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

”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

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

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小时候经常听到大爱无疆，不懂什么意思。

如今长大了，还是不懂什么是爱，更别提大爱是否存在。

仔细琢磨，也难以评定爱大不大，但爱确实很广大。

比如今年的戛纳，随着亚洲电影口碑的爆炸，亚洲地区变得异常团结跟兴奋，也不分中日韩了，尤其是我国人民，《小偷家族》得金棕榈奖一事我们比日本还要高兴，就好像是枝裕和是中国国籍。

▲《小偷家族》《燃烧》均在戛纳大放异彩这种大爱无疆说通俗点应该叫共鸣。

共鸣点则是人种，都是黄皮肤的亲故，你拿奖我也开心。

这种共鸣也同样发生在《盛夏》里。

「盛夏」Лето

《盛夏》和中国其实冥冥中构建了联系。

共鸣点在于俄罗斯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有着同样严密的集体化生活，同样的领袖个人崇拜。

而另一个共鸣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共同风靡的摇滚乐。

▲面对小崔这位女同志无法自拔且不说中国摇滚教父是不是崔健，当时他的出现确实影响了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而《盛夏》讲述的是另一个老崔，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故事，神奇的是，他是个韩裔苏联人，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音乐无国界。

▲维克多·崔（Viktor Tsoi）当年活在铁幕下的苏联青年们没空考虑史实是否崩塌，经济体强不强大，他们唯一的信仰可能就是风靡资本世界的摇滚乐。

▲万人空巷的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199160年代初秘密流入列宁格勒大学的西方摇滚乐迅速蛊惑了这些生来反叛的青年，即使在政府重力打压下，他们也有渠道购买到磁带光盘，或是凭着热情收听西方电台。

前所未有的刺激感诱发了一大批苏联的摇滚乐队，从前期的学习模仿到后期独立创作，到后期形成苏联特有的“弹唱摇滚”诗歌风格，随之而来的是摇滚俱乐部的兴起。

▲崔早期成立乐队“加林和双曲线”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表演，现实（左）剧照（右）《盛夏》的故事便开始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它像一个造梦场，凡是在这表演过的乐队，之后都成为了传奇。

俱乐部台上zoopark主唱麦克在热唱，台下观众却碍于管制，只能通过手指挥动和抖腿来打节奏，更别提横幅标语了，即使音浪太强，晃了也会被工作人员撞到地上。

▲蠢蠢欲动的青年们，剧照扑面而来的政治气息让观众误以为这是一部关乎政治的电影，但实际上导演只是把发生过的事如实交待，不管是俱乐部里荒诞的管制，还是火车上中年男斥责年轻人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唱敌人的歌，出道前歌词的严密审查制度，全是真实有考据的经历。

因此导演曾说的“没有政治讨论”是完全正确的，他所有的意图都在片尾的那句字幕里“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

▲剧照抛弃了政治讨论，只留下共鸣感强烈的由摇滚乐包裹着的乌托邦，这些青年在乌泱泱的空气中抱团取暖，在人满为患的集体公寓狂欢作乱，在海边醉酒脱衣，放飞自我尽情歌唱，“我是个懒惰鬼，妈妈，妈妈。

”维克多·崔玩味的歌词点燃了这个盛夏，也开启了成名之路。

▲麦克海边热唱，剧照《盛夏》的网络注解是音乐传记片，但我不这么认为。

它并未把维可多·崔个人放大，而是着重记录这帮年轻人的自由状态和对音乐浓烈的爱。

包括三个主要人物维克多·崔，麦克和他的妻子娜塔莎，他们的戏份实际没差多少，情感上也是如此，尤其是麦克的情感线，作为维克多的伯乐和引路人，在面对自己的妻子坦言想亲吻别人时的内心挣扎，为爱妻完成心愿腾出空间站在雨中的凄凉之景，生活却仍在继续，假装什么都未曾发生，这些戏直击人心。

▲孤独的男子，剧照也许因为导演有着丰富的戏剧经验，他设定了一个能与观众直接对话的角色，这一类角色经常出现在戏剧中，因其可以自由穿梭于戏里戏外，故有着叙事和注解的功能，同时又是全程出现的。

所以在片中几段展示精妙绝伦的想象力的桥段，他让大家出戏看一段MV，最后举牌示意结束。

▲穿梭于戏里戏外，告诉观众“一切都没有发生”导演在画面中加入动画涂鸦，参与的演员虽说音乐素质不太好，但面带情绪随声附和的欢乐画面充满了趣味。

▲想象力与创意齐飞，剧照这几个桥段几乎成为了影片的点睛之笔，导演借用这种方式对政治进行抗议，却告诉他们“这些都没有发生”，受到了戏弄和羞辱的当权者应该都极恨导演却又无处下手。

▲想象力与创意齐飞，剧照散发完想象力，还有数不清的致敬，像前面几个MV致敬了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和Iggy Pop的“The Passenger”。

▲致敬梗，剧照导演甚至加入了一段纯致敬伪纪录片段：演员们摆弄造型，再加入手动后期完成经典的专辑封面，像比利·乔尔，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等。

说白了，摇滚乐就是他们的青春，所以这部电影压根不在乎政治，它承载的是一代人的情怀。

当然俄罗斯当权者可不认情怀二字，在去年7月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就以欺诈，贪污罪在圣彼得堡被逮捕，并从8月23日开始一直被软禁，多次限制行动自由。

当时《盛夏》还在后期拍摄及制作，同时他在排演一部关于同性恋的芭蕾舞剧《Nureyev》。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在狱中调皮在当权者眼里他是个惯犯，他曾创作了批评教会，讽刺国家腐败问题的戏剧，歌剧和电影，也因此得到了盛誉。

他被指控贪污至少6800万卢布（115万美元）用于艺术项目的国家资金。

民众普遍认为指控理由相当无力，都清楚这是一次镇压言论自由的行径。

▲戛纳影展，《盛夏》演员用名牌声援导演基里尔的遭遇意外呼应了片中角色的现实命运，维克多·崔在1990年便因车祸身亡，麦克也在1991年因病去世。

影片最后人物的出生年月和逝世时间的出现让人格外动容，它就像是导演钟情地告白，充满着感性。

在戛纳影展上，《盛夏》的制作人说基里尔的创作初心是表达纯粹的爱和自由。

谈政治？

俗了。

《盛夏》并未揭露什么社会黑历史或是政治宣言，有的只是对那段岁月无限的感慨与怀念。

摇滚乐对于普罗大众或许只是一种娱乐，但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就是爱情，和平，自由。

他们靠它活命，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反抗对天性的压制。

「最后的英雄」维克多·崔的陨落打击了无数歌迷，人们拒绝承认他的英年早逝，有人甚至悲痛到自行了断，街头小巷纷纷流传着“崔没有死。

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的话语。

导演在最后借用麦克的嘴巴说出“出去抽根烟”那一刻，观众该哭还是该笑呢？

该笑吧，维克多·崔虽已离世，但他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无数人继承，那场人类史上最疯狂的1991年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就是自由意志最好的见证。

▲如同革命运动的演唱会，政府出动坦克镇压，1991一代人的觉醒代表着时代的前进，这一刻，每个人都是英雄。

再回过头缅怀，依旧能看见那年盛夏的夜晚，废木堆积的篝火，伴随着琴弦和歌声，赤裸狂欢的伙伴，这时我们早已告别迂腐的灵魂，驶进前所未见的自由彼岸。

—End—/素材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公众号/微博：AME影视计划

★★★☆☆鏡頭調度不錯 ，火車戲與海邊戲最棒黑白影像的質感不太豐滿 ，穿插的彩色畫面十分漂亮歌曲是我聽過且喜歡的，很好乖寶寶章故事文本單薄到如三幕劇的第一幕 ，格局太小 ，三人的關係描寫不足撐起130分鐘有三場使用歐美歌曲與手繪線條的歌舞片段調度和歌詞渲染力：火車最佳雨天次之公車末座歌詞給了兩人拆夥的伏筆但同前面所述 ：「太少了！

」#夏#鏡象電影

1都知道中国的摇滚教父姓崔，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有一位崔姓摇滚教父，全名叫维克多·崔（Viktor Tsoi），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生的第三代韩裔移民。

更让我意外的是，崔健也是朝鲜族人，那是不是可以说，朝鲜人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这是玩笑话，不过还真是让人意外。

维克多·崔被称为『最后的英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最后一张专辑叫这个名字，当然他也名副其实。

如今，在俄罗斯最繁华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建有一面纪念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来，在那面满是涂鸦与鲜花的墙下，感慨，默念，或者只是静静地看着。

2最近失了业，有些无所事事，逛论坛，看到一部名为《盛夏》（2018）的电影，扫了眼简介，与摇滚有关，随手保存。

今天闲来无事，打开看看……在维克多·崔和朋友穿过盛夏的树林到海边去参加麦克的派对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盛夏 太阳出来了 我被辞退了没有钱 但是我有时间我突然被电击了一下，我想又看到一部好电影了。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源于麦克和维克多·崔以及相关同仁的交往和情谊。

麦克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是Kino（意为电影）乐队的主唱。

片名《盛夏》取自他们的一首歌名，电影中，由麦克在盛夏的海滩所唱，慵懒，让人会心一笑。

据说整部电影使用的是家庭摄影机拍摄，这不得不让人感慨。

整部电影都很平实，没有刻意渲染，黑白影像为主调，不时插入的MV式的镜头、绘画涂鸦以及一些超现实的影像，让人融入，却又很疏离，似乎是即兴创作，却又有着严密的结构。

电影的叙事很散，似乎没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却又有着清晰的故事和情节。

像是随意记录一群年轻人在受限制的环境里，努力去做音乐，去创作，去表达，去追逐内心的自由。

如果不是事后去查资料，其实并不知道电影中的人物在前苏联乃至今天的俄罗斯有着怎样的地位。

不过，从电影中表现的音乐表演和词曲创作来看，水准却不低。

最触动我的也正是他们的创作劲头，在那样一种生存状态下，除了音乐，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偏执，隐忍，却又不失包容，特别是维克多·崔，满怀激情，虽固执，却又总能接受麦克的建议。

大概这就是一种惺惺相惜。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在监狱里仍能创作，更不简单，让我想起伊朗导演帕纳西，狱中创作的电影还得了柏林金熊奖。

俄罗斯表面上看着是民主社会，但和伊朗、朝鲜以及某些国家，还是有着高度的雷同。

电影节选的并不是维克多·崔后期的事迹，反而是早期的起步阶段，这也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重点不在政治或者其他，而在创作本身。

当然，政治从来不需要关心，而是我们总是被政治关心，电影中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对我们来说也很司空见惯，要表演或者其他什么事都需要某些人审批，别人的一句话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一生。

3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很是喜欢这样的音乐电影，一天到晚都泡豆瓣和论坛找资源。

记得看过斯科塞斯拍的、关于鲍勃迪伦的《没有方向的家》（2005），关于大门乐队的《大门》（1991），关于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迷墙》（1982），当然少不了那部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恨不得给六星好评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2012）。

此外，还有科恩兄弟温情脉脉的《醉乡民谣》（2013），用力过猛的《爆裂鼓手》（2014），其他一些就比较酥软了，比如《曾经》（2007）等等在这里，不得不提一部NHK的纪录片《HeyJude与自由的故事》，当年也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HeyJude》是披头士的名歌自不必说，但当1968年这首歌传到被苏联侵占的捷克，捷克歌手玛尔塔重新填词翻唱，将一首原本安慰失意少年的抒情歌曲，变成捷克人捍卫祖国和民族尊严的自由之歌，而她也因此消失了长达二十年。

直到1991年，玛尔塔登台献唱这首歌，早已深入人心的捷克版《Hey Jude》才又在捷克上空飘扬……看过了电影，也跟随电影回顾了自己关于音乐电影的记忆，时间流逝得那么快，而且悄无声息，但那些感动过的电影，却依然历久弥新……

美则美矣，充其量只是一支超长版的MV。

更讽刺的是，这部描述前苏联摇滚教父的音乐传记片里没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苏联地下摇滚乐曲，反而是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摇滚作品充斥其中让我大饱耳福（David Bowie、Lou Reed、Iggy Pop等等如雷贯耳的大牌）。

也许导演并不打算拍摄一部传统的传记片，只是想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来还原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气氛。

好几段长镜头场面调度精彩，开头几名女生偷摸进入演唱会的一幕就是相当精彩的示范。

导演用流畅的跟拍长镜头迅速推进叙事，同时揭示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台上是激情演唱的歌手，台下是禁止站立欢呼的观众。

之后数段幻想情景及涂鸦动画的演绎，尽情刻画出当时青年人不畏强权，内心叛逆的反抗精神，比如在火车上斗殴以及演唱会舞台上下玩成一片这两段最为显著。

然而，这种比较廉价的MV表现手法明显打乱了叙事的节奏，令情节变得空洞涣散。

此外，故事的切入点有点出乎意料，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情三角恋，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在后半段逐渐收缩。

前半段精心营造起鲜明的时代背景气氛逐渐消散，压迫在青年音乐人身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似乎踪影全无。

回避特殊时代背景而回归人物情感纠葛的手法不算创新，但是这种过于隐晦的政治隐喻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反思或批判效果。

这跟好莱坞那一类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音乐爱情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暑假看的俄罗斯某新锐导演的新片 创作者好像把对当时zf竖起的中指隐蔽在所有乐队演出场景中 看演出听音乐不是为了借机宣泄也不是为了寻找慰藉 而是求生存 每一排座椅下按耐不住而抖动的双腿都是对被虚化的政治的蔑视与反叛 是艰难游动在压制环境下的有限自由 被彷徨的人们小心翼翼地享受 只是我以为那种变态般的桎梏只存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 直到今天看到网上视频中那些女孩子的遭遇 脑中浮现三个字WHY 稍微冷静之后其实觉得 对于发生地点与时间的震惊也不至于惊讶到不敢置信 让人寒心 生在红旗下 摇滚你mb

基里尔耍的俏皮滑头，讨喜程度要远大于《冷战》中帕夫利克夫斯基的图片摄影PPT。

集权体制下，礼堂中正襟危坐听摇滚的年轻人，令经历过2018年广州Lipa巡演的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他们把歌唱的所有一切都要翻译成“批判XXX”，而我们也需要在社交网络中反复搜索已经被和谐的“滴滴胡同十四楼”。

但是基里尔想告诉我们的是：所有我们渴望着期待着的反抗、热血和激情，在现实中都没有发生；正如片中遍体淋湿的可怜人，最后还是要晾干衣服，回到家中，等待第二天的黎明。

当宇航员维克多打开公车的天顶板，让电车稳稳着陆，娜塔莎护送着神圣宛若圣火一样的加浓espresso穿过马路离开时，留下的只有冰块脸的讲述者，和永恒的上帝视角。

泛起心头波澜的永远只是荧幕前的你，而处于故事时空中的麦克只会告诉你，咖啡很好喝，但真的凉了。

这叫做什么：本意无非爱，但看客总多情啊…因为生活没有那么斑斓，所以做梦时才更加用力：念叨着死亡与自缢的少年人，在醉意阑珊里跃入屏幕，想要回到裸体在海边跃过篝火的那年盛夏。

《盛夏》里的许多片段，都是有参照系的，《尼罗河女儿》在征兵前夜的篝火谈心，《美国甜心》里顺着公路推销杂志的青年，《派对搭讪秘诀》中闪烁发光的宇宙少女，这些漫不经心的目光都不及维克多上台前，女化妆师的三秒对视，来得那样晶莹剔透，又郑重其事。

而剪去长发的未来摇滚巨星，在礼堂的欢呼中拾起麦克风，与亦师亦友的领路人一起唱着日后被传唱不歇的歌谣；友谊地久天长，不会在孤独的爱恨里沦陷消亡。

缪斯在台下注目，先辈的背影消失在消防通道，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离去，不用告别。

以后哪天，也许可能，如果我要给打雷姐拍传记片，恐怕也会是，这般模样。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影片的“元电影”手法（影片中出现非叙境的人物直接面对剧中人物或者是观众说话）以及“印度歌舞式”的mv、动画都与影片整体的气质很搭配，影片的讲述的故事内容是前苏联传奇摇滚音乐人维克多·崔未成名前的故事，因此影片整体上呈现的是年轻和青春，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下，青年人仍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叙述自己的故事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

（原载8月24日《北京青年报》） “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

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电影《盛夏》中，列宁格勒摇滚圈大哥Mike安慰着小伙伴维克多.崔，初出茅庐的这位未来摇滚巨星，打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自我要求。

是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棒录音棚，显然是为人民功勋艺术家们准备的，没有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会有为反叛躁动青年们准备的商业流通机制。

在赴俄罗斯世界杯之旅前，为避免手机音乐跨国版权受限，我提前从在线音乐平台上下载了维克多.崔和KINO乐队最初的两张专辑，《45》和《46》。

效果糟透了，干瘪的吉他和弦拖不起维克多诗意的表达，再说我也不懂俄语，于是在俄国一城城游荡着，渴望应景凝听的我，不得不按下了停止键。

不过相继亮相戛纳电影节和First影展的《盛夏》，却有着极其出色的声响和画面，清爽又悠远如每个人记忆中最美的17岁歌声，黑白却透亮似我们用梦境美化雕饰的最浪漫夏日。

故事开始于19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从外到内的第一场戏，将时代背景交待清楚。

两个年轻姑娘爬梯翻窗，在演出策划人的帮助下，偷摸进列宁格勒第二摇滚俱乐部。

那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常见的礼堂，有着屁股离席会弹起来发出噪音的塑料板凳，台上长发披肩的动物公园(Zoopark)乐队，在嘶吼着极富煽动性的朋克歌曲《你是垃圾》，台下的观众却在巡场管理员的严密监督下，只能用脚尖轻打着拍子，不敢晃动身子更别说忘情起舞，一曲告终，拍手致谢，如同台上卖力演奏的，是马林斯基剧院里的古典乐团。

摇滚乐迷们都记得有着Metallica、Pantera、AC/DC等金属名团出场的《1991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录像里面，黑压压的观众在振臂嘶吼，维持秩序的警察在用铁棍暴揍歌迷。

当然，这或许是剪辑故意制造的对立感，更有传言说，这场音乐节观众超百万，踩死32人，打死几十人。

苏联以1991年年底的彻底解体，更为这次音乐节及其传言增添了某种因果关系。

也以此反推回10年前，民谣旗帜维索斯基在莫斯科冬奥会前逝世，悲伤的群众接着听到其精神衣钵的继承人维克多.崔，对现状的愤怒却依然不能在摇滚现场得到充分发泄。

《盛夏》的故事时间段很短，几乎就是维克多.崔融入列宁格勒摇滚圈的第一个夏天，剧情也很简单，维克多与赏识自己的伯乐Mike英雄惜英雄，却也加上Mike的漂亮妻子Natacha，而发展出一段坦诚又纠结的三角恋。

双男主角中的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苏俄爱好者熟知的摇滚英雄，对于中国乐迷来说，因为维克多与我们的摇滚教父崔健同姓又同是朝鲜族，就产生出一种巧合的神迹，而其实维克多.崔从出道时间上看来，远称不上苏联摇滚教父。

至少第二位男主角Mike，就更是列宁格勒摇滚圈的大佬级人物，虽然Mike的乐队“动物公园“也同样贯穿了《盛夏》始终，其后世影响力却远不如维克多.崔和他的KINO乐队。

如今俄罗斯很多城市的中心公园里，可能都会有着一座手持吉他的民谣英雄维索斯基雕塑，而维克多.崔却是出现在穷街陋巷最多的涂鸦形象，同样如电影中Mike所愿，大小城镇的孩子们至今仍抱着吉他在走廊上哼唱他的名曲《血型》，如同走入一个云南偏远乡村可能看到少年在弹唱Beyond的《海阔天空》一样。

世界杯决赛那天，我穿过叶卡捷琳堡列宁广场的地下通道，墙壁上画着维克多.崔，少年乐团恰在弹奏着电影《盛夏》的片尾曲——《夏末》。

墨镜与香烟、长发与鸡冠头、短袖与长裙，如若不是片中角色说着俄语，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好看的青年，是曼彻斯特的朋克或旧金山的嬉皮。

列宁格勒的摇青们，试图做出与西方也与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可他们追逐着地下丝绒和David Bowie的唱片，跟上了从T-Rex华丽摇滚到Joy Division后朋的潮流。

他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末日将至，也没有找到八十年代新一辈的集体价值，但与西方同行一样，追求着“和平与爱”，信奉着“艺术家不能被婚姻束缚”，偏偏放手让爱人去吻（暂时）更爱之人的，正是不该被束缚的艺术家Mike。

与我们推广西方摇滚乐的乐评前辈一样，Mike在陋室里翻画着专辑封面，查着俄英字典翻译着Lou Reed的歌词。

他借口工作，让Natacha与维克多共度一夜，坦诚而大度的表面之下，却是涅瓦河畔任雨夜折磨的伤痛身心；他邂逅一个从海参崴飞了大半个俄罗斯过来寻爱的疯妇，产生了与《猜火车》中雷登一样的幻象和一样的音乐——Lou Reed那首《Perfect Day》——“去公园里喝杯桑格利亚，到动物园逛逛，看场电影，然后回家，多么完美的一天。

”电影中所有伴着简笔动画效果的幻想画面，全被一个墨镜解说男一一否认，“这不是真实的”。

列车上朋克与克格勃干仗不是真实的，演出现场观众和监督员一起跳水碰撞不是真实的，雨夜里的Perfect Day也不是真实的。

墨镜解说男是片中角色视野所不及的隐形缪斯，他听着Mike那些关于情情爱爱的布鲁斯，批判着“相较鲍勃.迪伦，俄罗斯所谓的摇滚一点也不关照现实后，世界上哪可能有抒情的英雄”。

电影中除了苏维埃礼堂和城市大家庭客厅外，最多出现的室内空间算是厨房。

这儿才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空间。

在白俄罗斯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回忆录《二手时间》中，苏联人民得“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臭骂政府……亲朋好友们一道，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的政治笑话……我们一起偷听维索斯基的民谣和敌台BBC……只不过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当摇滚小伙伴们只是在口袋里竖起中指时，音乐愈发成熟的维克多.崔却通过《我们想要改变》和《血型》等名曲，大胆制作和发行具有政治议题和无限传播度的作品，也让他从列宁格勒小伙伴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反叛的时代英雄。

当然，电影并不想讲述一位英雄的整个摇滚人生。

我们都知道，维克多.崔在1990年8月15日凌晨，在拉脱维亚因疲劳驾驶，而车祸遇难，年仅28岁；我们鲜少知道，电影中维克多那位伯乐、好友兼情敌的Mike，也在一年后的8月27日，因公寓里一个事故导致的颅内出血而去世。

而他们歌唱又抗争的巨大祖国，在四个月后轰然倒塌。

与去年另一部摇滚传记电影《Nico》相似，《盛夏》也只是截取摇滚英雄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去精心打磨。

不过与颓丧的Nico不同，《盛夏》的1980年代初，是维克多.崔最纯净最美好的时光，即便他整天听着颓丧Nico的地下丝绒。

影片结尾，一个夏天过去了，满腹的心头话儿也该讲完了，在一段关于诗意日常的城市民谣中，维克多吻别了Natacha，镜头转入次日清晨Mike夫妇关于浪漫和梦想的无聊对话，再转入超8录像中波罗的海海边的盛夏，那是维克多初识友人和爱人的美好盛夏，是全片中唯一彩色却失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