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长的一天

今天适逢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推荐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导演：原田真人，7.2/10，描写的是45年4月，日军渐显败相后，铃木贯太郎接任首相，阿南惟几出任陆军大臣，在接连遭受苏军出兵，东京大轰炸，两次核爆以后，铃木秉承裕仁天皇意图，接受盟军最后通牒，结束这次战争，最长的一天说的就是8月15日，裕仁发布终战讲话之前的一夜，少壮派军官受东条英机鼓动，发动政变，阻止终战。

各个角色演绎得都很精彩充分，电影中出现的天皇，铃木贯太郎，阿南惟几等人，都进行了一定的美化，缺乏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就其整体客观性而言，我觉得大部分可信，值得批判的观看，深思中日的民族性差异，日本虽然二战完败，但还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对手。

日本无论是作为当年的战争机器，还是随后几十年的经济机器，其整体效率，个体素质都是一流的。

与这样的强国为邻，需要我们更多的反思和改进自己。

虚伪的天皇和爱国主义的反讽——看《日本最长的一天》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的历史背景。

这个电影采取相对诚实和相对理智的态度，展示当时的日本政府承认战败的过程和动机。

之所以说“相对诚实”，是由于其中很多情节都有史籍可查；之所以说“相对理智”，是由于其中不只是陈述事件，也对事件的缘由进行了解释。

——有些观众觉得，必须把裕仁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描述成禽兽不如的样子，才是“反战”。

不过，这种态度似乎还停留在以貌取人的层次上，并不属于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

因此，要认真地反思那段历史，看看这个电影是有益的。

“历史是面镜子”，这是个常用的比喻。

这面镜子其实照着所有人，并非只照着所谓的敌人。

在和野兽撕咬的时候，不要像野兽一样，把理智远远抛开。

之前在1967年，已经上映过这个题材的电影，片名即《日本最长的一天》。

旧版名副其实地展示了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之前一天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以“宫城事件”为核心。

“宫城事件”指的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些中层军官企图阻止日本政府发布“停战诏书”的军事政变。

在旧版里，裕仁天皇几乎没有露面，只是做了几次发言。

真等于回避了对裕仁天皇的批评。

与旧版不同，2015版的《日本最长的一天》（又名《天皇在八月》）展现了裕仁天皇面对战败结局的态度。

裕仁的态度，可以让观众比较明确地理解当时铃木内阁为什么会抵住压力去贯彻天皇的决定。

这也展现了裕仁天皇的虚伪。

与领导者的虚伪对应的，是那些狂热的“爱国主义”军官的可笑和可悲。

他们自以为试图延续战争的行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做的却是害国的事情。

1- 虚伪的裕仁天皇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从1945年4月组建新的内阁开始。

为了更好地操作内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决策，裕仁天皇选用铃木贯太郎当首相。

然后，铃木贯太郎选择阿南惟几为陆军大臣。

他们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并且最重要的是对裕仁非常忠诚。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两种战争态度，即投降和战争到底。

支持战争到底的主要不安定力量来自陆军。

陆军参谋部的一些“爱国主义”青年认为即使全民战死，也不能投降，战斗到最后就是“爱国”，投降就是害国。

他们美其名为“玉碎”。

陆军的统制派军官甚至认为，如果天皇不听陆军的意见，那么甚至可以通过改变“国体”——颠覆天皇权力——来实现战争到底。

在影片中，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

东条英机训诫那些陆军参谋部军官的时候，把“效忠天皇”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效忠天皇”是完全服从天皇；广义的“效忠天皇”就是不惜发动政变来改变天皇的决策。

这等于说，东条英机让那些军官做好发动政变的心理准备。

这时候，影片出现了可笑的一幕。

东条英机问那些军官有什么想法。

有个军官却说“无论如何努力，亦不及神灵”。

这句话相当于说在大势所趋之下政变并没有什么用处，几乎否定了东条英机刚才的说法。

怪不得，东条英机会惊讶地说“纳尼”?!

为了让陆军力量不至于失控，阿南惟几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这样有很大好处，一方面阿南惟几给陆军的形象是坚定的战争支持者，这样让那些陆军参谋部的军官能有认同感；另一方面，阿南惟几对裕仁非常忠诚。

影片中并没有夸耀阿南惟几的战争才能，相反，影片里的一个参谋军官明确指责说阿南惟几害死了很多人却得到了宽恕。

影片中，裕仁“关心”阿南惟几的儿女婚礼的情节，并不是为了展示裕仁多么仁慈。

裕仁这样做，只是为了稳定这个陆军大臣的忠诚。

这是一件非常虚伪的事情。

可以说，正是裕仁把阿南惟几推向了不义的地步，把阿南惟几当成工具，以实现天皇家的利益。

在两部《日本最长的一天》中，阿南惟几都是里面最显著的悲剧角色。

他按照忠义的价值观，选择了最痛苦的自杀方式。

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化战犯的嫌疑，毕竟，敌人也是人，也是按照受限于现实的人情来行动的。

裕仁的虚伪根本表现在，他实质上并不关心国民的死活，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并不能期待坏人总是明确说自己是坏人，这是妄想。

对政客权谋相当熟悉的裕仁，当然会说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决定迎接和平。

但是，他实际上做的却是号召全民不惜“玉碎”，以维护“国体”——即天皇统治。

在这个号召下，日本军进行了大量自杀式袭击。

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死亡换来的只是天皇家族能有更好的谈判条件。

在停战谈判问题上，天皇的内阁和“爱国主义”将士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如何维持天皇统治的“国体”。

为此，他们不惜以死掉更多国民为代价，推迟签订停战协议。

当时的日本政府在“默杀”波茨坦宣言的同时，实际上也“默默杀害”了更多的人。

当然，权术（政谋）就是这样，对于每一方而言都是残酷的。

单纯地妖魔化裕仁，大概也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谋。

他不是神，也不是妖魔，或许你可以说他是怪物，但他却还是人。

《日本最长的一天》试图把裕仁展示成一个人，还展示了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

有人可能会觉得，没有把裕仁天皇塑造成可鄙丑陋的怪物，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

然而，现实就是会有这么可恶的事情。

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大致而言并非虚构，他确实进行过生物学研究，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有个英国人写的《非凡的生物学家》一书中都有裕仁（昭和天皇）的名字。

实际上，人们没有必要脱离现实地去看待一个罪人，即便是裕仁这样的大罪人。

非要脱离现实地看待罪恶，反而让人们误解了罪恶，以为罪恶就总是明显展示成罪恶，明确承认自己是罪恶的。

人们看到的罪恶，很可能是反讽的，也就是说它展示为“正义”。

比如，“爱国主义”在这个影片里也是反讽的。

那些企图谋反的军官，他们采取的是“爱国主义”的名义，事实却并非那样。

名义上的“爱国主义”与事实上的爱国，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2-“爱国主义”的反讽《日本最长的一天》中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很多军官在“爱国主义”情绪中变得疯狂的情节。

似乎，很多忍不住咒骂日本的观众会觉得这么演，是在赞扬那些日本军官。

这样看实在是不必要的。

难道，敌人就不能有“爱国主义”情绪吗？

似乎，正是因为敌对双方各自热爱各自的国家，所以才会战斗得那么激烈；敌对的双方都把自己人当人看，把对方当禽兽看——正是如此，战争才更加惨无人道。

实际上，这个电影里的那种“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愚昧和非常愚蠢的。

他们在必败的结局面前，进行妄想般的挣扎。

作为胜利方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地贬低，而应该“以史为鉴”，应该警惕，避免会像他们那样疯狂和无奈。

《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后半部分讲的当时陆军本部的几个军官谋划控制天皇的“宫城事件”。

他们试图通过说服近卫师团，控制宫城——即天皇居住的地方——避免向外界发出停战广播，以陆军为主导，继续进行战斗。

他们无法接受停战的决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到的信息都是“作战到底”，“一亿玉碎”之类的。

这些信息都是裕仁天皇传达出来的。

不过，那些军官不知道，裕仁并不是真的要作战到底，他这样动员国民去送死，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个更好的活路。

自杀式袭击就是对美军的威慑，当然，美军也不是来传播福音的，各种轰炸，原子弹，燃烧弹，都用上了。

在平民大量死亡的时候，裕仁在考虑怎么能维持自己的权威。

那些军官如果能够清晰地认清时局的话，那么将会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在大量平民和底层士兵去送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安稳地留在后方。

然而，可悲的是，他们早已经被政客宣传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给蒙蔽了。

他们也不知道，在裕仁能够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了。

相反，在政客目标实现了的情况下，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就会成为祸害。

为了发动军变，那些军官一方面需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认可，另一方面还需要近卫师团（负责宫城守卫）和所属的东部军的支持。

这些军官从陆军大臣的表现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以为阿南惟几支持战斗到底，但实际上，陆军大臣只是为了稳定陆军中的不安分力量。

《日本最长的一天》中有个情节，当内阁已经确定了停战诏书如何表述的时候，阿南惟几还打电话欺骗那些试图谋反的军官。

这一段和《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的描述几乎差不多。

陆军的高级军官不支持军变。

但是，阿南惟几的说法却给了那些军官根本没有根据的希望。

另一方面，东部军和下属的近卫师团也不支持军变。

所以说，这帮被盲目的热情所驱使的军官，非常可悲。

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晚上，当叛变军官想要去劝服近卫师团的长官森赳中将的时候，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把这一段演得颇有戏剧性，不仅可悲，而且可笑。

森赳中将是一个“好学问”的人，外号“和尚”。

为了能说服森赳，叛变军官还专门让找来了能讲些道理的井田中佐。

面对那些跑进来劝说他叛乱的佐官，他说：“你们先来听听我的人生观吧”！

电影里并没有真的让森赳讲什么人生观。

不过，按照《日本帝国的衰亡》这本书的说法，森赳确实讲了半小时的人生观和宗教。

这样无非是拖延时间，那些叛变军官坚持让近卫师团长立刻叛变。

最终，赶来的疯狂军官把近卫师团长杀掉，伪造命令，包围了裕仁居住的宫城。

那些叛变的军官觉得，裕仁之所以会接受停战协议，那些内阁官员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这些军官而言，首相等人是“不爱国”的罪恶政客，只有他们这些丧失理智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军官和士兵疯狂地想要杀掉那些内阁官员。

不过，当时的铃木内阁，应该觉得他们自己才是“爱国者”。

内阁官员站在国家运作的层次上，考虑的是统治如何稳定，国土如何不至于分裂。

平民死多死少，虽然是次要的，但是不能到了危害统一的地步。

当时有官员认为，苏联对日本宣战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给日本投降创造了必要条件。

之所以这样想，似乎是因为这些外界威胁可以保持国民的凝聚力，从而继续维护天皇统治的“国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推翻沙皇统治，应该是个危险的警示。

狡猾的裕仁，为了在战后维持自己的统治，选择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首相。

按照封建的理解，“国体”即天皇。

“爱国”和支持天皇被混淆成了一回事。

不过，按照文献记载，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政府并非都这样看待。

当时有官员就向裕仁表明，作为天皇，裕仁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

维持天皇统治不等于维持裕仁统治，那么为了承担责任，裕仁退位，是必要的。

然而，裕仁并没有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无论他说出多么虚伪的话，他仍然是不义之人。

“爱国”与“害国”就这样被混淆了。

那些发动“宫城事件”的军官，对“爱国”的理解太肤浅了，他们并没有站在现实的国家整体的层次上去看待国家利益。

是什么导致“爱国”变成了“害国”呢？

似乎，答案很明显：视野太狭隘。

那些肤浅的“爱国”，似乎还停留在非常原始野蛮的“人生观”，他们只是看到肤浅的“对立”，却没有看到“统一”。

或者可以说，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失误的根源。

那些人生观错乱的人们，把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看成了超越一切的天理，为此疯狂。

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很多战争和对立仍然在延续这种失误。

现实就是那么讽刺。

很多人都确实需要些“人生观教育”。

那样的“国体”荒谬吗？

“爱国”和“害国”被混淆了吗？

可惜，在国民的认同面前，荒谬也会成为合理。

欣赏樱花经常和日本文化联系起来。

樱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国民性质。

樱花往往是成群来欣赏的，个体在里面显得微不足道，个体被淹没在群体之中。

这样：随群，成了值得欣赏的品质；离开群体的个体，就会被抛弃。

其实不只是日本，许多封闭的社会，也都有这样的特点。

“群体即正义”，有时候显得那么合理，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荒谬。

在《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中，陆军大臣的办公室挂着“走人狂，不走人狂”的句子，也是对这种状况的描述。

理智，很多时候需要细致领会，但是，疯狂，却非常容易传染，最后整个群体都疯狂起来了。

《日本最长的一天》非常准确地传达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活动。

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个国家在二战最后投降而不是继续所谓的“玉碎”，都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选择。

然而真实的人和故事往往十分感性。

影片中展现是一个从军国主义的感性角度看待的这段历史，影片从这个角度对“终战”始末进行了还原。

请不要会错意，我认为本片在还原历史这一点上，既不“客观”也不“忠实”更不“老实”。

如要要比喻的话，它更像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招魂幡，仔细感受一下，幡下亡魂的阵阵阴风就会吹拂你的脸颊，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鲜血也会在你脚下汇流成河。

影片从美、英、中发布的《波兹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刻无条件投降”开始。

采用了分段叙事将故事分割成更易于叙事的段落，也能强化影片想传达的信息。

和1967年的同名老片一样，片中的人们各有纠葛，但都是效忠天皇陛下与为国殚精竭虑的正人君子，即使东条的形象也只是稍显固执而已。

本片找来本木雅弘饰演裕仁也是颇具心思，礼仪师的奏鸣曲中暖男大叔为原本相貌不甚雅观甚至有些猥琐的天皇陛下加分不少，温柔的声线更是让银幕前的人都对他是位仁慈心怀天下（日本）苍生的君主信以为真。

裕仁的仁在影片中体现得十分充裕，他是一个喜欢海洋生物学、对日本特有的植物如数家珍、对民众受苦而万分煎熬的人，一个被战争被时代所裹挟而身不由己的人。

诚然，世界上又有几人超脱，几人不被环境和他人所影响，但是将他身为君主的责任无限的淡化而不停突出其无奈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叙事方式。

影片在粉饰和掩饰上的功力绝对得益于日本人善于纠结细节的特点与深厚造诣。

67年的老片中的一段就充分体现了这点，当时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针对《波兹坦公告》的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默杀”这一用语作为回应。

67版就抓住这个略显暧昧的词语，企图衍生出日本的投降意愿因为表达含蓄与翻译不准确而曲解，最终被原子弹“误炸”。

15版影片运用了同样逻辑的悲剧叙事，总结来说就是一个开明君主与一群正直臣下领导的国家最终在强硬的外界武力下过于踌躇与矜持而增加了本国与本民族的痛苦，而最后君主冒着自己被“当作”始作俑者而挺身而出终止战争的故事。

影片故事讲完后，我们来看看招魂幡下的黑历史。

在军国主义者看来，终战之前日本并未可轻言战败，当时还有700万的海外部队。

他们眼中的黑夜恐怕要从关东军的一夕覆灭和两枚原子弹开始。

但事实是日本民族的黑夜从明治维新打出攘夷旗号到奉行大东亚共荣的纲领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用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细亚其他民族为口号，用残暴侵略来夺取其他民族的资源乃至生命的行径，早已将日本拖下了深渊。

长达几十年的黑夜终于在付出了千万人的鲜血之后，随着二战的结束迎来了黎明。

只可惜战后接管的美国人又亲手为这个黎明笼罩上了层层重雾。

不光是在日本，美国国内敢于对对日政策与天皇战争责任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也同样收到打压。

David Bergamini着的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中收录了大量的力证，可作者却从此遭到围攻。

不过美国已经在变了，曾着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2004)的学者Herbert P.Bix在去年又在纽约时报的论坛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裕仁：幕后操纵者而不是傀儡》的文章。

不过日本还在有毒的迷雾中徘徊，战后又七十年过去了，还拍出这样的主流影片就是明证。

日本宫内厅编纂《昭和天皇实录》花费了整整二十四年，直到去年九月才得以完成。

了解历史的人知道帝王的实录其实是记录性的史书，照理在现代特别是有计算机帮助编辑的时代不应该花费这么久编纂。

日本政府与史官想必也是为这位天皇如何定性而头疼。

同样是Herbert P.Bix教授，当时还收到邀请为这部实录做评论，不过日本人附加了不能讨论裕仁在二战中的角色与责任作为条件，气得教授立马拒绝，并发表了头先提到的文章。

日本作为国家究竟该何去何从——对于日本政坛中的左翼右翼，这都是一个终极问题。

“成为正常国家”这根胡萝卜就像是雾霾中挂出的一根胡萝卜，政治人物依靠嗅觉只能找到这条出路。

最近的安保法案就是一次新的“正常化”尝试。

虽然成为日本正常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军国主义化，不过右翼的安倍政府依赖的是怎样的思潮来推动法案就再明显不过了。

庆幸的是，七十年的反战文化终究还是会浇灌出光明之花。

席卷日本的百万人反安保法案的抗议行动，包括一万五千多名学者教授参与，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等八十七所大学结成“百所大学声援活动”。

京都大学的声明写到：『战争，始于防卫的借口。

战争，瞬间便失去掌控。

精神，不应是被操控的对象。

生命，不应是被摆布的棋子。

大海，不应被军事基地侵占。

天空，不应被战斗机的噪音污染。

我们愿活在以催生新知为荣的『特殊』国度，而不愿活在将流血当作奉献的『普通』国家。

为了维护和创造生存的场所、思考的自由，我们必须首先阻止权力的跋扈。

』 日本的真正黎明将在这些声音传达到每个民众的心中之后悄然到来。

最后看到这个少佐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日本一直不说自己是侵略。

如果不投降，其他国家就会出动武力阻止。

而他们把这描述成对自己的宣战，还把日本描述成被迫自卫的国家。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我觉得他们正是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不敢投降吧。

但他们好像觉得只要不承认就跟没发生过一样，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生活，就不会受良心的谴责了。

另外，日本自古就有一种“耻文化”，这也会让他们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坦然面对，仍对未来抱有幻想。

可是如果要想师出有名，就要使用天皇的名义，但天皇已经决定接受《宣言》，所以他们想要拉拢人“起义”。

而以楠木正成自比，就是为了多骗一些人加入罢了。

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个日本人明确地知道真相，那么他也不会认错表态。

因为如果这样做了，肯定会受到国内大量民众的讨伐，而为了不面对舆论的压力，所以选择和大家一样不承认历史。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这样说，好端端自己为什么要揭这个头。

因此现在，没人愿意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

我看到日本古代有个叫“村八分”的处罚制度，就是大家一起选择性的忽略一个人，不再与其来往。

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全国一致性的选择忽视侵华。

首先，这不是一部反战电影。

其着眼点，根本不在表现战争伤害，谴责战争上。

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正剧比较合适，表现的是日本如何停下自己的战争机器。

以及在这个停住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过程。

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从14号到15号的这一天。

所以叫日本最长的一天。

里面各派的立场，大概有天皇：觉得实在打不下去了。

对于国民的牺牲已经觉得难以承受。

铃木首相为代表的停战派：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最好能有接受国体的保证。

但是后来面临苏联进入日本本土，日本面临分割占领的情况，连这个也不顾了。

阿南陆相为代表的继续战派：主张继续打，哪怕是在本土作战。

希望通过这个打出来一个他们觉得满意的协定。

但是天皇既然已经下令，出于忠君的思想，也只能接受。

陆军一批激进参谋：主张无论如何打下去。

即使政变也要打下去。

这部电影就大概反映了这三派政治势力以及其上倾向停战的天皇之间的政治斗争的过程。

其中最着力刻画的是陆相阿南这样一个夹在停战和激进中下级军官的人物。

在影片里面，阿南刚刚升任陆相的时候，被那些下级军官们认为会是个强硬人物。

也确实他在影片里面一直主张现在日本还可以打下去，即使接受停战，也要在保证日本国体的情况下。

所以他对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不满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忠君爱国之辈，绝对忠于天皇，对于天皇对其的几次关心，比如出战中国之前的送行，对其子女婚事的关心都念念不忘。

所以虽然他从心里面不愿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决定，但是也只能服从，并且他不光自己要服从，还要尽力的让底下的那些激进的中下层军官接受这个事实。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即有言辞呵斥，说除非杀了我，否则不能让你们行动。

又有假传信息，以安抚那些强硬的下级军官。

可谓软硬皆施。

最后觉得自己该负责所以自杀。

当然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过分处罚这些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也是为国尽忠。

所以他的行动在电影里构成了内在的冲突与矛盾。

也成为了电影的一个重大看点。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日本旧保守派的一个最后挽歌。

以阿南为代表的这一批人就是这一派的最后代表。

他们忠君爱国，尽忠于天皇。

对于天皇的尊崇有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崇拜。

而这种崇拜在传统时代并不鲜见。

虽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天皇并不是那种全权的君主。

（铃木首相的一个大胆的决断就是让天皇在最高层议事不绝的时候，请求天皇裁处，而显然在此以前天皇并不起最后的决断作用）朝中的重臣都努力的希望能维护未来天皇的位置，保证所谓的国体。

阿南等坚决主战派如此，而铃木这样的主和派也是如此。

也因此，当天皇下定决心，尽快停战，以免日本遭受进一步破坏的时候。

这些文武重臣也都服从了这一决定。

其中包括像东条这样在此之前一直在中下层中煽风点火的。

这是一种旧时代臣子的本分。

或者说用中国这几十年常用的术语来说，叫封建忠君思想。

在这部电影里面，还特别的突出了阿南他们的家庭生活，在这里面，阿南和铃木都被描述成了重视家庭，家庭和谐的人士。

阿南在战争年代依然希望为女儿操办一个风光的婚礼。

教育儿子要体恤下属，忠贞勇敢。

这些情节的铺垫了许多温情。

显然，这些情节或隐或显传达出的内容是，他们跟世界上的很多保守一样，分享同样的美德观，重视家庭，责任和勇敢担当。

但这部电影没有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看上去并不那么坏的人却将日本带入了那么一场灾难中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旧保守派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出现了问题。

换言之，他们缺少一个现代人的世界观。

没错，他们可能确实忠贞勇敢，但问题是那一套用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时代可能完全够用，但用在20世纪的世界当中，却已经不合时宜。

在二战之前的年月里，日本流行的那些理论，都是什么英美打压我们生存空间，各种包围圈，他们不相信自由贸易。

不珍重政治基本权利。

终于把日本送入歧途。

在影片里面，阿南他们知道底下的军官们对于投降是不满的，甚至知道他们正在准备行动，但他们并没有采取强力措施来压制。

这当然有长官对于下属的爱护之情。

但我看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相通。

他们在思想是父与子的关系，没有他们这些长辈们在哪里长年灌输种种民族主义的，受迫害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观。

这些青年军官们根本不可能如此激进。

他们是思想上的父与子关系。

父辈培养基础，子辈就很有可能变得完全不受控制。

所以这部片子里面所有的高层们，即使是主和派们，都脱不了他们的一分历史责任，在日本最终走入战祸的悲剧中，他们都曾出力。

铃木首相这样的，也曾经是积极参与日本扩张的战争人士。

只有到战后，美国人对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造。

日本的旧保守主义才转化为一种新保守主义。

在这里，他们依然保留了那些传统的责任感和家庭感。

依然强调爱国和爱家，但是却少了一些神化，多了对于和平与自由贸易的坚持。

以及基本人权的捍卫。

去除了那些不合现代文明之处的保守主义在新时代成为日本发展的最大基石。

在电影的前面，尽管有许多颠倒黑白的叫嚣自身受到侵害，滑稽荒唐的不愿百姓罹难受苦，以及常惯的军国拟人狂热，和贯穿全片的反战败的逆天悲壮，但也只是如同看小丑一样嗤笑和鄙夷，毕竟是类人的常规操作，一番慷慨激昂自我感动后迎来死宅盛世。

可在影片最后，阿南惟几的老婆在阿南尸体旁，用骄傲和告慰的语气诉说着儿子的英勇，直到：“在常德时，他也去钓鱼了。

”我天灵盖一阵冲顶。

他为什么在中国的常德呢？

他为什么能在战火中的常德钓鱼呢？

他为什么在异国他乡的常德死去呢？

我们去别国烧杀抢掠，践戮人命，无恶不作，最后惩罚来临时却不能接受，感到屈辱和愤怒：“杀人还要偿命，作恶还要受罚，还有王法吗？

”我请问呢？

这是人类吗？

怎么，受害者念叨几句就是被仇恨洗脑，施暴者叫两声屈还成了理性客观？

看到许多一几年的短评影评，有说别带着民族情绪，要关注电影本身的，有说战争之下都是受害者的，还有为这些“悲剧英雄”惋惜感慨的。

甚至还有说想象自己是个外国人看着其他国家最后发生的事儿，不就平静很多了。

只能说每次看到逆天sb发言都会感叹人类物种的多样性。

有的人对民族认同感强，选择牢记历史，铭记苦难，有的人自己家的痛不关我事，别人家的惩罚圣母慈悲，这是不同人类物种的认知不同，没招儿。

但那些倒反天罡被日子文化折服的精神日子人。

我只能说，为了你们的狗命考虑，s3赛季如果真的到来，千万别跑到人家那去。

且不说你这是赌马押驴赢，你就是上赶着一心给人家当狗，就冲人家这个“反战败”的思想觉悟，再发病赌一把前正好拿几个脑袋祭旗。

本来想说“反战败”的，说白了就是贼心不死，只是挨了两弹，毕竟本土没被正儿八经的揍过，不是一个感觉。

对了，最后一句。

s3露头就秒。

骗你的，不露也秒。

哭？

哭也算时间哦。

中国的电影市场中，有一个细分门类是非常特殊的：主旋律献礼片。

一般这种电影都会以时间推进为顺序进行正叙，而较少拥有倒叙、插叙等打乱时间线的戏剧化叙事，往往以此来试图凸显自己偏纪录片的客观性。

但是，这样的主旋律电影恰恰往往是观点最明确的电影类型，它的所谓“客观性”不过是为了表现出所持观点（歌功颂德）的“客观正确”（而非“主创眼中的主观正确”），来更加加强自己正面观点的力度。

但是，中国的这类影片，往往拍的没有什么主线和思路可言，变成了面面俱到而雨露均沾的走马观花，可谓是幻灯片型电影。

而日本，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电影的，这部《日本最长的一天》，就是这样一部片子。

首先，从演员阵容来看，它无疑是与中国献礼三部曲一样，拥有了全明星的豪华阵容。

而从叙事顺序上看，也同样是时间顺序的正叙。

而本片的导演原田真人，从作品列表中《浅间山庄突入》、《关原合战》等名字来看，也无疑是历史真实事件题材的一把老手。

而在本片中，原田真人也是发挥了自己的所长，从日本投降这个历史事件中拎出了自己的主线，并构建出一个清晰而规整的结构，表达了自己的用意：天皇万岁万万岁。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日本的一次“主旋律电影示范教学”，是一个顶配版的献礼片，而中国的同类作品大抵都还停留在“运动型”。

具体来看的话，首先，从剧作结构上看，本片主要由政府一方和军队一方的矛盾冲突构成。

政府一方以铃木铃木铃木总理为代表，以接受投降为目标进行活动。

而军队一方以东条英机为首，以玉碎政策抵抗到底为目标进行活动。

由此，电影也分为了“决策层”和“一线的下级军官”这两个部分。

同时，这两条线和两部分的交汇点，即凝聚在了阿南惟几的身上。

在政府这一边，铃木铃木总理从一开始，就清晰地意识到了军事的不可为。

在开篇的“组阁”段落里，他坐在车上感慨“如果本土决战的话，樱花也开不了了啊”，而与此同时，原田真人将镜头给到车外飘落的樱花，用“樱落”这一“破灭”的标志性意象，表现出了铃木总理此时内心中对于“军事已败”的判断。

而到了后边，内阁会议上阿南和海军大臣争执是否采取“海主陆从”的时候，阿南说出“海军连睾丸都没有了”的一瞬间，镜头迅速而短暂地切到惊闻此言的铃木总理身上，然后结束了这一段结合此前铃木总理“四次负伤，睾丸被击中也没有死掉”的经历，同时加上日语中“OTAMA（睾丸）”同样有“胆魄”之意，铃木总理此时更加确切地意识到了“当前军队已无我当年之斗志，军事已不可行”。

因此，铃木总理的一切行动准则，即是“保护人民”东京大轰炸中，他首次亲眼见到了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受害之深；后续的广岛长崎更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这种意识。

而在之后，铃木总理所代表的政府这条线，便以这个方向，四平八稳地走了下去--以献礼片固有的平缓、欠缺戏剧化的节奏。

而在军队一方，东条英机从开头即明确地表现出对宁为玉碎抗战到底的态度；而到了后边，他更是亲自到一线指挥部煽动下级军官的战斗意志。

由此，军队一方对政府投降政策的对抗态度便持续延伸下去，最终形成了武装政变。

政府和军队的两条线，作为决策层和前沿一线的上下两极，而相互对抗着。

原田真人也具象化了这种对抗，他用阿南惟几这个人物，来浓缩展示了这种对抗：阿南拥有“军事已不可为”这个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与铃木总理所代表的政府是高度一致的---他办公室那张暗示东条英机煽动国民和军队的书法就是最好的代表；同时，在射箭练习一幕中，他也表示了已无法获得胜利之意。

但在判断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同时，阿南同样是日本“武士型”军人的代表，而他所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则要求他要在这场战争中“贯彻武士道精神”在开头电影唯一的一次回忆中，天皇回忆里的阿南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天皇整理衣服，凸显出他的传统日本军人之风（而此时原田真人将镜头切到旁边铃木总理的目瞪口呆的表情，暗示了铃木总理的“非军人的纯政府”身份，区分了阿南和铃木总理）；在叛乱章节的第一场戏，开头是阿南和孙子一起洗澡---对家庭的重视，结尾是阿南与下级军官回忆旧日会战--“冲，不要停”。

因此，阿南身上同时兼有着政府和军队双方的特质。

同时，作为与政府一致的阿南，他有着保护人民的意识在他第一次出场的家庭聚会中，他玩纸牌、并表示要珍惜与家人一起的时间因此安排盛大的女儿婚礼，表达出他热爱生活重视家人生命之意；在与家里佣人的互动中，他也保持了平等亲切的态度，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在内阁检查军备的一场戏中，他最后旁观操场上学生兵的训练，表现出他对“学生都要上战场牺牲”的意识。

但另一方面，他却在会议上屡次提出作战到底、本土交火的态度代表陆军最高领导的他，必须这种方式来贯彻军队的态度，防止军事政变。

因此，与政府一致而又拥有军人意志、保护平民而又必须代表军人态度的阿南，成为了电影主线“政府与军队的对抗”的凝聚点，他的犹豫和选择也成为了这种对抗过程和结果的具象化。

而在最终，阿南也找到了对自我的平衡点。

他停止了战争，完成了自己保护国民的意识象征着政府与军队的对抗中政府获胜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阿南作为政府一致的一面得到圆满。

而另一边，他选择切腹自杀，实现了作为军人的自己“在战争中贯彻武士道精神”的意志。

而在这部电影里，比上述的结构更重要的两个点，是东条英机和天皇的存在和定位用法。

这两点，是原田真人非常“政治正确”---主旋律献礼电影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地方。

也是这部电影里非常值得玩味且最重要、具有原田真人一种有意的引导性的部分。

首先，东条英机在片中被完全地处理成了战争贩子和过激的武士型军人。

他是片中的一部分下级军官的代表，主张以武士道的精神为准则，本土决战玉石俱焚。

东条的这种形象本身其实并不算很夸张或者别出心裁，在很多的电影中都能看到他的这种面貌，并且也基本符合大家对东条其人的一贯印象。

但是，在日本电影的范围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太一样的、为东条的所为存了正当化和洗白之意的影片。

相比之下，原田真人在这里对东条的处理，可谓是贴近了外部世界的一贯观点，彻底地将他黑化了。

乍一看，这似乎是对日本“主旋律”的一种逆反：日本人自己似乎承认了自己二战时领导者的疯狂，并做出了批判。

但是，对东条英机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实际上是原田真人的一种“弃卒保车”的取舍。

在电影中，主张战争到底“全国玉碎”的高级官员，只有东条一人，余者皆为一线的年轻军官，在片中很多人甚至完美地彰显了何为“不配拥有姓名”---少数人的苗字略作提及，多数人则连苗字都被忽略。

至于其他的领导者和高级官员，则如上述的阿南惟几和铃木铃木总理，呈现出的是担忧国家未来、保护国民生命并主张和平的态度。

原田真人借此试图强调：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东条等少数高级官员所领导、下属军官被煽动起来的意识形态（阿南办公室的书法是对此观点最明确的表达），而领导者中的很多人--如阿南惟几，则并非如此。

同时，通过切腹自杀的阿南和畏惧死亡自杀失败的东条这样的一组结局对比，原田真人还较为隐晦地为武士道精神做了正当化洗白：真正的武士道精神绝不是孕育出军国主义的必然因素，二战中日本的罪魁祸首东条也根本不代表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是阿南这样的人物所表现出的东西。

借助对东条这一“实在洗不白”的黑煤球式人物的“战略性放弃”和主动黑化之，原田真人将二战中日本的所为归结为了“少数人行为和下级的被错误煽动”，从而让行为上的罪首--领导者集体，以及意识上的罪首--萌生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做了一次潜移默化中的洗白引导。

而这种完全的洗白白，无疑是献礼片中重中之重的“政治正确”的体现。

除了东条这一部分，原田真人更加高级和重要的“政治正确”，体现在天皇这个角色上。

日本人在二战末尾的谈判中，非常重视的一点即是天皇的无罪化，这在电影中也有所表现。

天皇在大和民族于精神思想中的至高地位，即使到了今日的日本也没有太多的削弱---即使天皇一家现在已经不再“不为国民所见”并去神格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格化转变。

因此，对于本片来说，天皇无罪化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政治正确。

在原田真人的镜头下，天皇实际上才是一切的主宰是他决定了“重视国民生命”之考量下的停战求和，铃木总理和阿南实质上皆是他的命令服从者和执行者罢了。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本片都保持了时间顺序的正叙，但只有开头的时候有一次倒叙--天皇的回忆。

由此可见这段回忆的重要性：因为要招募铃木总理组阁，天皇回忆了昔时自己受阿南和铃木总理所支持和帮助的往事。

这一段回忆实际上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天皇是停战保护国民的决定者，而阿南和铃木总理是被他招来、落实他这一决定的执行者。

因此，停战的正确，是天皇的正确，而非阿南与铃木总理的正确。

原田真人对于天皇，给予的是“万岁万万岁”，而对阿南和铃木总理，至多也就是一个“做的好”。

而天皇无罪、天皇英明，恰恰是本片最着力的观点引导和最重要的政治正确。

在电影中，为了给天皇的决定做铺垫和合理化，天皇的形象一直都保持了高度的亲民化，比如：开篇当中，在招募耳背的铃木总理时，天皇非常诙谐地模仿了铃木总理帮助听力的摸耳朵动作；而在进餐的一幕中，他接受了佣人一起用餐的建议，十足亲民；在内阁会议上，他特意询问了阿南女儿婚礼的情况。

原田真人用这样一个亲民的天皇形象，让天皇的停战决定来得十足合理：天皇重视国民，亲近国民，无阶级之差地与国民站在一起，因此做出了保护民众的决定。

另外，在电影中，推动停战向前进展、使之一步步实现的，也是天皇---他首先提出“诸君不必为传统规范所限制”，其后才引出了政府一侧更加积极的活动；随后，他又压制了当面提出主战申请的“少数派”东条英机；而最终让停战盖棺定论、给出最后一击的，也正是天皇的玉音广播---历史上首次让国民听到天皇的声音，再次表现天皇对停战的推动之大和亲民之深。

这无疑是一种对君主立宪制的日本中、名义与民族思想上的神格化至高领导人的终极光明化处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皇和东条的辩论一幕中，原田真人在镜头处理上下足了功夫，细致地处理。

先是东条以海螺为比喻来主张决战，此时东条与天皇皆为正面特写，来表现二者在观点上对抗的势均力敌。

但是，随后天皇反击，东条语塞低头，此时镜头也变为了对天皇的正面特写和对东条的“镜头拉远、斜向拍摄”，展现出二人的辩论的最终高下之分。

由此可见，原田真人对这一幕的表达极其重视，最终表现出了天皇对东条的观念压制，从而引导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天皇对东条的所为和思想，是完全不认同的，对东条其人也是彻底地对抗并且战而胜之的。

既然如此，那么战胜了东条的天皇显然就是反战的一派了。

而同样，对于“天皇主导，阿南和铃木总理执行”这一块，原田真人也十足地重视。

片中有一段和天皇东条辩论一幕极其类似的戏：内阁会议。

在会上，天皇表示“诸君可不必受传统规范所限”，表达了对推动停战的决心。

而这一幕中，对天皇的拍摄始终保持了正面的大特写，强化他的地位和力量。

而相对地，阿南和铃木总理等人则都被斜向镜头取景，保持了与天皇的“主导与从属执行”的高下之分。

随后，铃木总理起立并对天皇行礼，阿南也起立帮助铃木总理回到座位，在这里，原田真人不厌其烦地用让铃木总理和阿南完整了缓慢而有些冗长、全套的一系列礼节---摆架势、缓慢移动、行礼。

更甚者，原田真人对铃木总理与阿南的脚步移动，还特意使用了多个特写。

借此，原田真人确定无疑地表达出了铃木总理与阿南对天皇的无限崇敬和从属关系---在这样一个探讨停战的会议上，在天皇表态后马上对天皇做出最高的礼节。

由这两场戏的细致安排和镜头设计可以看到，对原田真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对“天皇反战，天皇意志主导停战，天皇无罪”的引导。

虽然本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内容都放在了铃木总理等人保护人民并促成停战的部分上，但是这一切都是天皇意志的贯彻执行，甚至是由天皇本人在幕后的一手推动和大力促成才得以实现。

天皇的光明化，正是本片最大也最重要的政治正确。

但是，在这里，原田真人其实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漏洞：他为了突出天皇的正确，而安排阿南和铃木总理成为了天皇意志的执行者，那么，阿南和铃木总理对民众保护的重视，到底是他们“本意即是保护国民”，亦或是他们“只是促成天皇意志的实现”呢？

他们首要维护的，是人民本身，还是维护人民的天皇呢？

或许对原田真人、以及这部主旋律电影来说，这个漏洞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天皇无罪”的政治正确。

总的来说，对比老版本的同名电影，这部新版的《日本最长的一天》，在剧作上拥有了导演原田真人更多的构思和想法，虽然外在看上去平铺直叙无甚新意，但内里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表达和思路。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新意和值得玩味，都只停留在表达手法的层面，而在主题内容、核心思想上，依旧没有脱离日本对于二战的传统理解和诠释，表达的侧重点也全部拘束在了“主旋律”的级别上。

比起中国的PPT式献礼片，它拥有明确的思路、突出的主线、相对有趣的手法，但也就仅此而已，在本质上没有和中国的献礼片形成差异甚至还有很大的相同之处，毕竟它的主题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天皇万岁万万岁。

我印象里的日本裕仁天皇是这样的：

他跟麦克阿瑟站一起是这样的：

但在新版《日本最长的一日》（又名《八月的皇帝》）里他是这样的：

一个字：帅！

不仅天皇帅，役所广司演的阿南大将也是帅：

图谋政变的少壮派校官就更帅了：

电影不仅里面人物帅，画面也好看。

防空掩体里的御前会议是这样的构图：

军人面对战争废墟是这样的景观：

军人自杀是这样的场景：

更不要说女子在东京郊外漆黑的路上逃难，天上突然飘下樱花………（尼玛日本战败投降是八月份的事，八月有樱花吗？

）这就是日本人重拍《日本最长一日》时使劲儿地方，每个画面都极其精致，但整部电影我们看不到日本人对战争和战败有任何深层次的思考（更不要说反思）。

精致的影像将战败投降前的日本天皇和幕僚大大英雄化了。

天皇坚持决定投降，是因为体恤天下苍生的命运；主降派则是为了保全日本天皇的“国体”，以图东山再起。

他们并不是因为彻底战败而不得不投降，在原子弹攻击之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仓皇恐惧。

他们反而成了民族的英雄，以勇敢、坚毅、良知和担当为大和民族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

这就是日本人用来自我安慰的“虽败犹荣”逻辑吗？

如果这部电影代表日本人对二战的主流态度，只能说他们已经与历史断了脐带，历史观已经完全沦落。

深想一下不禁倒吸口凉气。

这部电影不是战争反思片，它比日本电影《the human》差很多，同时也不是纪录片，比《二战启示录》不够细、可以说是商业电影中的一般剧情片，没有任何斟酌的价值。

这部电影是讲述了，那天能记录下来的事情经过，然后把现今的思维方式加进去。

可以这么说，电影要说当时日本要终战是赞成也好，是反对也好，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为日本尽忠！

只是着重的讽刺了东条的愚蠢及嚣张！

有两点，我刚开始看电影时。

很不能理解的是一个是陆军说“皇军创立一来，从来没有败过”。

而二则是天皇说，“停战是为了日本以后”！

这两点我很不懂日本人的心态是什么，大概是为了信仰吧！

以一个能令全体国民团结在一起的信念！

陆军说他们从没有战败过，我很怀疑，虽然冲绳和南太平洋的败战是日本海军陆战队打的，但缅甸七万人的惨败和菲律宾十几万人覆灭难道不是败吗?这几次不是陆军打的吗？

当想到战争史上的进程，就可以理解这问话了。

古代战争以一场战役为胜败，到拿破仑以攻战别人首都为胜败，到第二世界大战以占领敌国全境为胜败。

就可以解释了。

日本1945 8月时，还占着我们整个沿海省份及4/1的内陆省份，还有朝鲜台湾，所以陆军觉得他们没有败！

第二点，日本天皇要终战是为了日本开太平之日而于万世，电影也把天皇塑化成一个英雄！

很过，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盟军知道要把天皇送上绞刑架是不可能的，所以模糊的说要惩办战犯，如果，日本跟德国一样的政体，那么天皇难道就不会像希特勒那样，绝不投降坚持要把德国工业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全面炸掉？

天皇知道自己不会死也不会受审判，才说要接受有条件投降。

再说天皇的人品是否像美国电影中的《天皇》那样高尚，我就不知道 了！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天皇如果不投降，他会坚持到最后，然后自杀是可以预料的。

这比我们清朝的领导人“以中华之物以之修好”是不同的。

再回转到现在，不管日本拍什么电影讲军国主义好，还是我们拍什么抗日神剧也好。

都不完全代表一国之民心。

电影重要的是讲求事实和真实，电影如果都是空中楼阁，那就不是电影而是宣传。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偏向宣传。

作为一部以日本二战投降前夕为背景的历史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试图通过聚焦1945年8月14日至15日这“最漫长的一天”，展现日本高层在战败与投降之间的挣扎与疯狂。

影片改编自同名纪实文学，与1967年的经典版本相比，新版在叙事手法、角色塑造和历史视角上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表达的激烈争议。

一、历史叙事：从“终战”到“败战”的语义游戏影片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过程为主线，揭露了战败前夕日本政军两界的混乱与矛盾。

无论是内阁对“保留天皇制”的执念，还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役所广司饰）坚持“本土决战”的狂热，影片均通过大量会议场景还原了日本高层的决策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标题中的“最长的一天”暗含反讽——这一天不仅是时间的漫长，更是日本军国主义垂死挣扎的缩影。

然而，影片对“终战诏书”的刻画引发了争议。

诏书中“终战”一词被批评为日本刻意回避“投降”的语义篡改，试图将战败美化为主动终止战争的行为。

正如影评人指出，这种“文字游戏”贯穿了日本对二战历史的叙述，成为其逃避战争责任的文化症结。

二、角色塑造：人性的复杂与权力的虚伪新版最大的突破在于对裕仁天皇（本木雅弘饰）的正面刻画。

与老版仅以白手套象征天皇权威不同，2015版首次赋予天皇具象的台词与情感，展现其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

他既表现出对战争的犹疑，又以生物学爱好暗示其抽离现实的冷漠。

这一处理引发两极评价：支持者认为其直面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反对者则批判其为裕仁的“人性化”洗白。

阿南惟几则是全片的悲剧核心。

役所广司的表演超越了老版三船敏郎的符号化演绎，通过细节（如切腹前掌掴部下、与亡子的回忆闪回）展现了其忠君思想与自我毁灭的矛盾。

导演试图将阿南塑造成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军人，但其作为侵华战争直接参与者的罪行却被淡化，这种“去政治化”的处理成为影片最大的伦理争议。

三、艺术表达：戏剧张力与历史真实的平衡相比1967年版的纪实风格，新版更注重戏剧冲突。

例如，“宫城事件”中叛军刺杀近卫师团长森赳的桥段，新版以荒诞的对话凸显叛乱者的无谋，而老版则以血腥的斩首镜头强化暴力美学。

此外，新版通过彩色画面与快速剪辑营造出逼近的末日感，但部分场景（如广播局对峙）因节奏松散被指“欠火候”。

影片的叙事结构也值得玩味：以铃木贯太郎组阁为起点，逐步铺陈日本从“等待苏联调停”到“接受原子弹现实”的幻灭过程，最终以阿南切腹与“玉音放送”的交叉剪辑收尾。

这种编排既凸显了历史必然性，也暗喻了军国主义自我吞噬的宿命。

四、争议与反思：历史书写的困境《日本最长的一天》的争议本质是日本二战叙事的缩影。

一方面，影片承认了军部的疯狂与民众的盲从，甚至借角色之口质问“战争是否正义”；但另一方面，它回避了侵略性质，将战败归因于“国力不足”而非道义失败。

这种暧昧态度被批评为“反战败”而非“反战”，与日本主流历史观一脉相承。

导演原田真人曾表示，影片旨在“展现历史中个体的挣扎”，但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尝试，恰恰可能消解对战争根源的批判。

正如片中叛军高呼“爱国”却加速国家毁灭的反讽，今日日本对历史的回避何尝不是另一种“疯狂的延续”？

结语：未完成的反思2015年版《日本最长的一天》无疑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历史剧，其戏剧张力与表演深度远超老版。

然而，当它以“人性化”包装权力博弈时，也暴露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集体缄默。

影片结尾，天皇的“玉音放送”与神风特攻队的赴死画面并置，提醒观众：历史的幽灵从未远离，而真正的反思仍需穿透层层叙事谎言，直面血与火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