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买票的时候看了预告片，没有太高期待，只是觉得电影改名的过程很好玩（原名为“亲爱的妈妈”，很多网友去批评制作方，改为了“出走的决心”）看完却意外惊喜，第一感受是，咏梅的演技太好了，她饰演的女主（李红）一出现，说话的语气、速度和神情，就看得出还原了苏敏阿姨。

第二感受是，制作方的真诚和用心。

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处理得很棒。

比如，女儿给上路之后的妈妈打电话，女儿这边是夜晚，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也许孩子们刚吃完饭，刚入睡。

而妈妈这边阳光灿烂，她穿着女儿送的红裙子，站在山水之间。

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样细节的对比，不仅仅是隐喻。

在我今年开车去了云贵地区之后，才知道两个小时的时差，在傍晚6点的夏天，烈日可以有多耀眼。

我是河南人，在郑州读的大学，影片里的街道和马路让我倍感熟悉，也让我多次深呼吸，因为那也是我出走的地方。

片头一开始女婿吐槽挖路，也是郑州那些年的常态。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这是我读大学时老师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因此，在郑州的几年里，我脑子里就想好了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郑州生活的念头。

2015之后，我也确实没再回郑州生活过，唯一的两次都匆匆而过，一次是我妈出车祸，我去医院看她，待了一晚。

另一次是高中女同学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也只待了一晚。

于是，片子里出现2016年的郑州、1982年的郑州，为我补齐了未见过的城市切片。

口音、场景、生活的细节都是我熟悉的，而入片子中一样出走的女人，我却极少见到。

观影的两小时里，我一直在想：“在人口超过1亿的河南，这样出走的女人有多少个呢？

”至少我妈妈，是没能出走的女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想起我妈妈。

当一个女人像片子里的女主一样被生活困住，她却拼命说服自己在“享福”，她不想出走，她的女儿又是怎么样呢？

我一边看着电影剧情的发展，一边回想这些年我和妈妈的生活。

我想起，我哥哥结完婚之后，孙子还未出生，我妈妈就辞了职，从浙江搬回河南，那是我本科毕业的第一年。

她把所有的行李寄回家，回老家之前，先拐来上海看我，那是我在上海工作后，她第一次来看望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十一点半准备睡觉时，我爸打来电话，他又喝多了，在电话那头对我妈一顿呵斥和辱骂。

我妈嗯嗯着回应，她的反应如此轻车熟路，而我彻底崩溃。

这个场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我预想到，这个场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将无数次重复，我受够了这一切，我无法劝四十几岁的我妈继续工作或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我无法劝她不要爱自己的孩子，或是放弃自己的丈夫，我自己都刚刚大学毕业，我还是一个他们眼里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毫无话语权，所以，那个晚上我决定自己先去死，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那是我第一次采取自杀的行动。

从那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持续低落。

我妈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手里有的钱也拿去填补了家用。

我察觉到她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的持续下降，那个20年前带着我去商场买上千块衣服眼都不眨的她，在带孙子几年后，走进商场负一楼买一碗面都舍不得。

她四处去捡矿泉水瓶子、纸箱，排队4小时领一个粗制滥造的围巾，变得为了钱发愁，畏手畏脚，似乎一夜间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毫无活力和信心。

每一年，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让她有机会出来，我尝试各种借口，比如称自己抑郁发作精神状态极差，称自己要结婚分手了要手术，制造种种意外，让我妈有理由离家几天，来外地看看我。

她越不肯决定“出走”，我的尝试就显得越可笑。

这场无声的逃离，变成了我们母女之间更痛苦的枷锁。

所以，在我看到电影里，女主一次次被家人期待着留下来，等着弟弟结婚，等着女儿长大，等着女儿结婚，等着女儿的孩子上幼儿园，等着女儿转正.....我再次感受到无尽的窒息，我太懂那种感受了。

支持妈妈、心疼妈妈的这些年里，我背负着“不懂事”“添麻烦”的压力，把自己变成了家族罪人，直到去年年底，我再也不想背负她的命运，决定自己“先出走”。

因为我也常陷入抑郁，电影里对女主抑郁的部分，刻画得也很自然。

黑白画面的处理、乒乓球声音的回响，人在抑郁的心理下，对时间、声音和空间就是那样恍惚和失真。

其中我觉得处理得最好的一段是，她一个人从医院走开，在马路的梧桐树下，对着阳光捂眼睛的动作。

人在抑郁的时候，真的连阳光都不想看到，觉得阳光刺眼。

电影的处理十分温柔，在阳光刺眼的下个镜头，女主就偶遇了自驾游的车队，听说了“自驾游”这个词，捡到了象征远方的头巾，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火苗。

是的，人在抑郁的时候，在被困住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苗，也就有了盼头。

我们想办法给自己种一些火苗吧，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呢。

片子的开头，女主是家庭主妇时，常常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工作和家务的间隙偶尔多骑几圈，她的人生半径就只是电动车能到达的地方。

她考驾照的时候，面对教练的嘲讽，对教练说：“我在郑州生活了30年，没出过郑州，最远去了郊区，我想自驾游，你能不能好好教会我开车呢”我也想起，2022年我学驾照的时候，教练评价我：“开车像个男的”并一再延迟我考试的时间，不信任我。

我想起我在报名驾校的时候也很开心地跟教练说“我想买一辆房车，想自驾游”，教练用嘲讽又酸溜溜的语气跟全驾校的人说：“这人的目标是买房车呢”在深夜，女主开车上路，她没有再等，甚至不愿等到天亮再出发。

电影画面里女主的车汇入城市的车海，响起油门提速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如此享受轰油门的声音，也是第一次为“轰油门声音能如此温柔”这种体验差点落泪。

我想起今年的除夕夜，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一个人开车上路，在路上过年。

做这个决定时，我也没有车，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长途自驾经验，这辆车是我一万多块买的二手车，因为着急上路，过年期间各个单位都放假，车牌都没来得及上，保险也没办，可还是必须要上路走，我记得我妈很担心我，准备了一袋一袋吃的，往我车上拎，她偷偷抹了眼泪，我带着一些愧疚和忐忑，选择非走不可，在除夕的晚上，一个人开着高速，看着窗外的烟花。

那是我一个人看过最美的烟花。

除夕那天晚上，一个人开车上路的自由和快乐，今晚再次从这部电影的油门中感受到了。

影片最后，女主隔着一片湖泊，和30年前的自己遥遥相望，20岁的她坐在卡车上畅想着高考、大学和未来，50岁的她站在分期贷款的小轿车旁，看着曾经的自己。

再活一次。

出走，带最实用的冲锋衣，同款国产便宜运动鞋，每次去加油站加油，说的两个字都是“加满”。

这也是我今年从除夕以来，一个人上路两万公里的真实写照。

加满。

她还在路上，没想过停下来，加满。

最近在和书店的朋友们一起共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在看到电影里女主父亲，瞒着女儿办了退学，并严厉呵斥女儿不准再继续读书的时，想起了同样因为女儿想上学被父亲从窗户外扔下楼的莉拉。

《出走的决心》里，每一次女主的为了自我的挣扎，脸上的神情，也仿佛看到了书中描述的婚后莉拉的那股劲，那股让父亲、兄弟、丈夫害怕的生命里。

以及，她们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在没得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走进婚姻，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尝试。

哪怕，在电影里，已经做了暗示，女主和丈夫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人。

在下雪天，女主觉得很美，在室外淋着雪，男人觉得冷，关上了门。

女主家里摆放的花瓶和假玫瑰花，是每一位70后女性都会带回家这些美丽，我妈也热衷于买花瓶和假花，在家庭里，女性是掌管审美的神，男性是泼冷水的扫把星。

看完电影后，小龙马和我讨论剧情，其中一个插曲是，说起片子里女儿丈夫，貌似看起来还行，至少比上一辈的丈夫们好多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娜拉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太差。

等我意识到我这个一瞬间的反应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究竟是能忍受多么糟糕的对待呢？

上上个世纪的娜拉都能意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冷酷，上个世纪的莉拉也能意识到人人称赞的丈夫有多少问题，可更多的女性（例如我）到现在还在想：他好像也没那么差？

70后的女性都特别厉害，也特别能忍。

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在70后的这一代似乎更明显。

可她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她们有多出色，她们也承担着“既是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

到了我们90后、00后的女性虽然已经部分觉醒，却仍保留了一些观念。

比如，我们太擅长给男性们合理化了，只要男性不至于低到太太太下限，我们永远都能包容。

《出走的决心》里，女婿给女主负了车的首付，虽然是女儿的提议，女婿同意了拿出一万多块钱。

小龙马和我说起这一点的时候，也以此举例说女婿人还不错，至少愿意真金白银的付出，说到如何理解经济上的复出，又想起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

本书的其中一条书评是：“他只是提供了一颗精子，就想干更少的活拿更高的工资，免费享受她的性服务、家教、家政、后勤和情绪疏导，孩子还得随他姓，性别阶级不要太明显！

”书内容的一些摘录：1，无论在哪里，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以及对再生产劳动产物，即孩子的占有都不会消失。

其终极性统治达成了社会性的“父权制统治”。

2，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

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3，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

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4，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5，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6，“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7，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

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引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

8，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

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9，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10，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女性的分配。

婚姻规则通过分配女性来控制再生产。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现的。

而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

女性的地位没有变动，因为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财产所有者。

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的劳动成果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于女性的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物——孩子的占有。

家庭制共同体：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当我看到片名，让我联想到了鲁迅的《娜拉出走后》。

它曾引发了对女性命运的广泛讨论，而今，我们再次在电影中看到女性“走不了”的困境。

无论是《娜拉》中娜拉的彷徨，还是李红出走的决心，都折射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复杂处境。

李红，一个被生活琐碎缠绕的女人。

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走不了”中度过。

高考、结婚、孩子成长、孙辈出生，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走不了”的无奈。

女儿孩子的出生，她错过了在成都的同学聚会；短暂的喘息，却被丈夫是一种懒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自驾旅行，女儿的工作又让她望而却步。

李红的“走不了”，不仅是地理上的限制，更是心理上的束缚。

她被家庭、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所裹挟，难以挣脱。

这种无力感，让人感到深深的共鸣。

女儿的回答总是那么相似：“妈妈，等忙完就陪你出去玩。

”看似体贴的话语，却无意间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

女儿的“陪”，不是陪伴，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李红渴望的，不是陪伴，而是做回那个不被身份定义的自己。

当李红决心出发，丈夫孙大勇的质问直击现实：“你月薪2000，你能走去哪？

”经济独立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前提。

这反映出性别工资差距、职场歧视等问题，使得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回报。

这也是困住她女儿的原因。

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无论是娜拉还是李红，她们的困境都根源于传统的家庭观念。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赋予了照顾家庭、相夫教子的角色。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被姜武扮演的角色时刻指挥着。

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实现。

她们的出走或“走不了”，都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反抗。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李红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红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无数女性的共同心声。

但我觉得仍然有大部分女性像李红母亲一样的想法，她们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就这样选择了一生。

最后，我看到了那个苏敏。

她会打鼓、会冲浪。

她真的太棒了！

今天去看了这部电影，但我不是很喜欢，原因如下:1.咏梅气质太独特太漂亮和原型不贴脸。

2.为了制造戏剧冲突将女儿对母亲的需求放得过大，给人感觉很悬浮。

感觉编剧是想通过女儿时而维护母亲时而逼迫母亲表现面对自身利益时人性的复杂，但是呈现效果很差，只觉得女儿人设前后不一。

3.铺垫过长，结局却太过仓促，片尾出现原型小短篇的时候我心想:“就这？

”原型出走之后其实生活中还是有一堆烂摊子，出走只是透口气，而非电影呈现出的解脱。

4.电影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刻意弱化了男性的不作为。

原型的丈夫行为更加恶劣，但是电影中只选择性呈现了一部分（虽然这部分也已经让人捏紧拳头），女儿的丈夫尤其有迷惑性，跟我系统观影的朋友甚至评价“其实女儿的丈夫不错”，豆瓣上也不少人有同样的观点。

简而言之，小心翼翼）太过温和。

5.缺乏诚意，剧情编写偷懒，基本照搬原型的真实经历，引申和思考几乎没有，仿佛只是嗅到了女权主义商机的香味拍了这部电影。

优点:姜武演的丈夫爹味之浓真的让人想一拳轰他脸上。

1982 失去高考机会1985 为了逃离父权家庭，急切地嫁给一个并不懂得欣赏雪景，也就是并不真心相爱的男人1992 新婚，憧憬鲜花，等来的只是永远不会向自己倾斜的雨伞1995 分摊家庭支出，家庭聚会后爆发冲突，对美好的家庭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碎1996 既然丈夫没有家暴行为，家人怎么可能支持自己离婚2008 “我”被强迫着杀了一条鱼。

上大学的女儿劝自己离婚，对自己的窝囊与懦弱感到不解回忆的片段虽然有些琐碎，但清晰地勾勒出了母亲的前半生。

婚姻并不给人自由，甚至未必能做到起码的尊重，(上世纪)女性就是这样一步步坠入深渊，然而深渊没有尽头，年轻的女儿一边敏锐、强烈地反抗父权对自己的压迫，一边剥削母亲，起先是礼貌温和的，最后终于图穷匕见。

母亲下定决心出走，终于获得解放，这样迟来的自我解放远远算不上胜利，身处困局的女性并非都能立刻出走，不过影片中的咏梅、影片外的苏敏，她们的善良与隐忍也许能让观众更加明确自己的处境，她们的坚强与勇敢也许能启发观众想象，生活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

with老妈于东部银泰。

周六晚上被三号厅推送中的那句“那个未来其实只关于她自己”的后劲冲垮，周日一早便带她去看，已经很久没和老妈去看电影了。

虽然老妈最后只是评价“太压抑了，不喜欢”，并地域歧视了欠发达地区贫穷与思想糟粕下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也一样），我也一点不后悔带她去看。

她说大概也不会有年轻人爱看这个，我觉得一个是思维与认知上隔代的差异，以至于我们之间常常都不能互相理解从而陷入争吵；一个是我感觉真的心理年龄已经老了。

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喜欢的是每一次捋头发都意味着一个阶段的道别；是每一次的灿烂希望使跌倒更绝望；是怎样互相理解，共情支持的人们，也不可避免地犯下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犯的错误，从而伤害到对方。

在这一个个瞬间，观影的我同时是光嘴不干的父亲，绝不会结婚的女儿，无所适从的丈夫以及年少时怎样灿烂不甘与五十五岁无处可去的母亲。

她只希望你能过得好，你既想要她过得好也不希望自己过不好。

所以人啊，为别人而活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quote自还没看电影的姚总），要为自己而活。

你和她，都一样。

配乐极好，同名主题OST的每次加入都恰到好处，加上《心中的呐喊》和《我累了》两首，赚足了眼泪。

关键情节处的明暗光影设计得很有讲究。

整个电影的后半程，我一直在祈祷给她们一个好结局，仿佛也在给我自己求取一个好未来，我好希望她们能过得好，仿佛这样我也有机会能过得好似的。

所以直到片尾《心要野》响起的那一刻，涕泗已不听使唤——“就这样，随便吧，嘲笑我们的孤独吧，我们生来不属于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消失在那平庸之海，不管选择原谅还是决定离开，是谁在心里面流亡了那么远，决定去穿越孤独的国境线。

”还好，在这个放映前都不舍得提前开空调的影厅里，灯亮得也是那么晚。

“这就没了啊？

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的生活琐事么，这有什么好拍的？

”“电影把我们男同胞表现得太脱离实际了，没有我们男人，女人怎么有稳定的居所？

怎么有经济来源？

怎么生育小孩？

”……《芭比》、《坠落的审判》、《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这几年，女性主义电影的「男性观众」往往会比电影本身更具戏剧性，在他们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拍成电影简直就是矫情，是多此一举，是为了引起话题而过度夸张化的表演，就像此刻挂在这部电影下打2星的那条评论那样：没有共情到，我外婆，我妈妈都都曾面对极其相似的处境，但她们可能折腾了，能想出来的招远远不是出走，自驾游这么简单。

立场我完全同意，但故事确实没有眼前一亮。

归根究底，在男性固有的性别概念中「女性」依旧和「家庭」所捆绑，由「家庭」所延伸的一切行为都被默认为是一种女性「自愿的」、「应该的」、「天然的」性格特征，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对「相悖行为」的指责、审判、羞辱和嘲讽，他们理所当然的冷眼旁观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在对方撕心裂肺的哀嚎中点评刀子扎得够不够深，是不是足够让人「眼前一亮」。

就像苏大勇面对捅向自己的李红，对女儿说：至于么，我就说了这么两句。

就像苏大勇面对想要出发的李红说：这么大个老太婆怎么这么不明事理！

到底是你出去玩重要，还是闺女的前途重要！

你自己图什么你心里清楚。

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照顾家里？

你比人多干啥了？

无论是李红还是晓雪，无论是个人单位还是社会认知，「家庭」就像一张横在每一代女性头顶的密布的蜘蛛网——要么因为恐惧而无法出去，要么因为探头而缠上一身扯不开的蛛丝，女性得裹着这一层一层无法呼吸的蜘蛛丝去面试、去工作，既怕网缠的太紧无法施展，又怕网不够紧另一头了出意外。

电影中爆发的李红甩开了所有拉住她的家庭成员，甩开“妻子”、“姥姥”、“妈妈”的身份，那一刻，她顶着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名字像一团火红的烈焰那样熊熊燃烧，她一个字一个字的面对自己的女儿说：“妞，我不想等了”，她要用那一团火，烧干净所有的蜘蛛网、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忍耐——她重新变回了那个坐在大车后面放声歌唱的姑娘。

至此，李红完成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出走」——地理位置上与家庭的远离。

而在出走三个月后丈夫的第一通电话，则让她彻底完成了心理上的「出走」——她不再被丈夫影响、不再对其抱有希望，扔掉那张ETC卡的同时，李红彻底自由了。

而在屏幕之外，我个人认为在更深一层的含义上，这也预示着李红的原型——56岁的苏敏阿姨用16万买来了彻底的自由的现实结局——她实现了从经济到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出走”。

-在男性导演占据主要话语权的今天的影视圈中，女性主义电影经常会被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比如《热辣滚烫》中乐莹说完“看心情吧”然后跑向小路的结尾；比如《出走的决心》中李红面向山河大海的结尾；比如《芭比》中她走向妇科医院的结局；相较于男性化叙事中“复仇成功”、“阖家欢乐”、“牺牲自我拯救世界”这样的结局，女性主义电影往往像一段没有讲完的故事，总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这种结局往往被男性观众所诟病——他们煞有介事的评价道：“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不到电影。

”出走后的李红最终目的地没有人知道，而电影之外的苏敏依旧在路上，有目的地吗？

目前没有，想去哪里去哪里。

同样的答案可以回复“女性”这个话题本身——烧光所有的蜘蛛网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目前没有，想去哪里去哪里。

我个人认为，女性主义电影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本身所呈现的女性共同困境以及它所引导的女性群体的思考——我可以是乐莹、可以是李红、可以是芭比，我不要被审判，不要被定义，我要被看见，我要夺回属于女性身份的话语权，我要夺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终于开着自己的车“离家出走”了，不久之后“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迎来许多粉丝，苏敏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阿姨。

2024年9月，根据苏敏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Like A Rolling Stone）上映。

尽管苏敏本人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或许也没人料到《出走的决心》会打败一众影片，成为近年国产女性题材电影的最高分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功还包括了市场的认可，《出走的决心》同时也是继《芭比》（Barbie）、《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之后第一部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女性题材作品。

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在小视频和直播间里讲述的旅途见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大家理解阿姨，祝福阿姨，并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阿姨。

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把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出走之前，因此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持批评意见的观众认为影片强化了性别之战，夸大了出走的必要性。

正因为这些争议并不针对故事原型，才引出了理解这个出走故事的关键：当我们把李红再次讲述为“娜拉”时，这究竟是一个老故事还是一个新故事？

娜拉故事的讲述究竟是对解放的召唤，还是对困境的刻板展示？

一 “外婆娜拉”与近代家庭的崩解娜拉（Nora）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

危机之中娜拉选择伪造文书来救丈夫，但来年事发之后丈夫却反过来指责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投之以爱报之以羞辱让娜拉彻底明白了，自己不过是玩偶般的角色，为了“做一个人”，她最终选择放下孩子和丈夫，奋然出走。

这部本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通过易卜生的精妙笔法，让现实中的出走被回收为一种女性抗争的故事型——“娜拉”从此成为所有出走女性的西西弗斯式原点。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娜拉自然是新女性的象征。

但若回顾这一形象自引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又会发现娜拉故事的语境和召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在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娜拉，激发的是超越性别、阶级、族群与年龄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出现在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曾是召唤所有青年的普世新人。

也就是说，“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

当后者最终超越前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故事型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从大叙事到小故事的变化。

历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娜拉型新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大叙事的动员对象，她们的形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救娜拉、抗婚娜拉、志业娜拉、爱国娜拉等），给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能量和助力；但另一方面，大叙事之下的女性解放故事也是被阐释的对象，既存在诸多盲点，同时也依然要符合男性中心与父权规范的基本要求，一旦越轨就会成为被排挤和非难的对象（爱用洋货的摩登女子、好逸恶劳的机关花瓶等）。

这既说明了娜拉必须不断出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娜拉故事为何不再具有全面动员性：替娜拉讲故事还是讲述娜拉自己的故事，二者并不相同。

电影《出走的决心》对自身的定位显然是后者。

从苏敏到李红，首先是一种群像化的自述式改写。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两条时间线里的三代母女形象，各自遭遇的困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让李红的处境更有代入感，影片还去掉了原型故事中更刺痛的家暴经历和亲人怨恨。

这也映证了导演在采访中讲述的创作意图：“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

而从李红到娜拉，同时又是一种回溯式改写。

影片展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回忆中的李红如何从期望走向失望，一条是当下的李红如何陷入重复的困境，二者交织中反向提出“娜拉走前怎样”之问。

不断延宕的决心与迟来的愤怒，让这次出走显得有些不同，这是一次恪尽职守之后的出走，这不只是母亲的出走，更是外婆的出走。

在这个意义上，李红成为了新的娜拉故事型——“外婆娜拉”。

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是寻求最大公共性和代入感的简化写法，既然李红和孙大勇实际上都是复数的群像，为什么还会陷入性别对立之争呢？

一个直观的解释是，观感不同取决于代入痛苦还是代入指责，“李红”指向复数的女性困境——所有步入婚姻的女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家务、工作、生育与经济问题的纠葛中，“孙大勇”则指向个体行为——“他”没有代表性，“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出走？

也就是说，对话的错位之处就在于如何面对结构性困境。

对持否定意见的观众来说，问题总是具体的，并不存在总体性的性别困境。

更重要的是，影片带来的真正难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群像归纳是否准确，而是如何理解出走。

认为李红的遭遇“不至于”出走的观众，是想尝试为出走划定一条合理界线，而所有的合理性探讨最终又都指向出走的必要性。

但问题在于，探讨家庭问题不是比惨，更不是只有达到某种标准才有资格抱怨与行动。

解决家庭困境的终极目的是重新确立当代家庭的边界。

如果外部的社会结构已经从近代走向了当代，而内部的家庭结构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溃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李红的遭遇之所以让诸多观众产生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所经历的其实是典型的近代家庭困境。

“所谓‘近代家庭’，是把迄今为止在公共（共同体的）的互相协作下进行的育儿和护理的负担限制在家庭内部， 也就是通过‘私人化’的方式而成立。

”“这样的最小家庭， 在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把抚养的负担都扛下来， 并且这个负担在家庭中都落在一个成年女性（以妻子／母亲之名）的肩上……”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样“过载的方舟”从启航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未来的触礁和破裂。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出走的决心》的确创造了新的娜拉形象，但新娜拉遇到的仍然是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或者不走，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家庭怎么了？

为什么现实中的家庭不再能承担关于家的想象与期望了？

在李红已然完成了女儿、母亲、外婆三重职责的前提下，出走不是割裂与抛弃，而是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呼唤，在拆解现实家庭（艰难的离婚过程）与建立想象家庭（车友队、直播间和网上的“家人们”）的对比中，影片希望观众看到的、妈妈留给女儿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近代家庭的沉船魔咒。

换句话说，《出走的决心》要探讨的本就不是出走的必要性，而是必然性。

如果近代家庭必然崩解，那么我们期许中的当代家庭又该是什么样的？

上过大学、实现了嫁给爱情梦想的女儿也没有答案。

从外婆、妈妈到女儿，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扭结的精神困境。

除了李红要面对走与不走、什么时候走的纠结，女儿晓雪也同样在矛盾中挣扎：既要支持妈妈的独立，又需要妈妈的牺牲。

而这才是影片指向的真正困境，不是妈妈该不该走，该不该帮女儿，而是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通常只属于女性的条件命题？

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家庭仍然满怀期待。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迎来新的分工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里，不是只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个体在承受痛苦。

二“减速异化”与承认的悖论作为关键词的“出走”让李红和娜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显性关联，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理当如此的叙事是否又成了另一种未经省思的类型概括，我们是否还有在娜拉之外理解出走的可能？

在成为出走的娜拉之前，李红更像是“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里，阿尔兹海默症击碎了父亲对人生叙事的掌控，时间碎裂为情感迷宫，亲人远去，老人退回小孩。

当父亲哭着说“我感觉好像正在失去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干、风和雨”时，所有观众都为之悲戚，镜头摇向窗外慢慢拉远，空镜里的寂寥是人生终将衰亡与退行的隐喻。

但困在时间里的母亲是另一种修辞，这里的时间困境不是碎片而是循环。

在离家之前，李红始终困在时间里，每当以为一段苦旅终于要结束了，新一轮的重复又再开始。

少女李红为了扶持家庭，被迫放弃考大学，成为用工资养家的女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憧憬未来的爱人和自己的家。

但这样的愿望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慢慢落空，于是她开始为女儿忍让，把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权利统统让渡给她，等女儿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家庭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但这样的愿望在女儿幸福地迎来宝宝之后再次落空，于是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和孙子再次忍受，直到不能承受的一刻最终来临。

“史诗”的意义也在这里，这个21世纪的家庭故事竟然和20世纪革命小说、19世纪大众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困境并无太大不同——在父权和夫权的竞争中，女性仍然没有退路。

“56岁阿姨”的出走之所以显得特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在这里至关重要。

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基本论述时，却忽略了近代父权制与核心家庭对女性的反向塑造。

与世界加速异化相反，困在家庭里的女性遭遇的是限定场域的“减速异化”——把女性的个体发展和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对立位置，就好比强行将其从社会时间中剥离，退回到家庭时间的尺度，好像只有如此划分时区，才能让她无所挂碍地稳定嵌入循环中。

当女性的微观时间与时代的宏观时间出现明显偏移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妻子时间/母亲时间”拔高为一种毋庸置疑也无需论证的“神圣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再见爱人4》里被网友痛骂控制欲过强、精神分裂的“可怕”家庭主妇麦琳，与二十多年前外出寻找出路又最终退回家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刘小样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神圣时间”后遗症的一体两面，或者彻底失去“自我”，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

而她们留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则是：出走虽然艰难，但讲述出走、理解出走并不难；不出走虽然简单，但理解日常生活困境却并不容易。

加速人人皆可共情，减速令人疲倦厌弃。

如果家庭是一个减速空间，那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完全认同这里的时空逻辑，否则就会遭遇强烈的脱嵌感。

从外婆的无条件认同，到妈妈的无奈与觉醒，再到女儿在调整时空主导权时遭遇的挫折，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的调整从来不是哪个家庭所面对的单一事件，而是需要代际接力才能改写的“史诗”。

另一方面，也再次表明婚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伴侣的好坏——“孙大勇”也没那么坏，“徐晓阳”已经很好了，李行亮还不够好吗——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部）“家庭”和（外部）“市场”的冲突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

看似完全不同类型的《坠落的审判》实际上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母亲故事：家庭结构中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位置，谁占据这个位置谁就会在伟大的牺牲中变得“歇斯底里”。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对出走的批判。

认为影片刻意回避了对家庭温馨的展示，质疑出走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期待一份“归家的勇气”，这些观感当然并非刻意误读，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其实是“过下去的决心”。

前面已经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走不是必要而是必然，这里再从个体的角度做进一步补充。

影片以李红为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遭遇的“承认困境”，无论是考大学、结婚、离婚、买车，还是抑郁症的确诊与治疗，李红都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承认过，人生总是事与愿违。

于是出走在这里就有了第二重含义，离开只是为了被承认与被看见。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女性代表的苏敏/李红的出走，与电视剧《问心》中作为精英女性代表的方竹清的出走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心离开”，实际上不过是把离家作为“做一个人”的最后退路。

不同之处在于，早早离家的方竹清有充足的时间重塑人生，而李红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这也恰是这个“外婆娜拉”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李红不是爽文大女主，她仍旧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她在公共话语中被重新看见了。

所谓出走，不过是“为承认而斗争”。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出走的决心》是否真的让女性变得可见了？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完全在女性凝视中完成的影片，影片的叙述主体（李红）和凝视主体（李红、尹丽川和女性观众）在各自生命体验的融合中，建构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高度统一的‘女性凝视’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凝视的较量是不对等的，所有对李红的特写展示都是高光的、饱含激情的，而反打中的丈夫孙大勇则是中全景中瑟缩的、色厉内荏的形象”。

此外，影片还通过声音来强化了这种对比。

伴随李红的是家务空间中的种种水声（细碎的流水声，洗衣机水管声，厨房水龙头声，衣服滴水声），而孙大勇所发出的则是宣告权力的敲击声（玻璃敲击声，乒乓球撞击声），“这种声音对比的处理在影片中不止出现一次，既形象又准确地复现了女性所处家庭空间的‘声场’——女性的声场小，但是遍布角落，男性的声场大，却不一定有效。

”也就是说，影片的确有意识地展示了这种对比。

但问题在于，在影像语言与权力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承认与肯定女性的行动是否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凝视”呢？

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劳拉·穆尔维也始终在被追问这个问题。

在最近一次回顾中穆尔维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我看来，简单的角色倒转通常是有问题的——将一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换成其对立面，只会使围绕权力和支配的制度永久化。

我考虑转向另一种思路，借助神话、民间故事甚至女侦探的形象，将女性的观看方式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一种用心灵之眼去想去看的渴望。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化，压抑了观看中的欲望元素。

但另一方面，好奇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解码，用陌生化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事物。

”虽然这听起来仍然很模糊，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一方面，虽然性别差异无可否认，但无论是“性别互换”的指责还是“性转”的想象，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是对深入理解差异的回避，不改变权力结构的转换，只能是厌女症的重复和强化；另一方面，要理解性别化的观看机制，对其进行结构颠覆，则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并不断反思。

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发现新视角，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亟需的——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2023年女性观众占比已经攀升至58%，25-29岁女性主力群体占比提升，30岁及以上成熟女性连年上涨。

新的观众结构需要新的故事。

与此同时，改变也意味着冒犯，在不同领域里，性别议题都被指认为是撕裂公共空间的“罪魁祸首”。

但这就是女性电影的使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

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指南，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洞的立场，对于任何人来说，形成性别意识都是一个缓慢的具身学习过程。

演员咏梅提到自己是通过“咏读计划”才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的，导演尹丽川也描述了自己从刻意回避女性主义到重新理解女性的变化过程。

女性主义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边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边与自身的厌女症作斗争罢了。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2024.9/10月刊

说实话，朋友邀请我同去看《出走的决心》时，我是有一丝犹豫的。

关于这部电影及其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还有人不知道吗？

2020年，一位五十岁的女性逃出家庭、独自自驾远游。

这番出走的壮举，被报道，被发酵，成为那年里最动人的故事之一而流传。

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得不得了。

当一个女性在“阿姨”的年龄决定出走，本身就是多么了不起的选择。

而她的方式是自驾，她的征程甚至没有目的地，这也……太酷了吧！

这种喜欢甚至延续到了我们编辑部后来对选题的偏好上，这就属于后话了。

但在当时，在疫情开始汹涌的2020年，那是我记忆中不多的亮光时刻之一。

到现在我都能瞬间立时想起新闻照片中她的脸：眼睛疲惫，笑意极淡，一张寻常得不能更寻常的主妇脸，妈妈脸，阿姨脸。

但在那张照片里她稳稳坐在驾驶位上，驾驶她的车。

因为喜欢，所以犹豫。

担心电影拍不好，担心虚构的介入会令真实变形。

担心讲重了太苦，讲轻了就流于虚胖的温情甚至煽情。

真实本身已有力啦，用电影来再讲一遍，还能比它更好吗？

当然，最终还是去了。

假日午间的场次，人不多，独自前来观影女性占比最高。

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观察了一下，全场只有一对异性恋情侣。

虽然拍的是日常，但电影的推进节奏比我想象中快多了，影片刚开场，集中的矛盾就已全盘摆在观众面前：暴躁且无能的父亲，沉默而隐忍母亲，孕后期的女儿显然只能从母亲这里获取到足够多的帮助、支持与安全感，女婿几乎像一个纸板人。

因此，不得不说，对于女性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近乎一种情感恐怖片。

它用声响、色彩、镜头不动声色的游弋，用熟稔如噩梦、又窒息如溺水的画面和情节，步步为营地逼疯母亲李红，也几乎逼疯我们。

比如，电影中父亲孙大勇，除了尤擅使用一浪高过一浪的嗓门发出斥责之外，还设置了两个极重要的细节： 首先是孙大勇的出场画面是在打乒乓球，一种会频繁制造声响的运动。

随着故事推进你会发现，这种清脆的、扰人的声音，会在此后无数个重要的场景中响起。

对李红而言，这种声音，无异于炸弹爆炸前那定时的滴答作响。

另一个声音，估计每每响起都能令在场的所有观众心头一凛： 饭桌前的孙大勇在使唤李红时，会用指节大声敲击窗玻璃以催促。

而此时的李红，正站在隔着窗的厨房里。

要知道，这部电影中无数冲突和关键性情节的推进，都是在这张饭桌上完成的。

饭桌，中国人最重要的家庭战场。

菜已经上桌了，母亲或妻子还站在厨房，热气蒸腾起来，她的身影看起来像是被微微扭曲了。

饭桌太重要了啊，中国人习惯于用吃饭解决争端。

但母亲或妻子总是无言，他们分食了她的沉默。

所以，李红最终的崩溃与情绪迸发，也是在一场饭桌戏上完成的。

饭桌上的家人交换温情也分割权利，唯有她被排除在外，但——“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

”她愤怒地吼了出来。

这句简·爱在两个世纪前就说过的话，在2024年，拥有了一个中国五十岁女性的版本。

老头的乒乓球被掀翻在地，发出滴滴答答的脆响。

炸弹爆了，我们观众长久等待着这一刻，对于李红而言，这是焰火，是烟花。

出走，在娜拉的故事中，是一个形容词，“娜拉走后怎样”，现代以来的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句反问，无言以对。

但在李红这里，出走成了一个动词，一个持续的、汹涌的、至今未完成的动词。

而女人，也正是借着这个动词的完成，从古老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现代自由，成为完整的人。

出走为何重要？

在古老的道德世界中，人必须被锁定在既定的秩序之链上，从属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地位和住所，才得以维持正常社会之运转。

因此，生命的英雄维度之建立，就必然与某次剧烈的挣脱、某种广大的行动、某个更辽阔的宇宙视野息息相关，史诗的故事往往从“出走”讲起，从奥德赛到金羊毛，被大航海到登月。

因为出走，人从尘埃上升，到了与神平行的位置。

——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神话从来都不属于女性。

对她们而言，甚至连走到几个街区以外“自己去买花”，也是奢侈的。

而一直以来，心血来潮同时随心所欲的出走（以自驾为其代表形式），更不但是某种性别的专属，同时也是某种阶层的象征：需要行动力，更需要财力，需要一种全盘放弃责任约束的深刻诱惑。

Gap year或者晃膀子，你知道这个词其实有多贵吗？

毛姆笔下继承了遗产的青年才能做到，当代社畜你本人开什么玩笑？

两个月不发绩效都能让你跪地求饶。

所以，为什么李红（以及苏敏阿姨本人）的故事让我们热泪盈眶。

她在突破了性别之同时，同时还突破了自己的阶级。

她的白日焰火，从她家逼仄阳台上悬挂的尿布上方升起，她的宇宙视野，在她超市打工几年攒回来的迷你小车中完成。

所以，如果长假里你有一部必看的电影，必须是它，只能是它。

唯有一个建议，带足纸巾。

电影里的泪点实在太多，看似日常的叙事下，藏着李红一个人的暗涛汹涌。

不管是她活埋在阴影里的脸、眼里黑白的世界，她被砸破的花瓶，指向丈夫却最终刺向自己的小刀。

而看完电影后，我又把苏敏阿姨的采访找来又看了一遍——原来那些暴力是真的，抑郁症是真的，连那把刺向她自己胸口的小刀，也是真的。

它甚至只是，阿姨在漫长婚姻中尝试的数次自残中的一次。

在残酷性上，只能说，电影比现实节制了许多许多。

此外，被电影“拍得很节制”的还有男性家长孙大勇的形象。

看完电影上，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许多令我触目惊心的评论：“这窒息程度……跟我爹比差远了。

”“建议找我爸演，青筋暴起的程度可以拿奥斯卡。

”女孩们将一切痛苦以最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出时的样子，比电影本身更令人心碎。

不过，最让我哭得停不下来的点，还是在李红再次试图参加同学会而失败之后，在一间大厦里独自做保洁时，突然听到不知哪里传来的音乐声——是有人唱起了《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李红于是循声而去，久久地站在门外，默然地听着。

这首歌是她丧失的夏日永不复归，是她坠地的花瓶无处追寻，更是她无从脱身的受困与孤独，是名为李红的漫长消亡。

这首歌唱呀唱，这就是属于李红的“重大时刻”，此刻是她在这世上哭，无端端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也是看到此处时，令人深觉导演尹丽川在配乐的选择上之用心。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也正是李红在年轻时应该听过、爱过的歌曲。

这首哀婉的爱尔兰民歌，曾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一同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一代人重要的集体记忆。

我也会唱这首歌，是幼年时我妈妈教我的。

家中没有钢琴，但是可以用一个玩具电子琴简单奏出它的旋律。

所以，观影结束后，朋友拉着我讨论电影，我却总是陷入失语般的沉默。

“喂，你走神了，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妈妈是否也曾拥有过她的花瓶时刻。

”那是我不得不去想、又实在不敢想得太深的问题。

像电影里的李红，在她年轻时候，哪怕扫大街也要争得自己赚钱的机会。

领到工资的她喜气洋洋，烫了卷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花瓶。

即使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必然走向砸毁命运的花瓶。

可女人必须拥有花瓶，不分年龄的她要拥有她的花瓶。

就像女人还要同时拥有她的车，和她出走的决心。

而也因为有了苏阿姨这样的人，有导演尹丽川、主演咏梅以及她们背后拍出这部电影的整个团队的决心，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才得以在女性的出走之旅中获得一个乘客席位。

《冰路狂花：在最危险的公路上寻找快乐》

冰路狂花8.0[美]埃米·布彻 / 2023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加粗的这个句子，是《冰路狂花》的责编在封面上写下的。

是的，我们都同样热爱着那些女性出走的故事，2022年，在讨论这个选题时，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想起了那个自驾出走的五十岁阿姨，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发出赞同的叹息。

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乔伊，也是一位五十岁的女性，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北极冰路上当卡车运输司机，因而在网上被爱称为“Mother Trucker”。

记录下她的故事的，则是一位三十岁的女性，如她自己所说，“美国社会喜欢的那类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教授，写作者，经济独立。

但与此同时，她深陷于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之中，有一个会对她进行全面打压、无情贬低的男朋友，却久久无法脱身。

后来她逃跑了。

坐进“卡车妈妈”的驾驶室里，与她并肩行驶在这段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原公路之上：“极光，雪山，她的勇气，让我有把生活付之一炬的力量。

”

“公路有很多种方法来治愈人，它也能治愈你的。

”这是乔伊对出逃的心碎女孩说的话。

她还说，“听着这片风景的声音，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

”这是独属于女性情谊的公路故事，这是女人对“在路上”叙事权的重大夺回。

所以，在简中版出版时，因为英文书名Mother Trucker仅靠直译很难传达应有的意思，我们索性把中文书名改成了《冰路狂花》：我们是自由，哪怕是危险的自由，我们是狂飙之花，是永不回头的快乐。

作者与乔伊

而在这段旅途结束后，作者写道，从乔伊那里，她得到了几年来在男友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谢谢你看到了我。

”“谢谢你看到了我，谢谢你讲出我的故事。

”这多么重要。

在电影放映会上，苏敏阿姨也到了现场，跟一般女性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化着淡妆，漂亮极了。

靠着经营自媒体，她的旅行还未曾停止，一直在路上，老年是她新的青春期。

同样，也感谢所有的女性叙事者。

讲述女性自驾的，跟讲述买卫生巾段子的，一样重要；讲述妈妈追星体验的，和讲述老年闭经变化的，一样迷人。

不管是大故事、小叙事，唯有我们自己有权去定义它们有该讲，多好听，以及，多么复杂。

“我意识到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自己看见了故事的全貌，尤其是当那个故事与女性有关时。

”（《我要快乐：当妈妈开始追星》，塔比瑟·卡万）。

那么，为了能说出我们自己故事，那些更多元、更复杂的故事，让所有女人——不同风格、立场、选择和野心的女人，软弱的女人强硬的女人，进步的女人和暂时不够那么进步的女人——都能留在牌桌上。

多一点，久一点，更多一点更久一点。

根据“50岁阿姨自驾游”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上映了。

2020年，56岁的河南女人苏敏独自上路，一辆大众”polo”，一个人，自驾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4年以来，她一直在路上，已走过几百个城市。

而她的故事已被亿万人知晓——因为她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却因离家出走而变得不凡。

《出走的决心》，正是在苏敏真实故事基础上创作的电影。

曾凭《地久天长》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咏梅，饰演片中李红一角。

她终日劳作，为丈夫、为女儿、为孙辈，洗衣做饭抚养孩子。

当她有一天终于攒到自己的一部车，学会了开车，她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

当她终于能真正走出去，离开绑缚自己半生的家，她也成就了自己，终于可以为自己重活一次。

视频改编电影的必要性早在《出走的决心》预告片释出时，我就想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这部。

也许为了咏梅，也许为了苏敏，但更吸引我的是，为什么一个平凡女性已在真实视频中展示的状态，要被搬上银幕？

苏敏以“50岁阿姨自驾游”为账号名，在自媒体上记录了她这些年行走天涯的点点滴滴。

我曾被她的壮举打动，却从未真正跟着她的账号看一看，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怎样的风景。

直到两个月前，苏敏在个人账号说，她准备离婚了，丈夫却和她开口要50万，她还有失去自媒体账号拥有权一半的风险。

这狗血却真实的“剧情”仿佛只是把千千万万想要离婚女性的伤口摊在众人面前：看吧，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独自高飞的勇气和能力，我们依然要受限于某种无形的枷锁。

对苏敏而言，最不解的是：这大半生我都在免费为家庭服务、从未得到应有的价值，为什么当我有一天可以出走时，还要倒贴50万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苏敏视频真实记录了回到家中和丈夫谈判的场景。

他如此理直气壮地要钱，理直气壮地羞辱，对一起生活了多年妻子的诉求无动于衷。

作为视频观众，多少人被这真实记录的一段气到血压升高——但转念一想，也许你我身边的女性未必不是过这种生活，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母亲、甚至我们自己，谁能保证在这个场景里能够幸免人性的龌龊？

然而视频就算当时传播的量再大、知道的人再多，第二天它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新的信息淹没。

没有人在感叹之后还会无端想起苏敏离婚的苦恼，正如当年她出走以后，也不会有太多人持续关注她继续过怎样的生活。

视频，始终带着媒体属性，速来、速去。

但电影拍下来了，便会成为另一种形式。

一种可以超越时空刻度的方法，即使有一天你不知道苏敏的真人真事也不再关心，但只要有这部电影，和她一样的女性处境就永远被人铭记、不断引起新的共鸣。

电影，是使人性永恒的艺术。

女性是一种处境和苏敏在视频账号上着重展示自驾游不同的是，《出走的决心》将视角聚焦在出走的动机而非过程上，始终向过去探究：为什么她会出走？

这可能是生活流电视剧里作为边角料填充的剧情：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在家洗菜、做饭、将热饭菜端上桌。

电视剧从来都是展现一家人其乐融融、围着饭桌幸福和谐的景象，但无人关注那个在厨房的女人，她忙碌了多久，是否享受烹饪的乐趣还是充满疲惫，镜头不会怼到一张疲惫的脸上。

我犹记得，十年前一些女演员曾经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无戏可拍的苦恼。

只要她们过了三十岁，就会去扮演母亲、照顾孩子的女性，甚至无戏可拍。

而那些戏的主角总是更年轻的女性，是她们始终给人打造生活美好的幻象，使年长女性成为可悲的背景。

（当然，这不能怪年轻女性。

）时移境迁，女演员确实在接戏上有更大空间了，但直到我在电影院看《出走的决心》时，我才惊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的日常景象，似乎是第一次被放大、被聚焦、被带到更多人眼前，让大家看到真实的面貌。

她可能根本不想做饭，她可能害怕杀鱼，她可能早已腰酸背疼，她可能害怕家人挑剔一点饭菜做得不够好吃。

而大家享用完美食之后她依然是不被在意的那位，收拾桌子、洗碗、打扫，她的荣光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余地，很快她又被埋没到家务的繁琐中，被身边最亲近的人忽略甚至忘记。

在《出走的决心》中，姜武饰演李红（咏梅）的丈夫——也就是苏敏现实中那个好吃懒做的丈夫。

他看上去没什么大毛病，不爱出去花天酒地，也算照顾家中帮忙抚育孩子。

但是他应尽的义务总会冠冕堂皇更伟大一些：哪怕他取得了乒乓球、钓鱼的小小成绩，他都显得比自己妻子高人一等；更不用说在家务活中，他始终处于坐享其成的那个位子，以至于全家人在观念上习惯了，母亲、妻子，就应该是无条件奉献并要做到完美的人。

李红，被容不得半点瑕疵。

姜武作为老道的演员，设计了一个特别动作，展现人物的傲慢。

他坐的饭桌和厨房有玻璃窗之隔，等饭菜时，他一上了桌，就习惯用指关节敲击玻璃，快速地催促着厨房里的妻子：上菜，上碗筷！

这几声敲击，便是傲慢无礼的细节。

在公共场合，只有顾客、上司催促服务员上菜才有这样的不尊重，但在家中，他丝毫不以为意，反以为荣。

“为什么你就该听我的？

因为我明事理！

”这是姜武饰演的丈夫常讲的一句话。

作为女性观众，我太容易听到这句话的熟悉感——身边的男性，长辈或者父亲，他们何尝不会将这几个字挂在嘴边，以显示自己身在家中的优越？

因为我明事理，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坐在桌上，等候美味的饭菜，也不必劳身去做其他繁琐的家务。

因为我明事理，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更应该去广阔天地，去打乒乓球、去钓鱼、去干事业，而不是委身于家中，做你们女人才做的事……

丈夫所说的话，是千千万万中国男性的代表语句。

即使你在视频中看过苏敏的丈夫不觉得那是身边人、而不过是一个奇葩，但在电影中，演员会让你感知到，这就是一个普遍的人——他无处不在，他和他的妻子，就是亿万家庭日常的缩影。

而在这个家庭故事中，丈夫、父亲都称不上真正的敌人，但女人的遭遇却越来越坏、越来越坠落，直至她们发现自己无所依靠又付出所有，她们无处申诉、也无路可退。

咏梅的表演咏梅在《出走的决心》中有几场爆发戏，展现了她惊人的力量。

一处是当她用刀刺向自己时，她对丈夫长久以来的言语打压不知该如何化解、她也无法宣泄自己的苦闷和愤怒，唯有伤害自己，才能引起对方的重视。

——电影中的李红狠狠往自己身上扎了几刀，像从前传说中的“疯女人”，但更令人心疼的是，现实中的苏敏真的经历了这些，她曾展露自己的伤疤，像谈一桩已经被风吹散的往事。

咏梅饰演苏敏，乍看起来两人并不像，但不知为何，你能感受到，骨子里她们是相通的。

公共视野中的咏梅，拥有温和雍容的外表，她内敛而不自矜，独居东方古典美的气韵。

但在电影中，咏梅能随时卸下自己优雅的外表，毫不设防地展现岁月在她身上磨砺的痕迹。

她有皱纹，她不再身姿窈窕，她常常沮丧而疲惫，她像亿万中国妇女一样隐入尘烟，推着电瓶车或拎着菜爬楼的佝偻身影，和平凡的女人没什么不同。

身形、神态上的拟真，只是咏梅接近苏敏的一面。

但更令人惊颤的相似是，她骨子里有一种韧劲，让你觉得她一定能做出什么超出凡常的事来，只是在静静等待那个时机。

《地久天长》里的咏梅，已经凭精湛细腻的表演，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桂冠。

几年之后在《出走的决心》中再度饰演一个平凡的妻子、平凡的母亲，她更有了“四两拨千斤”的底蕴，尤其在这个时刻，让我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泪来——

当片中的李红决定去学驾照、却屡屡无法通过时，她在休息间歇听到了教练们的谈话。

教练数落这个女人年纪大、不灵巧，教了很久都教不会，李红听在耳朵里，却没有当场发怒，反而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她拿着自己做的辣椒酱到教练面前，问他们要不要尝尝。

教练立刻意识到，刚刚的讲话已经被她听到，羞愧地低下头来。

而李红收回拒绝，仍没有发怒，她静了静气，和教练娓娓道来：我想学好车，出去走一走，你们把我教会好不好？

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复杂的力量，向我重重袭来。

咏梅的眼神和语气，你可以说是温柔的，也可以说是坚决的。

但她看起来又那么忍气吞声，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但她说出来又那么的充满韧劲，像收回再弹出去的弹簧，重重打到对话者脸上，令人无法拒绝、无法不为自己的傲慢羞愧。

我脑中想了许许多多个女演员，却没有一个人能在此刻代替咏梅的表演。

也只有她，能将那种温柔而充满韧性的决绝表达出来，它也是一种勇气，勇气的另一种形式。

是多少人在岁月磨砺中渐渐知晓领悟的生存智慧，某一刻，你刚好需要它，而它就派上了大用场。

如果要说演出一种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出走的决心》不能满足这种需求。

但可贵的也正是，它并不将日常的平凡视为平庸的素材，却将之重新打磨、塑造，再度还原到观众眼前。

当我这样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曾经的妻子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熟悉的日常时，我无法不为那个镜像中的自我动容：有太多无声时刻，我们明白，这就是一种困境，无人能解，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勇气冲破。

苏敏的幸运是，她出走了，而且持续在路上。

她告诉大家，不是非要财富自由才有出走的勇气，一点退休金，一辆普普通通的车，也足够支撑一个普通女性重新开启生活。

生活的定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换到另一种模样，也不是那么未知的可怕。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苏敏一样，有一个人上路的坚决。

但《出走的决心》充满启示：如果你感到现在的状况是一种困境，你可以改变，你可以选择。

因为有人已经义无反顾走了很远，她回过头来和我们都打了一声招呼：为自己活一次，你可以的。

女性困境的代际传递，让人愤怒、无解又难过。

尽管能看到时代变迁下女性进步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但被传统性别秩序荼毒了几个世纪后，异化的个体却很难抵抗生活的惯性。

影片把两位丈夫的角色设置的很巧妙。

如果说姜武角色是集封建大男子主义特质于一体的大爹，那对比下张本煜角色竟衬托成新时代经济适用男甚至高质量男性。

虽然有进步，但仍未改变太多，仍有太多需要改变：从外化的、显性的肢体暴力与压制，到内化的、隐性的精神“抚慰”，结构性的压迫与不公平从未真正彻底改变。

围绕生育困境、家庭劳动的矛盾从过去潜藏在底，到如今摆在明面摊在阳光下，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影片的缺点也很明显，尤其是李红女儿小雪的几处转变比较生硬，从前面对母亲的理解与妥帖到重回职场后对母亲的冷硬与“绑架”，堪称断崖滑坡式的转变。

有影片长所限的原因，但细想之后，也更觉残酷与恐怖：解决自己困境的唯一方式，竟是将困境转移到另一个女性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对母亲理所当然的“压榨”。

电影把一个真实立体有私心有取舍的人呈现出来：再熨帖的“小棉袄”，在自身利益碰撞摇摆的抉择时刻，也不免“食言”。

高喊女性主义口号固然不那么费力，但让口号在自己的手中落地，却是格外艰难。

女性是一种处境。

鲁豫在映后提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片中很多桥段感觉离自己很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咏梅很好；姜武演得传神，把一个大男子主义爹味男的特性演绎的淋漓尽致，戏剧性与纪实感兼备，气得让人乳腺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