位破口大骂，正是因为他的失信，全连战士除了他之外，一个都没留下。

可惜这些在《八佰》里通通没有体现。

顺便说一嘴，《集结号》的故事发生在我军。

有人会说事实就是如此。

《八佰》几乎是对历史的完全还原。

事实如此，但电影是艺术，艺术可以再加工。

当然这种加工不是篡改，可以厚此薄彼。

导演可以把重点核心放在某一个点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电影前后完全两张皮。

看的人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观众看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觉得应该为八佰壮士鼓掌喝彩，可他们的牺牲完全是国民政府不作为下的悲剧；那你觉得国民政府很可恨，但却没有展开来讲。

关于被很多人夸上天的“群像戏”， 我也有话要说。

电影里没有谁是绝对的主角，尤其前半段更是如此。

导演很想把所有人都面面俱到。

如果条件允许，他估计能把这四百多人都当成主角。

这就犯了大忌。

所谓的“群像戏”只是相对而言，任何艺术作品，都会有一个相对而言的主角。

《水浒传》，是不是群像戏？

可唯一的主角依旧是宋江。

“群像戏”的塑造使电影前半段失去了主次之分。

尤其是那段八百壮士和日军在仓库内外搏斗的戏份，导演东一榔头西一棒头，让银幕前的观众风中凌乱。

为什么有一些影视改编，会将一些人物删除，或者将几个人物的性格事迹合并在一个人物上，正是因为影视作品需要主次之分。

很多经典的战争电影都是群像戏，可依旧有主次之分。

《拯救大兵瑞恩》难道不是群像戏吗？

可米勒上尉依旧是绝对的主角！

如果一味追求群像戏，使得电影没有主次，那就有些顾此失彼了！

《八佰》在人物塑造上也很失败，尤其是张译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努力想让人物复杂化，向反思战争电影靠拢。

在电影里，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几次逃跑、几次失败，依旧锲而不舍。

可在最后，还是回到了主旋律的框架之中。

你就让他逃了又能怎地！

中国最好的战争电影，《八佰》当不上，当然也不是《集结号》。

而是这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我觉得每一个想拍战争电影的导演，都应该看一下《高山下的花环》。

看看谢晋大师是怎么拍战争电影的！

7月20日电影院迎来了重开的日子，估计当时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八佰》会身负“救市”重任成为第一部定档的国产大片。

8月14日，《八佰》在全国多家影院举行点映，这既是一次市场试水，也说明了片方对于成片质量的信心。

因为如果口碑滑铁卢，将会大大影响一星期之后的正式上映。

但没料到的是，仅仅占周五3.5%的排片，却收获了1400万+的票房，上座率则为33.5%。

换句话讲，《八佰》点映场几乎是场场爆满。

那，究竟值得去电影院看吗？

一个字，值！

看完点映场当晚，我就忍不住在不下五个微信群中推荐了这部片，更是在豆瓣激情给出了五颗星。

记得片尾曲《苏州河》响起的瞬间，整个人跟魔怔了一般站起来看完了全部片尾字幕，直到银幕灯熄。

转头才发现还有几个人也一起待到了结尾：一对年轻情侣，还有一个白头老人。

电影的魔力把我们一起留到最后。

《八佰》的故事来自于淞沪会战最后一役，也就是“四行仓库保卫战”。

彼时的上海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个战场，而以苏州河为界的两岸，却因为租界的存在，变为天堂地狱的两边。

电影从一队讲着湖北方言，逡巡于瓦砾的士兵切入了当年那场战役，他们来自于湖北保安团。

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消耗了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德制中央军大部分兵力，于是他们被千里迢迢调来增援。

说是保安团，其实大部分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蛋子，长官告诉他们来打扫战场就好，谁知一上来便兜头遇到日军，整个团的人被打得七零八落。

而那些幸免躲过一劫的士兵，却被当做散兵带到了据守四行仓库的第88师第524团第一营的面前。

这是之前在国产战争片中极少被聚焦的一群人，是躲藏在英雄背后的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胆怯，懦弱、自私，还可能会临阵脱逃。

当这些无法忽视的人性弱点与伟大、牺牲放置在同一天平下，剧作一下子变得厚实了。

四行仓库的第一夜，昏暗大楼的士兵瞳孔里映出对岸的五光十色，声色犬马，咿咿呀呀，像是一场美极的梦。

虽然早在接到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命运远比想象中更加残酷荒谬。

而在苏州河北岸遍地残垣焦土的背后，南岸却是一派歌舞升平。

人们早起去街口买小笼包，晚上去戏台看《长坂坡》，没事与太太们搓搓麻将，或者去楼下的赌场扔扔骰子，“打仗嘛，总有一天要结束的好伐，早点结束早点过安生日子”。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有的人“病”了。

四行仓库位置图历史上“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实际交战则拉锯了四天四夜，而电影只有两个半小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述整个故事？

导演采用了顺序叙事的方式，直白地通过“第一日”、“第二日”…来提醒观众时间的流逝。

与此同时，安排了密集的剧情点，通过大量群戏一步步完成情感递进。

自爆-护旗-冲桥这场战役中日双方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悬殊极大。

因此团附谢晋元在接到命令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他们留下的最大目的不是要打赢，而是守住，更是为了给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造势，以此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

守得住，也要守。

守不住，更要守！

电影的第一个泪点出现在郑恺饰演的陈树生身背炸药从楼上一跃而下，炸向楼下铁皮掩护正在埋炸药的日本工事兵。

随着更多的工事兵压阵而来，楼上的士兵也一个个列队跳下，回荡在耳边的还有各地方言，“XXX，湖北人”、“XX，浙江人”……以肉身对抗钢铁，催泪的同时最大的效果可能是唤醒了对岸睡着的人。

窄窄的苏州河好像一个戏台，观众本以为自己就是来看戏的，没想到看至过半才惊觉那是自己的血肉同胞。

唐艺昕扮演的女童军是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人，正是她半夜渡河把红旗送给了仓库将士，才有了第二天在大楼顶飘荡的旗帜。

从而引发了日军轰炸机一波波猛烈空袭，也让国际观察团看到更多侵略行径。

而河对岸不知不觉竟聚集起了大量民众，向旗帜敬礼，为将士们呐喊助威。

到了晚上战事稍息时，更有人在对岸把食物补给投掷给仓库，还有学生偷渡过来要求直接参军。

如此，他们明白了自己不仅仅是个旁观者，还是个中国人。

旗帜飘扬的四行仓库如果说护旗的壮烈牺牲是响亮高光的，那冲桥时人员折损则是惨烈悲鸣的。

原本计划死守仓库直至最后一刻的524团，却因为国际会议的意外延期而被下令撤军，同时公共租界的各国也透过各种关系施压，怕战事一直持续终会威胁到租界一方。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即便是撤军，也不能如丧家之犬。

将士们洗浣一新，挎枪执帽，定于11月1日凌晨于新垃圾桥分队撤离。

探照灯与照明弹将河两岸辉映如昼，光亮下枪林弹雨。

通向对岸的，是新垃圾桥上的一个小小铁门。

而河对岸，是那个霓虹灯闪烁的新世界。

硝烟将尽 尘未远余音萦绕隔岸相顾 盼愿再无喧嚣暮色将至 轻吟唱心爱歌谣待到破晓 奔赴家乡怀抱化作古风 背负青山人未老挚友已故 精气终究未倒故土燃烧 守卫者涌向风暴无憾与你相遥 幸而留下微笑——电影《八佰》片尾曲《苏州河》

THE EIGHT HUNDRED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

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

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

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

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

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

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

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

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

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

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

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

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

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

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

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

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

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

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

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

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

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

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

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

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

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

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

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

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

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

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

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

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

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

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

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

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

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

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

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

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

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

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

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

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

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

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

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

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

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

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

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

”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

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

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

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

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

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

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

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

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

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

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

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

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

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

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

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

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

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

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

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

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

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

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

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

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

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

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

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

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

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

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

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

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

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

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

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

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

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

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

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

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

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

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

云并无半点退心……”这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名将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

电影《八佰》中的少年小湖北，被困在四行仓库中时，总会幻想他的哥哥端午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名将赵子龙，骁勇善战，英勇无畏，面对迎面冲来的大片敌军无半点退心，孤身杀入重围。

大概在小湖北心中，哥哥端午就像赵子龙最终能单骑救下小刘禅一样，也一定可以救他身还。

赵子龙在《八佰》中还有两次被提及，一次是李晨饰演的山东兵，他后来表演了一段关于赵子龙的皮影戏。

端午和他有段对话，问他为什么喜欢赵子龙？

山东兵说，因为赵子龙是护国大将。

赵子龙是山东兵心目中的孤胆英雄，他的偶像。

还有一次是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也就是“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听着对面租界戏台终于传来京剧《长坂坡》。

而此前租界的人觉得官兵抵抗不力，已经唱了好久的《走麦城》……谢晋元何尝不是另一个赵子龙？

《八佰》的故事聚焦于“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仓库就位于苏州河岸，对岸就是租界，就是“和平区”，于是大家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加油鼓劲”，甚至“搏命相助”。

电影中第一个催人泪下的镜头，就是一个俯拍的全景。

在租界区歌女哀婉的歌声中，镜头扫过苏州河两岸，一条不宽的河流分出了两个世界，一边是战争中的焦土，随时面临的死亡；一边是都市中的灯火辉煌，歌照唱，舞照跳，赌场照旧开放。

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而《八佰》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简单的批判。

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四行仓库中战士的英勇行为激发了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而同样的，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四行仓库中的战士们更加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八佰》的好就好在虽然描写战争，但是聚焦于人，聚焦于人性。

每个角色都不同，但又都有血有肉。

有人在战争中始终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怯懦到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老兵油子变回真正的战士，有人到最后才真的不再是瓜怂，有人始终害怕、始终怯懦，终成逃兵……但，战争永远才是最值得批判的，它对人、对人性都是极大的摧残，而战争中的人，视死如归固然可歌可泣，贪生怕死却也是人性必然。

欧豪饰演的端午是个有成长的角色。

他原本只是个农民，“想要来大上海看看”，结果被卷入战争。

起先他害怕得要死，枪都端不起，随时想着逃跑保命，但后来在山东兵等人的影响下，变得勇敢，变得有担当。

王千源饰演的羊拐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打仗不过是为了挣军饷养老母亲，他并不想建功立业，他更想回家讨老婆，然而终于这只能是“下辈子的心愿”。

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原本就是个军中的文职，结果也要被要求上阵杀敌，他油滑、他怯懦、他害怕、他随时想着逃走……最后，他终于逃往苏州河对岸的租界。

然而这时候租界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投入营救，投入战斗，从地狱逃出的他茫然了。

《八佰》对于租界人们的描绘也不仅仅停留在批判或者歌颂。

是的，租界里有杨惠敏这样一直积极筹款、最后为守军送旗的女童子军，但更多的是人性更为复杂的人们。

其中最亮眼的角色应该是李九霄饰演的刀子，他是一个赌场打手，其实出场很早。

难民们过租界的时候他就在，黄志忠饰演的老葫芦想要掩藏自己军人的身份进入租界，就是他阻拦的。

后来杨惠敏带人躲避流弹，也是刀子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

但当他看到为了给四行仓库的军人连上电话线，一个个国人牺牲了。

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任务。

不管那一刻他是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打动，还是就想着能展现自己跑得快的技能，他终究是为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国捐躯。

他也是壮士之一。

《八佰》中都是这样并不脸谱化的、有血有肉的人。

每个人在战争中都被迫展现出他们不同的面相，战争能够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战士，也能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懦夫、狂人、疯子……战争，逼得侯勇饰演的大学教授都举起枪来，战争太可怕了。

所以看得出管虎导演还是反战的，并不仅仅停留在歌颂英雄和批判敌人这个层面上。

事情是发展的，人性是复杂的。

也因此，演员们都成功脱掉了自己的标签，变成一个一个丰满的角色。

而说完了人，其实我还想说一说管虎镜头里的动物。

《八佰》中出现了很多动物的镜头，第一个就是乌鸦，它们煽动着黑色的翅膀盘旋在断壁颓垣的战场上空，然后有一只落下来，落在了一个死人的头上。

这一幕，仿佛是地狱写照。

而在租界另一边也有鸟，它们被养在笼子里。

对于鸟儿来说，地狱里有自由，而天堂却寸步难行。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鱼、马、老鼠……还有被战士们抱着的猫、狗这样的宠物，这是他们死前的慰藉。

而在租界，赌场老板娘养的宠物是孔雀，这是她富裕的炫耀。

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过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一定还是那匹白马。

它贯穿电影始终，在四行仓库出场，然后被小七月驯服，又冲出了仓库，在街上奔跑，吸引了河对岸人们的目光。

在战争炮火中出现，又成为谢晋元谈判时候的坐骑。

有时候还出现在小湖北的幻想中……这个白马的意象是整部写实风格电影中最浪漫的一笔。

当白马奔跑在街道上，河对岸的人们惊呆了，争相观看这一奇景。

是啊，白马为什么要出现在街道上？

它们本该驰骋山野。

就像小湖北、端午、老葫芦为何要出现在战争中？

他们本该在家乡种地，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羊拐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本该在老家娶上老婆，过好日子。

刀子为何要出现在这里？

他本该守好他的赌场就可以。

山东兵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小七月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谢晋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们都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们本都该拥有更好的人生。

战争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战争就不该出现……

By艾晨二刷完《八佰》，颇有所感。

这场发生在苏州河边上的战争，因其写实场面带来的悲壮和惨烈，感染了不少观众；但我觉得更值得咀嚼的，是电影里的那些人，是那个战乱时代背景下的众生万相。

战斗者： 16个散兵游勇和400余官兵王千源扮演的羊拐、张译扮演的老算盘、姜武扮演的老铁、欧豪扮演的端午、张俊一扮演的小湖北……一群老兵新兵甫到上海脚跟未稳，即被日军打乱，成了散兵游勇，最后来到四行仓库。

这段剧情的设置，一方面是让观众随着他们的视角，进入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军心溃散，无一战之意也无一战之力的事实：新兵里，老算盘是算账的，端午是种田的，小湖北才13岁，这些人可能枪都没碰过，更遑论用枪杀人；而老兵里，吹嘘跟过张大帅的老铁始终不敢开枪，逢战必躲、成了瓜怂，只有羊拐手不抖枪不乱，还像个兵该有的样子。

就是这样拼凑起来的一群人，未加训练，毫无准备，你说他们是来打仗的吗？

你说他们能打得了仗吗？

“来上海看看”，“我以为就是打扫战场”，“要一起照张相”，可能这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只是他们心里那个想要看一眼的繁华大城市，早就成了一片废墟有如地狱一般，他们则成了废墟上待宰的羔羊，内心的恐惧自然不可避免地爆发，于是想尽办法逃走，想要活下去。

而留守在四行仓库的官兵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这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场明知必死的战斗，军令如山不说，现实情况残酷更甚，四行仓库三面临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重炮，河上还有舰队轰击，以四百人之力，对抗数倍日军，除了生死看淡，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于是就有了后来四天四夜的那些血战：仓库里，陈树生身绑炸药，带头纵身一跳，只留下“舍生取义，儿所愿也”的血书，身后战友前仆后继，大声高呼自己名姓，每一句呐喊，都在说着他们来过这个世界；楼顶上，众兵士慷慨激昂，誓要向日军以及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午夜奉命撤退时，面对四面集火，大家又是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一往无前。

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士兵九月。

他给小湖北吃的，说这是租界那边的东西，长身体的；他对小湖北说，“我死了你再补上”，语气那般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和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喂马，自豪地说他养过的几十头羊都听他的。

其实他又比小湖北能大几岁呢？

也不过是个孩子而已，却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一样，用生命去带着小湖北成长。

就是这样视死如归的一群人，背靠四行仓库，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枪炮，与这座钢筋混凝土大厦一起，书写下了“八百壮士”的不朽声名。

围观者与参与者：租界里的中国民众当四行仓库枪声不断、战火不停、有如地狱的时候，苏州河对岸的租界里却依然金碧辉煌，歌舞升平、宛似天堂。

对于难民和租界居民来说，不管打不打，该做生意的接着做生意，“还能继续卖东西就行”；该过日子的接着过日子，打麻将、骂老公，以及和楼上的邻居因为漏水问题吵架；四行仓库怎么样，似乎和生活里的其他事情没什么区别，用片中外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这场战争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在他们眼里，似乎透露出“外国人在保护我们”的笃定。

随着战斗的继续，这些人终于开始醒悟，是四行仓库里战斗的那些人，是“八百壮士在保护我们”。

看到楼顶升起的旗帜的时候，他们热泪盈眶，注目致敬。

于是原本看热闹的人，也开始心系战场，并参与到了战斗之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奔跑相告，募捐助力，换戏犒赏，击鼓助威，甚至不顾流弹横飞，在苏州河南岸鼓掌高喊，提醒中国军队注意日军的偷袭路线。

从看戏，到观战，到呐喊，这是四天四夜里这些围观者的变化，也是“八百壮士”用血肉之躯想要去唤醒的那份战意和尊严。

“若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

”而唐艺昕扮演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一开始就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从给难民分发救助物资，到被对岸的兵士所感，募捐送物救人；再到穿过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将旗送到守卫将士手中，始终立场坚定，满腔热血。

还有巴蜀商会的刀子，虽然只有寥寥几个镜头，却血性胆识俱足。

从关门拒难民进门，想要置身事外；到为对岸的兵士们所感，于是对遗像行礼，插刀自告奋勇，飞奔舍身过桥，不管是江湖气还是忠义气，都丝毫不缺。

令人叹息的是那三个热血沸腾游过来要参军的学生，他们空有热血，却理想而又盲目。

只不过因着战斗激发出高昂的热情，却又在置身战斗、直面生死的时候，胆怯退缩。

是的，他们没有变成内心以为的“英雄”，只因他们没有看到战争真正的残酷。

见证者与记录者：咖啡馆中的外国记者“隔着苏州河，仓库的对面便是租界，于是苏州河边上有了一道中外战争史上 ，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观。

租界里的英美记者，坐在河边的咖啡馆中，一面轻松地喝着咖啡，一面看着中日军队激烈交战。

”（注：上海纪实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相比难民和租界居民来说，租界里的那些外国记者则是更纯粹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发生在四行仓库的这场战争， 通过他们的眼睛，成了一场被全世界围观的战斗。

这是何其难以想象的事情！

然而这就是这场战斗最主要的目的，是无能腐败的国民党在拿战士生命做赌注，用鲜血换同情，企图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援手，以求得国际调停。

这种愚蠢的媚外行为何其令人发指！

尽管四行之战的惨烈和兵士们的英勇无畏，确实超过了外国记者们的想象，也激起了他们心里那点人性的部分，会在情起时向兵士们示以敬意，敬佩他们宁死不屈；可是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冷眼对待这场荒诞的血泪表演，用战况开赌，拿人命说笑，在知道四行仓库里有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的时候，语出讽刺，说“这样好像能让这场战斗显得公平一点”；以及高坐飞艇之上，点评着下方的留血和牺牲，任凭他们谱写出一曲黑暗的战争挽歌。

一河两岸，地狱天堂；四天四夜，众生万相。

不管是懦夫还是英雄，是成功还是成仁，人如蝼蚁命似草芥，都成了时代的一份悲怆注脚；而那些奋勇杀敌、护国战死的豪情，那些舍身一跃、一往无前的悲壮，以及争先恐后、抬眼相望的漠然与愤慨，又何尝不是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的无奈与悲情。

一座几乎被封死的仓库，没有援军，没有退路，只有400多名临时拼凑起来的兄弟，面对着凶残的敌军……2个多月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当所有人都已绝望，四行仓库却岿然不动——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绝不认输。

希望动摇了，还有理想，理想幻灭了，还有信仰。

永难形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所以身为后辈，我们有义务永远牢记那段时光，牢记前辈们的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感谢《八佰》，在这个越活越平庸的时代中，它告诉人们，什么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它促人反思，在物质的挤压下，该如何守护精神之贵。

限于电影的体量，《八佰》只能展示历史的一个碎片，更多了解其背景，会对《八佰》有更深入的领悟。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主动出击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出击，这是继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后，双方再次决战上海。

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提出，中日难免一战，如日军从北方南下，国民党政府最多只能支撑3个月，如果引诱日军从上海沿长江向西进军，国民党也许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除了赛克特，名将蒋百里也曾向蒋介石提过类似建议。

1935年3月，蒋介石飞抵重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入川，此时他已下定决心，采用这一大战略。

蒋介石曾在日本军校学习，深知日本陆军、海军矛盾极深。

“九一八事变”让日本陆军攫取了巨大利益，所以日本海军迫不及待想在中国开辟一块战场，而他们在上海驻扎着4000多人的陆战队，上海港又极具战略价值。

蒋介石的算盘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把日本这些陆战队员消灭。

蒋介石本想用5年时间，训练60个德械师，在日军不断进逼下，刚组了20个德械师，便全部投入淞沪战场。

担心一击不中，蒋介石还下令各地军队以保安团名义，悄悄向上海集结。

准备充分，却为何打得这么糟糕蒋介石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日军很快得到消息，迅速备战，并动员在上海的日侨参战。

战争一开始，日本便迅速增兵。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出现了重大失误，火力不足，竟然让德械师集体冲锋，且不肯拆墙，机械地按街道方向推进，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

冯玉祥曾说：“在上海战场上，100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3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5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

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国民党为抗战积攒的家底，很快便被消耗光。

淞沪战局迅速逆转，在日军转守为攻下，国民党军的防线开始崩溃。

考虑到九国公约会议将在比利时召开，“国联”派出的军事观察团也将抵沪，蒋介石要求留一个师在闸北，表示中国军队仍在坚持作战。

当任务派到88师时，立刻被师长孙元良顶了回去，经反复协商，孙元良勉强同意将一个营留在四行仓库，对外号称是一个团。

守四行仓库的是地方军在许多历史记载中，称坚守四行仓库的最高指挥官谢晋元是副团长。

其实国民党军队没有副团长这个编制，只有团附，即“团部附员”，相当于参谋，没什么实权。

谢晋元是广东人，从中山大学转入黄埔四期，毕业后一直在非嫡系部队中任职，这些部队排斥广东人，所以谢晋元升迁极慢。

后来调到88师，师长孙元良虽是黄埔一期，却是浙江人，浙江帮与广东帮素来不和。

此时谢晋元的同学张灵甫已成上校团长，谢晋元则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因原来的团附负了重伤，才临时被提拔成中校团附。

孙元良派谢晋元守四行仓库，有排斥异己的含义，至少是把他当个弃子。

但谢晋元得到命令后，表示：“决心以生命报效国家，誓死完成任务。

”谢晋元是10月26日才接到命令的，找到部队时，已经是晚上23点。

在电影《八佰》中，守军装备精良、军事素养高，其实，在414人中，两个连是湖北人（相当于全体士兵的一半以上），来自湖北通城保安中队。

各省为保留实力，不愿派一线部队支援上海，就把类似于民团的保安队派来了。

但这个保安队与当地共产党的游击队联系多，有些人甚至是共产党员，常年生活在游击队，战斗经验并不差。

他的遗书只有8个字谢晋元接手后，第二天6点多，便在四行仓库外发现日军，下午2点左右，日军开始发动进攻。

时间如此仓促，所以四行仓库守军竟然没国旗。

能守住四行仓库，确与日军忌惮对岸是租界，不敢用重武器有关。

但从进驻四行仓库起，英租界担心受影响，便不断派人来谈判，要求谢晋元放下武器，谢晋元回答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绝不放弃杀敌的责任。

”在《八佰》中，国民党士兵陈树生身上捆满手榴弹，从楼上跳下，与日军突袭小队同归于尽。

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事实。

陈树生当年才21岁，他本是湖北利川人，因家乡遭灾，进城当小伙计，18岁时加入88军。

进驻四行仓库后，谢晋元让所有士兵写遗书，陈树生的遗书写在白汗衫上，只有八个字：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直到今天，也没能找到陈树生的家人。

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战争与和平只隔着50多米。

陈树生的壮举震撼了苏州河对岸、租界里的中国人，最多时，3万多人隔河为中国军队加油助威。

在相当时期，中国人曾被认为是缺乏民族情感、没有现代国家意识的“一盘散沙”。

四行仓库守军的浴血奋战，让人们突然意识到：在个人利益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日本人之所以敢欺负中国人，并不是中国人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要彻底剥夺这个身份。

在《八佰》中，妓女、商人、戏子、记者、赌场老板……彼此完全不同的人们，突然被集体唤醒。

包括曾奔走于日军和外国人之间，贩卖情报的方记者，连西方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你好像置身事外，这场战争似乎与你无关。

然而，方记者最终明白了：这不是别人的战争，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战争，生活再艰难，在生活之上，也注定会有不能让渡、不能遗忘的存在。

生而为人，我们必须为它而战。

他们是为人道而战“八百壮士”虽然没能扭转战局，但他们的勇敢与忠诚感动了世界。

《泰晤士报》说：“‘八百壮士’为中国战士争光荣，为中国主权求保卫，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

”现代人生活在长期和平中，在今天，牺牲、勇敢、坚韧等似乎已成奢侈品，很难通过日常生活来体会，但正如古人所说：“国无大小，忘战必危。

”在和平时代，依然会有民族之间的竞争，依然需要家国情怀，依然需要奋斗意识。

所以后人应不断重温前人功业，以从中获取精神力量。

而这，正是《八佰》的价值所在。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

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

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

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

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

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

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

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

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推上战场的普通人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

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

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

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

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

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

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

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

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

“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

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

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

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

《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

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

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

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

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

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

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

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

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

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

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

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

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

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

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

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

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

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

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

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

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

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

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

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

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

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

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

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

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

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

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

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

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

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

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

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

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

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

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

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

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

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

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

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

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

”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

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

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

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

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

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

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

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

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

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

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

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

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

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

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

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

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

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

“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

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

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

“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

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

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

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

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

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

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

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

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

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

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

但时不我待。

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

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

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

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

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

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

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

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

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

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

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

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

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

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

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

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

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

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

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

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

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

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

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

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

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

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

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

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

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

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

永别了。

”

捐助民众的热望“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

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

”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

走上去……”“喂！

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

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

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

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

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

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

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

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

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

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

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

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

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

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

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

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

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

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

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

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

”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

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

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

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

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

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

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

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

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

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

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

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

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

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

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

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

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

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

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

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

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

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

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

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

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

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

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

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

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

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

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

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

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

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

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

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

“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

”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

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

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

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

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

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

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

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

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

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

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

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

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

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

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

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

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

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

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

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

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

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

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

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

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

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

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

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

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

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

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

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

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

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

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

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

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

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

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

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

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老兵回忆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见证者：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

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

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

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

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

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

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

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

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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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老家小城遭遇了一场大洪水。

泄洪前一晚，我们投奔了姑姑家。

姑姑一家住在七楼，洪水无法漫上来，但人也被困在了楼上。

那一年，我五岁，对灾难并无具体的意识，只记得我每天百无聊赖地从窗口向外望，不远处就是堤坝，隐约能望见抗洪人员垒砌沙袋的场景。

抗洪之惊险，是长大后查阅相关资料才有所体会。

但年幼时的我，并未感到害怕，只是莫名坚信洪水一定会退去，一定会有人保护我们。

2020年初，疫情突至。

我和我的家人很幸运，均不在重灾区。

我们通过互联网观望一线的抗疫进展，并在观望之后参与到这场战斗中：募集资金，联络防护服厂商，对接需要帮助的医院。

从未想过，再次坐在电影院里，已经是半年以后。

测体温，扫描健康码，入场后每两个人都要被一个空座位隔开。

更令人百感交集的是，电影院重新开张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八佰》，关乎家国情怀，关乎一场被观望的战争。

《八佰》描绘的是群戏，几十个角色，军人、平民、记者轮番上场，各有各的故事。

但为了不显得凌乱，影片对视角进行了切割，而苏州河的取景过分巧妙，从地理上强化了这种远观的感觉。

第一重观望，是四行仓库内的士兵们对租界内的观望。

以欧豪扮演的端午为代表，大部分士兵并未到过上海，且对上海有一种单纯的向往，甚至有人选择加入这场战斗，只是为了亲眼见一见上海。

此时的租界内，酒绿灯红，仙乐飘飘，繁华得近乎失真。

在士兵们心中，租界就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最高想象。

影片前三分之一，苏州河两岸几乎是完全割裂的，导演在打光、布景和配乐上也强化了这种割裂。

“那边是天堂，这边是地狱。

”第二重观望，是租界内的人们对四行仓库的观望。

导演不吝惜大量镜头，丰富了平民群体。

中产阶级的太太们围坐在桌前，搓着麻将，苏州河对岸的战况不过是她们打牌间隙的谈资，甚至不如房产信息更让她们感兴趣。

小生意人照常开着早餐摊，偶尔也关心一下战事，但更多的还是担心自己的生意是否做得下去。

小孩子们站在河边向对岸张望，对近在咫尺的惨烈懵懂无知，脸上洋溢着童年的天真烂漫。

歌女和戏班的镜头被不断强化，除了渲染一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气氛，更多了一些隐喻色彩——租界内维系的不过是表面的和平与繁荣，老百姓对待战争是置身事外的，四行仓库内发生的一切，之于他们都像是一场被品头论足的演出。

第三重观望则显得特殊一些，是记者们透过镜头对这场战斗的观望。

此时，无论是中国记者还是洋人记者，都留守在租界这个安全区域内。

他们比普通平民更关心四行仓库内的动向，但是目光仍是一种旁观者的冷漠。

他们喝酒、赌博、聊天，不亦乐乎，等到对岸有动静了便赶忙举起镜头，以期拍下一鸣惊人的新闻照片。

战争在他们眼中，是良好的摄影素材，是自己职业生涯中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资本，他们取景框内的事物此时依然缺少人文主义的温度。

《八佰》的群戏，像一幅长画卷徐徐展开，记录下了战争阴影中的众生相。

大大小小的人物轮番上场，如果只看一遍电影，你很难记住里面每个角色的名字。

甚至很多时候，名字是被弱化的，只有在人物赴死之时，角色才会字正腔圆地喊出自己的全名。

最有冲击力的片段莫过于，四行仓库遭遇日军突袭，敢死队身绑炸药包跳楼与日军同归于尽，没有时间留下或缱绻或壮烈的遗言，他们一个接一个呼喊自己的名字，再一个接一个跳下去，血肉横飞。

名字不再只是一个称呼，它成为一段历史的指代，被赋予了异常悲壮的色彩。

分摊下来，影片中每个角色的镜头都不算很多，因此对演员的要求便更高——观众可以对一个小角色的一生一无所知，而演员必须知晓人物所有的秘密，才能给自己扮演的角色创造出一种深度。

如果说不同的观望视角将影片中的角色做了横向的分类，那么人物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则在纵向上为故事划分了层次。

《八佰》的情节推进，概括起来，就是从“观望”再到“参与”的过程。

苏州河两岸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尝试参与进对方的世界。

租界内的人的态度转变，大致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次是日军对四行仓库投下毒气弹，毒气从水面上飘过来时，平民第一次正式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慌。

从此，“观望”变成了“凝视”，原本看热闹的氛围，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次则是日军丧心病狂地无差别扫射，平民死伤惨重。

这次偷袭，最终推了国人一把，激发出了国人的爱国之情，被动的“凝视”变成了主动的“参与”。

仁人义士赌上性命，为八百壮士送去电话线；女人们暂时离开麻将桌，捐赠物资；记者们不再满足于拍摄远景，而是深入前线，采集实时战况。

当天堂不再是天堂时，地狱也不再是地狱。

八百壮士对租界的参与也有两个明显的节点。

第一次是当逃兵。

端午与老算盘试图从水路出逃，最终因为被持枪者威胁而逃跑失败。

而岸上的平民误将他们当作英雄，对他们欢呼呐喊，放起了焰火。

这场戏几乎都是以端午的视角拍摄的，漫天焰火让人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却也在他心中埋下了英雄主义的种子。

第二次的“参与”则是全片最高潮，即撤离。

桥的这端和那端，彻底成为命运共同体。

观望者放下望远镜，端起了武器；戏者的鼓点与枪声和鸣；平民伸出手，准备迎接在枪林弹雨中幸存的军人。

影片在一只只手的特写中画上了句号。

历史资料上说，这是一场“虽败犹荣”的战争，《八佰》将侧重点放在了四行仓库保卫战对国民精神的激励。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没有绝对的胜利与失败。

今日和平来之不易，记住历史，远比评说历史更重要。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公号ID：ttyingtan作者：黄四郎转载请注明出处前言——电影过了电影局的审查，却过不了一些网友的“审问”。

片中特派员无奈地说：让后人来评判这段历史吧。

然而现在的网友上来就扣帽子，对曾经同胞的牺牲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

《八佰》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华民族，民族存亡前无关党派，为国阵亡的每一个战斗都是英雄，可惜就这还是被某些“后人”定为“屁股歪了”……

点映的第一天，不少观众，都是带着纸巾来，抹着眼泪去。

当晚《八佰》的口碑就爆了。

豆瓣开分8.3，势如破竹。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八佰》的评分也有所降低，目前稳在了7.9分。

那么《八佰》到底是个怎样的水平？

《八佰》的主创阵容，非常强悍。

导演兼编剧的管虎，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他的《斗牛》、《杀生》、《老炮儿》，各个都是经典佳作。

摄影是曹郁。

他是业内的殿堂级人物，《可可西里》、《妖猫传》、《无问西东》等佳片，都在他的镜头下大放异彩。

演员阵容更是无需赘言：王千源、张译、姜武、黄志忠、欧豪、杜淳、魏晨、李晨、梁静、侯勇、辛柏青、俞灏明……

至于投资，更是高达5.5亿。

在布景上，建筑都是1：1复刻。

18个月进行筹备，动用20万平米的面积，硬生生挖出了一条长达200米的苏州河。

更不必说，那68栋实体建筑，以及700块霓虹灯招牌。

拍摄上，《八佰》选用了IMAX摄影机进行拍摄。

号称“亚洲首部IMAX全程拍摄的战争大片”。

影片最后呈现出战争场面非常真实，血腥暴力的尺度也不小。

本片并不建议带太小的孩子进入电影院观看。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见得，在创作上，《八佰》是下了血本。

那么，它的故事呢？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一声炮响，臭名昭著的日军侵华战争就此爆发。

当年，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空前悬殊——以国民政府为主导的正面战场兵败如山倒。

日军火速南下，国军毫无招架之力，打了三个月，败了三个月。

10月，日军兵临上海。

国军自知抵抗不住，为了减少损失，决定撤军。

但第八十八师524团第一营的将士，在团附谢晋元的率领下，留了下来。

他们驻扎的地方，曾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大银行共同出资修建的仓库，简称“四行仓库”。

将士们非常清楚留守意味着什么，大都抱有视死如归的心态。

用片中的话说：“我们奉命在此坚守，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

”这里的将士总共四百余人，但为了壮大声势，便对外宣称800人。

一传十，十传百，便成了“八百壮士”。

与此同时，仓库外的日军正如潮水般涌来。

他们想尽快攻下眼前这个仓库，为日军三个月的侵略，做一个漂亮的收尾。

四行仓库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特殊。

它位于苏州河的北岸，而身后的南岸，正是英法租界的地盘。

由于不想跟西方列强撕破脸，日军并未侵袭租界。

这里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犹如荒漠中的一片不和谐的绿洲般，平静祥和。

但河的北边，却是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的中国。

北边是地狱，南边是天堂。

四行仓库，恰恰就是那微妙的分界线。

前方，日军虎视眈眈；后方，百姓翘首以待。

他们在等待什么？

等待打仗。

四行仓库离他们太近了，近到只有53米。

不到百米的距离，就可以观赏到残酷的战争。

简直是桩世间罕有的奇事。

就这样，四行仓库里的将士，拼死抵抗了四天。

《八佰》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四天内的种种故事。

河的南北两岸，演绎出了令人唏嘘的众生图景……

本片的幕后，最引人关注的，是删减问题。

如今公映的147分钟的版本，比起之前的初版，少了十几分钟。

不少人认为，这一定是迫于审查的无奈之举。

但其实不然。

“删减后节奏更快，观影体验更好。

”是看过初版的人的一致评价。

《八佰》的龙标中，审核编号是800号。

可见审查部门对于影片的肯定和支持。

至于影片的真实性，它是完全有史实支撑的。

四行仓库纪念馆，外墙仍保留有当年战争的痕迹但也不要忘了，《八佰》是一部战争片，不是纪录片。

它和《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等一样，都有艺术性和戏剧性改编。

故事片在不伤害内核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二次创作，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有一说一，《八佰》有一些槽点。

比如有些场面调度显得混乱，后半段过于煽情等。

但即便如此，《八佰》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作品，而影片背后的意义更大于影片本身。

《八佰》的“佰”字，左边是人字部。

以人为本，是本片的创作核心。

本片最令人着迷的，也恰恰是国家危亡之际的人物群像。

它用小人物去反映大时代，每一组人物都有所影射。

这里的角色，又大致分为“变”与“不变”的两种。

先说“变”。

前文提到，八百将士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第八十八师的谢晋元团部。

但本片却将相当一部分篇幅，去聚焦一群并不光彩的将士。

影片开头，便是远在湖北乡村的一家三口，随军出征前往上海。

他们分别是叔叔老葫芦，哥哥端午，和弟弟小湖北。

他们随军，只是应召来打扫战场，赚一笔银两回去。

顺便，来看看这灯红酒绿的大上海。

阴差阳错间，部队被打散，三人又稀里糊涂被填进了四行仓库的死士之中。

这里的逃兵，还有兵油子老铁，以及提笔不扛枪的儒生老算盘。

端午不懂大家都是人，干嘛要杀来杀去；老铁为了家里的儿子，想要活着回去；老算盘留恋人间，不愿一死了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想打仗。

准确来说，他们也不是兵，只是被迫充军的普通老百姓。

认知愚昧自私，只顾自己生死，认识不到大国与小家的关系。

但目睹了正规军的英勇壮举，以及老葫芦惨遭凌迟的切肤之恨后，他们变了。

端午为了护旗壮烈牺牲，老铁自告奋勇加入殿后敢死队，哪怕是已经逃跑的老算盘，都在危难时刻回去救人。

他们，实现了从贪生怕死到身先士卒的蜕变。

另一种变，在南岸。

战争之初，那些租界内的百姓，纷纷来到河边看热闹。

仿佛这场战役是不可多得的好戏一般，错过就亏了。

而这出“戏”，与我无关。

但也正是北岸将士的义举，一步步将他们感化——跳楼自爆时，他们会落泪；部队升旗时，他们会齐声高呼“中华不亡”；黑社会头子，会为了给北岸送去电话线，而牺牲性命；年幼的孩子，更会隔着河岸向部队敬礼。

北岸的逃兵和南岸的群众，都是当年那四万万中国人的写照。

他们终于明白，那些逝去的生命是在保护谁，守护谁。

最终，他们全面觉醒。

而串起这一切的，正是正规军的“不变”。

他们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是当时国家的栋梁之材。

“舍生取义”这四个字，一直烙在他们心里。

老实说，他们动摇过吗？

屋外是刚刚歼灭了无数中华将士的日军精锐，屋内却只能靠清水煮黄豆来果腹。

此情此景，怎能不会动摇？

更绝的，则是国民政府的神助攻。

起初，他们奋力一搏的动力，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展现国人抗日的决心，并成为布鲁塞尔会议上谈判的筹码。

但高层派来的特使，只用了一句话，就推翻了美好的想象：“你们在这儿，只是一场表演。

”布鲁塞尔会议早早就取消了，为了面子，你们不能走。

“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特使如是说。

谢晋元绝望了，他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为之奋斗的政府，竟是这样定义这场战斗。

但这场政治上的表演战，就没有意义么？

此情此景下，他也终于明白了战争因何而起——“我们败了，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病了。

”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列强侵袭不断。

片中到处都是这样的暗示：中国难民在大门挤作一片时，外国公民从小门就能轻松进入租界；旅居上海的外国权贵，拿仓库内将士的性命，作为赌博的筹码。

还是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

但将士们始终怀有希望，就像谢晋元对年龄最小的小湖北所说：“你要好好活着，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这个国家好起来的样子。

”

正是将士的“不变”，外加人民的“变”，才让中国最终赢得了这场绵延八年的战役，直至缔造新的民族辉煌。

影片当中，谢晋元反问过一句话：“你知道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这也让四郎想起了，《明朝那些事儿》中，曾经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毫不夸张。

当年，日本人打进来时，才惊讶的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

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当年的明朝，有史可法，有黄道周……无数有气节的国民，踏上了有去无回的征程。

而在抗战年代，也有八百壮士，去用自己的血去唤醒民众。

这便是我们民族不朽的气节。

本片结尾，镜头从四行仓库缓缓拉出，俯拍了如今繁茂昌盛的大上海。

这种盛世，也一定恰如八百壮士所愿吧。

一切的一切，也正印了片头的那句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文/黄四郎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类似。

我不喜欢《八佰》，但凭良心，我得承认它拍得好。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尚且跳得如履薄冰，按现在意识形态的潜在复杂性，管导脚下那是鸡蛋成堆，可是人跳得比《芳华》还好。

关键是脚丫子要抠住最大的那个蛋。

但即便抠住了民族主义，你要跳舞那还是得八面逢迎，变身奇美拉，尾巴一扫就碎掉几个小蛋，给微博豆瓣溅上黄白秽物。

无伤大雅，开播后票房能飞就行。

焉知《八佰》不是今后国产战争片的新范式？

这个拼贴混杂的缝合怪实在是人文学科爱好者的福音，肥沃试验田，因为能插进去划拉开的缝隙实在太多了。

于是我也把最近摸到的加速主义刀子伸过去比划。

刀子挑开一道缝，我立刻就看到了很吓人的东西。

比电影里战争场面的血呼啦哧更吓人，更不寒而栗。

这肯定不是管导本意，但也绝非我个人主观臆断。

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电影的客观性就在那里。

八佰勇士的逃离，是在逃离未来，逃向现在。

这看着有点迷糊。

先从那条河说起，苏州河。

管导想要的是票房，越高越好；要高票房就要唤起观众的情感强度，越强越好；要唤起情感就需要打破“观看”的冷静对立，让观众切身“参与”到电影中去。

于是观众在电影里就有了两种化身，其一是主角团，被收进四行仓库的散兵游勇，好莱坞式现代个体群像；其二就是苏州河对岸的上海市民，在电影的大多数时间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观看距离。

而暗如黑镜的苏州河，就是横亘在影院观众和电影之间的那面屏幕。

于是主角团试图逃跑，归鸟恋旧林，是现代人希望逃回到现代的安全的玻璃罩子里。

但对岸居然不断有人跑过桥、游过河，奔向地狱般的四行仓库，在屏幕内外建起纵横交织的关联，这就很让人头疼了。

到影片最后，这种奔向地狱的冲动具体化为侯勇教授替了望远镜的步枪，化为一条条伸向战士们的手臂。

这一条条的都是伸进屏幕的观众的手臂，是来自现代文明的戴着手表涂着美甲的手臂；而手臂的主人安稳坐在沙发椅上，憋着冲动盈着热泪为战士们加油。

他们终究没法冲过栏杆，冲进屏幕里去。

确立了屏幕内外/河流两岸的对立和互动，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屏幕内外，处在什么样的时间关系中？

管导当然得往样板戏主旋律上靠，但又舍不得小布尔乔亚那部分票房。

于是《八佰》不是连续性、因果性的历史主义叙事，不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舍生取义。

黄晓明特派员的“历史人民会记住你们”因为缺了旁证支持空洞无力，影片结尾的老上海/新上海切换也显得勉勉强强。

民族主义当然是有的，但必不可少的对手却缺席了，因而民族仇恨也不再有。

作为敌人的日本，在这个电影里成了遮遮掩掩的符号，刺杀俘虏与其说为了激发民族仇恨，不如说是承担主角团蜕变的叙事功能。

而与日军统帅的会面，也说明这场战斗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和个人主义的“男人之间的对决”。

《八佰》所展现的，并非历史-当下的关系，它更多立足在当下自身。

在民族仇恨上避实就虚，相应的，电影里来自欧美世界的“现代人”戏份颇多，甚至这场战斗整个儿都是表演给外国人看的血腥真人秀。

从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八佰》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时代寓言。

在电影的时间线里，八佰勇士浴血奋战，白人老爷抽着雪茄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欧洲文明世界也都将卷入大战，与远东战场同样凄惨酷烈。

在现实世界，远东抗疫的时候不少白人老爷也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说立足当下，不如更进一步，说这个故事是无时空的。

如果剥掉吉光片羽的老上海奇观、挡住洋人的摄影机和飞艇，将视线集中在阴郁可怖的四行仓库，那么在这里，时空背景是被悬置的，庞大的仓库仿佛漂浮在真空中。

这种悬置处境，是参与电影的各方力量拼贴、拉扯与妥协的结果。

在仓库里，无论是各怀心事的主角团，武装到牙齿的德械部队，还是大义凛然的谢团长，他们的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而命定的灾难，早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仓库则成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谬地狱。

《八佰》讲的是，在一个危机迫近、极端狭小空间内，人类被逼无奈而各不相同的反应。

大部分来观光的，成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来了害怕的烂泥糊不上墙的，跑就跑了；德械部队也不是天然就视死如归，人体炸弹是被逼无奈又杀红了眼；谢团长，本来义正言辞，最后却戏剧性地陷入存在主义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去哪？

在这无时空的处境里发生着残酷的故事。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观影的情感强度，《八佰》把观众按在座位上，扒开眼睛给我们看那些最血腥最暴力、最能引起生理不适的战争画面，又强迫我们合上嘴巴，把这些引起不适的异物慢慢化入体内。

这比《湄公河行动》这样专注丝滑爽感的大众文化套路高明多了。

先引起痛感再转化为快感，此之谓崇高，这是《勇敢的心》、《血战钢锯岭》的梅尔·吉布森式成神之路。

不指向神，那么这种崇高感指向何方呢？

指向已被各方力量拉拉扯扯减弱了势头、丢失了对手的民族主义？

还是指向躲躲闪闪、最终由谢团长在桥上悟到的存在主义？

残酷就是残酷本身，它悬置了时空，不指向宗教，不指向民族主义，不指向西西弗斯，崇高化的升天之路最终无所归依。

或者能不能说，这残酷里头包含了一点点现实主义？

用拉康式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reality）将实在界（the real）逐出视野之外，将现实自身看作唯一真实的思维方式。

如Mark Fisher所分析，在浪漫主义者科特·柯本自杀身亡后，反抗性的摇滚在现实主义的嘻哈面前黯然失色；而对新一代嘻哈歌手来说，对青年文化革命性的任何天真希望，都被对残忍现实的冷静拥抱所取代。

所有感伤浪漫都是需要剥除的幻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丛林法则、剥削与被剥削才是唯一的现实。

这是种抑郁症式的狭窄视野：一切积极状态，一切未来，一切希望，皆为幻象；认识真相，就是认同并接受这世界的残忍与荒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正是这么一部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它得以流行的条件是窃格瓦拉和三和大神。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八佰》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它是悬置了时空的现实，无民族的民族主义，无主义的存在主义，碰了壁的崇高感。

中枪就伤口炸裂，命中要害就死。

在《八佰》中，观众是河对岸的围观市民，也是银幕外的观影人；要打破河流的界限、屏幕的界限，就得让观众对战士的痛苦感同身受，让观众将残酷消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让观众怀着受虐狂的炽烈情感扑向地狱。

这是种脱敏的电影医学，它想要观众挥泪认同的，是观众的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酷烈。

如果说《八佰》的时空悬置、历史淡化不属于过去，其凄惨酷烈的程度又显然并非观影人的现实，那么是否可以猜测，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现实主义？

从未来返回现在——这是一种加速主义的时间观念。

加速主义是克苏鲁的哲学，是对一个必然到来的人类末日的预感；Nick Land这样的巫毒术士，在谵妄中收集信仰的力量，强化海底克苏鲁与地面现实的关联，好让那巨大的触手早点撕裂僵死的现实。

也是终结者的哲学，来自未来的人形杀戮机器，提前解决一切反抗力量，为机器的统治铺平道路。

让那命定的末日早点到来吧。

从未来回到现在，再从现在冲向未来，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回路（Circuitries），不断加速、逐渐炽烈灼热，最终熔毁在混乱的地狱中。

对《八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奇美拉来说，那些通常的单一路径阐释都无法贯彻到底，这反而给加速主义式略显单薄的阐释腾出了空间。

不妨将《八佰》倒过来，把它视为一个未来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如何？

那末日般断壁残垣的上海因此得到了解释。

被战争毁灭的仿佛不是1937年前的上海，而是2020之后的上海。

在电影中并未现身，而只是通过方言出现，通过口音召唤着观影者认同的天津、东北、陕西、湖北、四川，也并非来自1937年的地图，而是来自2020年的地图；它们是安全的玻璃罩中的家乡，却不得不面临未来上海纷飞战火的威胁。

那充满科幻感的飞艇与高达般的巨型推土机得到了解释。

苏州河，此岸是地狱般的未来，彼岸是安全的现在。

那终有一死的焦虑感，和来自外太空的敌军攻击也得到了解释。

这场发生在未来的战争，是观影人那挥之不去的危机感，是《杀生》中最终滚落下山、碾碎文明的山顶巨石，也是《你的名字》里从天而降的巨型陨石。

误入四行仓库、卷入战争的主角团所经历的，正是观影者自身的未来，是观影者自身的必然命运。

上海市民伸向冲桥战士的手臂，正是观影者的手臂，伸向未来地狱中受苦受难的自己。

在我们坐在沙发椅上的观影者当中，没有人想面对凄惨酷烈的地狱，但是也许（必然？

）有一天，在特定的情境下，在外在力量的压迫下，我们不得不将手中的望远镜换成步枪瞄准镜，不得不给自己挂上满身手榴弹，甚至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奔向地狱、拥抱地狱，怀着满眼热泪、满腔壮怀。

这样的事在现实中难道没有吗？

毕竟这一类电影已经开始了脱敏治疗；而作为一个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它就像一个参加无尿检短跑比赛的运动员，必然身不由己地，闭着眼将民族主义的兴奋剂注入自己体内。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如此。

后浪，你该往哪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