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

一在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中，有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个正在驾驶电车的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前方铁轨上，然后你的刹车居然失灵了。

眼看就要悲剧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出现一条岔路，然而要命的是岔路上也绑着一个人。

怎么办？

是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一个人？

这就是电车难题。

在课堂上，桑德尔又讲述了一大堆类似的电车难题，比如同样是上面的情景，但你不是电车司机，而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旁观者，电车从桥下经过。

你旁边站着个胖子，你发现如果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能阻止电车前进，你推不推？

别管胖子为什么能阻止电车前进，就问你推不推？

桑德尔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反驳一种哲学观点，那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

所谓功利主义，简单地讲就是利益最大化，在边沁看来，一件事如果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这件事就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一个困境，那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呢？

如果这个利益是生命呢？

对于桑德尔的质疑，当然也有人反对，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把事情推向极致来证明它是错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这种反对恐怕站不住脚，因为极端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在法制框架下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如果在社会和法律之外呢？

比如在极端环境里，比如在战争中。

二毫无疑问，电车难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拷问人性的机会，所以不仅哲学家去设计一个个奇怪的情景去思考它，艺术家们也编写出一个个极端的故事，然后把人性放置其中。

接下来隆重介绍一部电影，英国影片《天空之眼》。

这是我今年上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这部影片也是“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的遗作，他在影片里扮演一名英国将军。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女王”海伦·米伦扮演的英国军方凯瑟琳上校追踪一个女恐怖分子已经六年了，终于在索马里发现了她的行踪。

而且令她惊喜的是，还有两个在通缉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恐怖分子也在一起，可以一网打尽。

然而问题在于，这群恐怖分子临时转移到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军的地盘，地面抓捕不太可能，所以她决定动用无人机实施空袭。

然后镜头就转移到了后方，军方和政府高层正在一个房间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通过视频直播观看这次行动，因为抓捕改为了消灭，又因为恐怖分子里既有英国公民又有美国公民，这就需要他们授权。

房间里有4个人，军方将军、检察长、外交部长、女政治顾问。

在下达命令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想推卸责任，于是又找到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外交大臣，又联系了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一阵扯皮之后，终于下达轰炸命令。

而执行任务的，是美军两个菜鸟无人机驾驶员。

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女孩来到了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子外面，开始摆摊卖大饼。

雪上加霜的是，房间里的恐怖分子正在策划两起自杀式袭击，两个年轻人正在披挂成人肉炸弹。

如果现在不马上发起攻击，过一会他们就会转移到闹市区，而一架无人机追踪不了两个人肉炸弹。

然后经过专家计算，导弹加上房间里的炸药，一旦发动袭击，小女孩的死亡率超过90%。

是把恐怖分子连同小女孩一起炸死，还是放任恐怖分子去发动袭击，这是个典型的电车难题。

这个困境把影片里的人物分成了三类，一类坚决主张轰炸，就是军方的将军和上校；一类坚决主张不打，就是那位女政治顾问；还有一类犹豫不决，就是剩下的那几位政客。

其实如果从心理角度出发，犹豫不决的政客和军队高层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只不过出发点不同。

军方的出发点很单纯，消灭恐怖分子，防止恐怖袭击。

而政客们想的就多了，他们得考虑影响。

就像一位政客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小女孩炸死了，这事儿要捅上媒体我们就被动了，这可能引发一场革命。

但如果我们放弃攻击，而恐怖分子发动袭击，那道义就在我们这边了。

显然，他们衡量的标准不是生命，而是政治。

相比之下，那位女顾问就单纯多了，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送命，宁可让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片中的小女孩不是后来突然加入进来的，影片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叙事，导演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绘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

一个不能受教育、没有玩伴、裹得严严实实、从小就要帮家里赚钱的小女孩跃然银幕。

她的细节越丰富，观众的天平越往她的身上倾斜，而军方不断强调可能死于恐怖袭击的80个平民，则变成了数字。

人们倾向于把同情心送给眼前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数字。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把人性的这一特点解读为进化的结果。

现代人脑的进化始于原始人类的狩猎阶段，当时人们生活在100人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

关心我们的后代和与我们合作的少数人对我们有利（在进化的意义上）。

我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

邓巴认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多关注常联系的人顶多也就是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

所以我们把有限的关注投入到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感兴趣的、身边的人事中。

而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大灾难则漠不关心。

虽然这显得有些冷酷无情。

同样的道理，电影中那两起被阻止了而没有发生的恐怖袭击，则只有将军和上校经历过，对他们来说，那是曾经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

就像将军所说的，他参与过五次恐怖袭击之后的清扫工作，他见过那种人间惨剧。

所以不要质疑士兵冷血，士兵最清楚战争的残酷。

三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答案吗？

在一本名为《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的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有答案，她就是电车哲学的缔造者费丽帕·福特。

她相信自己提出的电车困境有一个正确答案。

福特提出了著名的双重结果原则。

所谓双重结果，意思就是一些行为存在两个共存的结果：一个是希望发生的结果，另一个是能够预见的但不希望发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炸死恐怖分子是希望的结果，炸死小女孩是能够预见到但不希望的结果。

那么做不做呢？

福特给这样的行为设定了条件。

就拿攻击军事设施做例子，在福特看来，要使在预见到会伤及平民的情况下袭击军事设施合法化，那么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袭击军事设施本身必须不是错误的。

2.袭击军事设施必须是有意的行为，而造成平民伤亡则是无意的。

3.如果不造成平民伤亡就不可能袭击军事设施。

4.平民伤亡的坏处和袭击军事设施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

如果按照福特的观点，那么电影中的袭击行为就是合理的。

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能明确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预见到的后果就比故意为之的后果更道德。

而且如果我们认可这套理论，那么就会有人在把它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尤其是代表国家做出行动时。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他在城市里藏匿了一枚定时炸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权力对他实施刑讯逼供？

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更进一步，如果这个恐怖分子是个硬汉，拒不交代，我们可不可以拿他家人的生命做威胁呢？

说到这就再介绍一部电影《战略特勤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也是惨烈至极。

可千万不要以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2年，德国发生一起绑架案，警方很快抓到了嫌犯，然而办法用尽，犯人拒不交代人质在哪里，警方最终决定刑讯逼供。

嫌犯妥协了，交代了关押人质的地方。

警方刑讯逼供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愤慨，而下达命令的副局长说：“我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嫌犯最终决定说真话，但那时孩子可能已经死了，而我选择用一切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这件事最终还是个悲剧，孩子被发现时已经死了。

在影片《战略特勤组》里，负责刑讯逼供的男主角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要对恐怖分子的子女下手。

女主角发出控诉，你这样做还是人吗？

与其这样，我宁可被炸弹炸死。

为了高尚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哲学家康德认为不可以。

和边沁针锋相对，康德提出了一种完全义务理念。

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无论是什么理由，做就是错，比如杀人，比如抢劫，比如刑讯逼供……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讨论的事情所定义的。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该把黑人当奴隶就是不可讨论的，一定是不可以。

同样的理念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达。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下面的话： “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要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孩子），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

”我想，康德绝对不会，而边沁，也许会。

四有没有权宜之计？

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办法是有的，无论是《天空之眼》还是《战略特勤组》，里面的掌权者都会交代，这件事不可外传，就当没发生。

什么意思呢？

为了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我们当然要立法禁止刑讯逼供。

但是在实践中，遇到极端情况，为了救人，刑讯逼供可能就是唯一的办法。

那就别让人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的隐秘一点，则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前提是别被发现，美国政府就吃了保密不严的大亏，比如水门事件，比如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比如关塔那摩虐囚丑闻、比如斯诺登事件。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冷酷无情，让我们很容易站在康德的道义论一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康德，现代人权运动就无法萌芽。

提出电车难题的费丽帕·福特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要把人类用道德武装起来的人之一：“拒绝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的道德原则的存在，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种道德空间，一个不允许他人侵犯的空间。

”其实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道义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立场，但却难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两个结果摆在那里，你得选择一个，或者说选还是不选事情都会走向一个结果。

因为你的选择让小女孩被炸死，还是因为你的不选择而眼睁睁看着恐怖袭击发生，这两者对比，哪一个更能让人接受？

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还是不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呢？

当图灵为了保住破译德军密码的秘密拒绝营救英国轮船时，当丘吉尔为了减少人员伤亡而误导德军飞弹偏向伦敦南部时（南部人民被蒙在鼓里），他们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反正丘吉尔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

”五让我们最后回到电影《天空之眼》，我不得不邪恶地剧透一下，那个小女孩最终死于了轰炸，这让她的父母痛不欲生。

在影片中，女孩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反感那些恐怖分子，他偷偷教女儿学习。

然而经历这场悲剧之后，他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吗？

他会不会蜕变成新的恐怖分子呢？

在电影《战略特勤组》中，男主角伤害恐怖分子子女的行为最终被阻止了，看上去道义战胜了功利。

然而影片的最后，恐怖分子最终没有交代的一枚核弹爆炸了。

面对电车难题，这两部电影各选择了一个答案，但哪一个答案都是悲剧。

而最大的悲剧就是，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电车困境。

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中，罗辑作为执剑人度过了孤独的一生，因为他强悍的神经，三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继任他的执剑人人选，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者维德，一个代表对人类爱的力量的信仰的程心。

程心被全人类选为执剑人的继承者，然而在面对危机时，她没有发出坐标毁灭三体世界，败给了无爱的三体人。

我们可以谴责程心的懦弱，是他让人类陷入了被奴役的绝境。

然而选择另一个结果又怎么样呢？

整个太阳系都毁灭了。

在电车难题面前，怎么选都不会获得幸福。

（文/杨时旸）从题材上讲，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联想到《猎杀本拉登》，但当电影进入正题，就会发现，即便都是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的题材，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相似。

《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

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

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

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这部电影的视角设定明显经过特殊考量，极具象征意味。

这次袭击，根本没有正面冲突和厮杀，一切一直处于“上帝视角”之下。

英国的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查手段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系统，在天空中监控着一切，敌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可以看到房间内每一个人的动作甚或表情。

正是这种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视角，让原本代表着正义一方的人们真的像上帝一样注视到了世间百态——不只是作为敌人的恐怖分子，还有作为牺牲者的平民和儿童。

上帝视角让死伤不再是一个符号和概念，而变成了具体的、鲜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坚毅的、苦中作乐的生活细节，这对于他们内心的波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视角，空间的设定也布满心机。

所有做决定的人们，无论军方还是政客，都坐在远离战争现场的房间里遥控指挥，这是现代化战争的常态，也恰巧形成了一种有趣又残忍的隐喻。

一群主持着外交内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镶嵌着桃木护墙板，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曲奇，看着大屏幕上对恐怖分子的实时监控，一切都显得无比诡异，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他们是抽离的，但同时又是他们在决定着那一群人的生死。

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战争电影是最易于生发出道德拷问的题材。

但把所有拷问都融化到一个一直悬念紧绷的故事中，却并不那么容易。

《天空之眼》从始至终，都只运用了几块屏幕和几个房间去讲述一切，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只通过凝重的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语言塑造情绪。

而正是这最简洁的场景却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问题。

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另一边是房间内正在试穿自杀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择。

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中有关道德的争辩。

一列火车开来，在撞死一个人和三个人之间，到底选择不选择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可能是杀死数百上千人，但那个场景是当下看不到的，而那个孩子无辜的牺牲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理性有时无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关口。

而更残忍和冰冷的一幕发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挥部中，他们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说，“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曾经想过，放任恐怖分子实施行动，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

而这样，自己还能赚取道德加分。

相比于战场上真实的血肉横飞，他们更在意youtube上一段轰炸视频带来的民意倾斜。

不可否认，在这场战争中，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这群人是正义的一方。

但当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进行计算的时候，是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呢？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

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

你会发现，越是切近真实战场的人，道德感就越强，人性浓度越高，而越到外围，道德与人性就逐渐稀薄。

指挥部中的人们，算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当电话打到远在他国访问的最高层，他们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需要审慎考虑的事，随便在几秒钟之内敷衍地做出决定。

电影故意显示出了戏谑又残忍的场景，权力最高层中的人在马桶上，在球案边随意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灭了，用了两颗导弹，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也没能逃过一劫。

从理性上讲，谁都知道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这一切会永远压在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年轻士兵身上。

那些掌握权势的高层最终会把这次袭击浓缩为一次胜利的演讲，然后将之遗忘。

《天空之眼》是Moonlighting Films South Africa，Raindog Films和eOne Productions公司联合制作的战争剧情片。

由加文·胡德执导，亚伦·保尔，艾伦·里克曼，海伦·米伦和伊恩·格雷联合主演。

该片于2016年3月11日在美国上映，2017年1月13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名军事情报官为抓捕一名恐怖分子而指挥无人机轰炸任务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海伦·米伦是片中的主角,她扮演一位铁血娘子,打击恐怖分子的手段非常严厉,而且果断不容抗拒。

“斯内普教授”则扮演军方高层,依旧操着大家很熟悉的英式英语。

无论是给孩子买礼物的时候,还是在会议中艰难做出决定的时候,艾伦·瑞克曼的表演都十分到位。

特别是影片最后,他说“永远不要和一位战士强调战争的残酷性”,更是为影片的基调定性了。

出演外交部长的伊恩·格雷,更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面孔,他在《权力的游戏》和《唐顿庄园》中都扮演过角色,这次他演的外交部长也有很尴尬的戏份,是片中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比较轻松的环节。

相比这些老戏骨,“小粉”亚伦·保尔则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他扮演一位无人机的机长,负责操控无人机发射导弹。

在面对无辜平民的时候,这种决定就显得尤为艰难,为此导演也给了“小粉”不少的面部特写,双眼含泪的场面,看得不少女观众都心疼。

除了几位英国演员之外,片中的一些非洲演员也都演得相当出色,特别是小女孩的扮演者,纯真无辜,玩耍的烂漫样子,也让影片最后定格的镜头显得格外动人。

精彩的反恐群戏,以天眼视角讲述一场斩首行动中每个人的判断和抉择,拍出了道德困境下的不能承受之轻。

没有对或错,真相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来没有这么急切地，希望一个大饼摊上的所有大饼，能够被尽快卖掉，因为，它的摊主，是一个闯入军方反恐行动打击范围内的小女孩。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参与过这种主题讨论了：如果正常铁道上有九个小孩在玩耍，而废弃铁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进站的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做为车站员工的你，是否该把铁道切换，让火车冲上废弃铁道；如果轮船沉没，十个生还者凭借救生艇漂流在茫茫海上，而获救之日还遥遥无期，要不要杀掉其中一个作为粮食，让其余九个人多挨片刻？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把这种伦理和道德困境变成了现实，凯瑟琳上校和她的同事，已经追踪一群恐怖分子达六年之久，终于等到他们进入同一所房子，并且看到他们正在筹备自杀式炸弹袭击，可以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地发射“地狱火”导弹，将他们歼灭时，有一个小女孩，却在那所房子的墙外摆起了大饼摊。

根据军方安全专家的估算，一旦导弹爆炸，她被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65%。

所有指挥、执行行动的人，包括官方的法律顾问，开始拷问、纠结、估算、博弈。

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游戏呢？

如果这是一个反恐游戏呢？

我们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恐怖分子已经走进打击区域，而小女孩在墙外提篮叫卖，面对一群数字人物，我们会否有那么难以选择，会否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感，迟迟不肯敲下发射键？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天空之眼》 的画面感觉，酷似游戏。

不论是空中监控设备的俯瞰视角，还是甲壳虫等等小型入户监控设备无死角移动的视角，还是军方分析员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炸弹伤害分析程序，都让《天空之眼》酷似一场反恐游戏。

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全能的操控者，就是天空之上的那双眼睛。

所以，《天空之眼》让我想起的，倒不是任何反恐电影，而是《安德的游戏》，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对操控游戏的人是假的，而对游戏中人（数字人物或许并不是虚拟的，也许自有生命和情感）来说，却是真的。

事实上，对人类精英，对军界高层和政客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按下发射键，没有那么难。

犹如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

到底是要一个小女孩子死，还是要八十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死，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考虑的，只是舆论、民意、支持率，“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

”而他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慎重，国务卿正在国外访问，吃坏了肚子，只想赶紧下个指令，好回到马桶上；总统在中国访问，正在和中国的乒乓球小将打一场友谊赛，他很简单地做出了发动袭击的决定，随后面色轻松地回到了球桌旁。

所幸这不是游戏，在作战指挥室担任指挥的，在一边担任法律顾问的，以及最终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有自己的世俗身份，也要承担世俗后果。

他们没有单向度地接受命令，而是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从自己的角度，发表了反对意见，官方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在反对袭击，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军人，甚至临场抗命，就如电影《十二怒汉》中所说：“必须有人反对，基于慎重对待生命的原则。

”必须要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些微小的反对、拖延，让袭击被推迟了，从将军到发射员，都只好再等一等，希望局势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无法干预小女孩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饼以自然的速度自然地卖掉。

尽管他们的努力，最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避免了让恐怖分子赢得战争，因为，如果他们让无辜者死去，他们就变得和恐怖分子一样了。

为了让他们更像活生生的人，剧本给几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一些职业之外的生活细节。

开场，凯瑟琳被丈夫的呼噜吵醒，无奈出去遛狗，这一幕甚至让人以为这并不是什么反恐故事，直到她穿上制服，我们才知道她的身份；紧接着，将军给女儿买错了洋娃娃，导致女儿不满，不得不让下属去解决。

所有这些细节，简洁、高效，都赋予这些人物真实的质地。

但诡异的是，这又分明是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真实感更强的游戏。

所有人的身份、来历、立场、道德感，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质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是经过设计的。

所有的情节，如何推动剧情，会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在这个电影还只是纸上梗概的阶段，就已经经过反复讨论，都已经被估算过了。

为了政治正确，主要的恐怖分子，甚至被设定为白人，来自英国和美国。

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反对，他们的热泪盈眶，都是假的。

所有这些，和游戏并无两样，比游戏更可怕的是，游戏会多几种选择，面对电影，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种。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在发射导弹时有丝毫犹豫，没有人在疯狂印刷货币的时候，有丝毫罪恶感，没有困境，没有道德挣扎，既已获得操控一场游戏的权力，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我们，都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游戏人物。

大概浏览了一下各位的影评，分歧很大，评价也很极端，我想这也是伟大影片的特点吧！

我也来凑个热闹，从做决策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整片向我们展示了典型的欧美决策过程，因为本人一直在美企工作，所以对这种欧美决策过程非常熟悉，基本上是各方角力，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算是民主的精髓。

在欧美的决策体系里面，决策者不能随意做决定，必须根据各种process，来一起review decision，最好是mutual decision，所有人都同意，所有人都拖下水；不然就会变成独裁统治。

在本片中，决策者是minister，必须征求各方意见，legal，political，military，supervisor（secretary、prime minister）。

在这个过程中，military立场坚定支持发射，political adviser立场坚定不发射，legal立场不定，领导则不愿意或者害怕做决定。

通常情况下，假如意见不一致，决策者会说我们下周再开会讨论吧。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一个决定经常拖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但在这次会议中，决定迫在眉睫，决策者不能说下周再说，所以被各方紧密push。

当你不是决策者的生活，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即便是mutual decision，也需要决策者承担责任。

但是决策者需要考虑各种决定的后果，会不会下台，会不会刑事审判，会不会以后活在阴影中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策者的决定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只能做当时最好的决定。

假如发射，从military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political adviser来看，是完全错误的。

下面在分析一下political adviser和military：political adviser站在道德和政治的角度，虽然她口口声声说她可以承担责任，问题是她真的可以吗？

假如人体炸弹砸死80个人，她能承担的了吗？

当然，她可以把这个80个人的死亡推给恐怖分子，来引导民众舆论制造政治影响力。

假如刚好她的女儿死在80个人里面，她会不会支持发射呢？

同时，另外一个角度：她也是对的，假如全世界都知道英美可以为了炸掉恐怖分子同时把你的孩子炸死，你还愿意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还是支持恐怖分子？

所以本片的第一句话就是：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假如民众知道这次发射，同时也造成了少量的平民伤亡，民众应该会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反恐胜利。

假如民众知道这次发射，同时谋杀了一个小女孩，民众会不会认为这个政府不可信任？

会不会要求政府下台？

会不会要求刑事诉讼？

回头在说military，大家在家穿着睡衣的时候都表现的非常人性化，喜欢小狗和小孩，但是一穿上军装，工作起来，只会考虑逻辑，算计投入产出比和后果。

military辛辛苦苦追踪了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终于抓到了头号恐怖分子，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人体炸弹恐怖袭击，牺牲一个平民换来80几个人的生存，逻辑很简单，决定也很简单。。。

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假如真的像political adviser说的，今天你炸死了一个小孩，和几个恐怖分子，但是小孩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恐怖分子？

会不会更多的人会变成恐怖分子？

会不会产生一个800人或者更多人的的恐怖袭击？

所以，假如发射影片不外泄，truth不被人知道，这应该就是一次伟大的反恐行动，于是minister就做了最后的决定。

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假如有个斯诺登 or political adviser or 那2个小士兵出来把影片泄露？

或许因此，真的有更多的恐怖分子？

所以，在欧美这种体系里面，做决定真的很难。。。

我的美国企业里面做项目也一样很难，有各种各样的process，不能违反FCPA行贿，不能使用盗版等，必须所有人同意才能继续等等。

BTW，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就是：political adviser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他们都是为了保住位子，这个行动很disgraceful。

我认为每个人都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而已。

military 有自己的process和决定，不能说military是为了保住当前的位子而要去发射导弹。

决策者考虑了各种风险后，当时做出了发射的决定，至少他没有像其他领导一样，根本就不愿意做决定，把责任推给下属，虽然minister也想把责任推给领导，但最终他还是做了决定，没人知道是好还是坏。

虽然他也知道以后有可能被一帆风顺升职，也有可能被革职，判刑等等。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 Aeschylus】「If Al-Shabab kill 80 people, we win the propaganda war. If we kill one child, they do.」「We cannot engage in an argument about possible future postings on YouTube.↓With respect, General, revolutions are fueled by postings on YouTube.」「Minister, we cannot have military decisions dictated by government committees. Nor can we put on hold a military operation at every stage for legal clarification. You tell us when to go to war, we conduct the war, you deal with the aftermath.↓If only it were that simple.」「We have now done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give this girl a chance to survive.」「In my opinion, that was disgraceful. And all done from the safety of your chair.↓I have attended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five suicide bombings on the ground, with the bodies. What you witnessed today with your coffee and biscuits is terrible. What these men would've done would've been even more terrible. Never tell a soldier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 cost of war.」

单纯就电影本身来讲，无论从手法还是叙事性方面，电影都表现的很好，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最大的失败在于故事情节本身，电影前半部分表现的很好，但是自从哪个小女孩出现在攻击镜头里以后，一群自以为很高大上的圣母婊，为了一个编织出来的关于人性和民主话题，争论不休，表现出他们有多么的在意一个人的生命，却对满大街的人视而不见。

电影表现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两个无人机驾驶员，有多么的具有人性，从而想标榜整个西方世界有多么的正义，但是他们恰恰忽略的整个战争的本质，是谁发动了这么一场战争？！

是谁造成了现在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横行？！

答案是，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一切一切的恶果！

现在却想通过电影这么一个很直观的方式，去粉饰自己的罪行，让人感觉很可笑。

特别是看到电影最后一个个在荧屏里泪流满面，好像多么同情哪个受伤致死的小女孩，这个本该带给观众同情和共鸣的情节，却没能起到他们想要的作用，我们只看到一群假仁假义的所谓正义者在哪里惺惺作态，让人感觉到厌恶。

做这个题材的电影（就像萨利机长一样），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吃螃蟹。

现在电影套路越来越多，框架越来越固定，《天空之眼》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种创新。

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没有想成为一部世界大片的野心，只是想给予观众一个思考。

因此在故事的整体框架、世界观的搭建、故事线之间的交错都比较单一，打分自然打不到五星。

但我要说的就是，这样的影片也能成功地让我牢牢地全程盯着屏幕，自然是要表扬一下的。

（嘿1.剧情是要给满分的。

从剧情上来讲，本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高潮。

开始的铺垫和人物引入时间很少，像是漫不经心的画家一笔一笔随意撇在画布上。

成功之处也就是在全程一个多小时的高潮里，反复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转折，彻底揪住心，压根放不开。

→袭击者们突然转移→灵戈潜入内部→发现自杀背心→紧张刺激地撕逼后改为击杀行动→出现小女孩→灵戈去买饼被识破→小女孩重新捡起饼→一个一个饼被买走→重新估计损失降低到45%→导弹发射→小男孩买饼→小女孩被炸成重伤→发现目标存活→二次击杀→收尾可以看出，全片在开头十分钟的人物引入时就把几乎所有的矛盾线索都埋下来了，每次转折都能让心紧收一下。

这种围绕一个核心情节展开大量起承转合的影片不得不说很能戳中我。

2.内核上，本片讲述的核心其实就是军事行动中的电车问题：为了潜在八十个人的危险能否牺牲一个小女孩的性命？

评论内并不想过多地展开这种哲学方面的讨论，只是想就影片说，片内的讨论也可以说是照顾到了每个角度。

无论是从最高指挥官在事后宣传和灾难弥补的政治因素方面的考量，还是负责投弹的两位新人的人性视角，每个层次的思考角度都考虑到了，也提供给了观众所有的矛盾细节。

在这方面的处理上，本片也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3.但是不得不说，在人物和画面感搭建上略显苍白。

凯瑟琳上校一直是一副颓颓的样子（逃），有些台词也是很机械化脸谱化的。

画面上的美感也略为欠缺，最后一个背影的镜头感觉没拍好，要是拉远给一个大大的黄昏和小小的背影就好了（woc想想就起鸡皮疙瘩）。

可能是我权力的游戏看多了？

4.一些细节方面做的也是很棒的。

最令我回味的就是开头和结尾军官帮女儿买玩具娃娃的故事。

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它是与那个女孩形成的反差？

还是反衬军事行动的残酷？

5.这是一部不想成为好片的好片，以情节取人。

但这种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不会引来很多人的二刷。

我喜欢它，但知道了情节，再去看一遍就无趣之极了。

我靠靠靠靠Alan出来的时候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之前没看演职表完全不知道Alan也在里面！

每次看他说话都好触动而且出戏（当然不是因为他演的问题），Alan老戏骨性感的发音完全征服了我。

到最后片尾“In memory of Alan Rickman”真的又想哭。

QAQ。

典型的电车悖论难题，是杀死一个人拯救可能被害的八十人，还是冒着八十人被害的危险，拯救一个人。

问题其实很简单，难的是选择背后的责任——这点电影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杀死小女孩，要被指责；而片中，两个老戏骨海伦·米伦和“斯内普教授”饰演饱经沙场的军官则明白战场上的杀伐果决才能最大化拯救生命，并且最后承担了“骂名”做出了袭击的决定。

所以，艾伦·里克曼在里面说了一句话：永远不要对一个士兵说，你不知道战争的代价。

这其实挺悲凉的，这些“冰冷”的“杀人机器”的责任却是救人，杀错人要受到指责，救不出人要受处分，归根到底，战争才是最残酷的。

围绕电车难题展开的单线剧情，分秒必争的紧迫感让人全程屏住呼吸，从一个简单军事行动逐层递进最终上升到人性间的斗争，转呼啦圈的小女孩牵动着所有观众的心。

演员演技集体在线，完美的结局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是一部非常干净利落、情绪和立场也非常冷静的电影。

在无人机和远程作战的时代，战争的样貌和以往已经大为不同。

英国的内阁会议室、作战指挥部，美国的无人机操作室、负责脸部识别的情报中心，肯尼亚的特种部队指挥部、操作摄像头的移动侦查车，以及深入虎穴的情报员，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合作者们，都面对着屏幕而对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恐怖分子则全然不知。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在技术、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并没有让反恐战争轻而易举。

因为恐怖分子一方有着不一样的优势：他们没有政治、舆论、法律等等掣肘，他们可以无差别的杀戮，他们可以无视自己人的死活，他们可以动用任何非法的渠道获取资金和装备。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不是一边倒的战争。

这场战争有着纷繁复杂地话题可供探讨，本片并没有野心太大的妄图包容一切，而是围绕一个决策难题：面对正在武装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一颗导弹下去可以制止他们的杀戮，却会连累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非常干净利落地关注了一个话题：与无差别杀戮的恐怖分子作战的同时，反恐一方如何面对己方行动中对无辜平民的附带伤害。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

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

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海伦·米伦和艾伦·里克曼两位老艺术家饰演的军人，镇定、冷静，虽然他们力主发动攻击，但并没有被塑造成冷血的战争机器，正如艾伦·里克曼在片尾的自白：“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

直接执行杀戮命令的无人机操作员，虽不是决策者，但面临的是最直接的心理矛盾，让Jesse Pinkman这位纠结帝来演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无辜小女孩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坐在马桶上的外交大臣、举棋不定的国防大臣、在中国打乒乓的美国国务卿、高谈阔论的司法大臣这些政客手中的，而令他们瞻前顾后、互踢皮球的，并不是小女孩的命运本身，而是各种政治和法律的纠葛。

回到影片的核心矛盾，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来拯救可能的几十条生命，做还是不做？

这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也因这简单的表象，一些评论怒斥此片为“白左圣母”、“妇人之仁”。

但如果被牺牲的少数是你的亲友，甚至你自己呢？

生命是无价的，一个无穷大和几十个无穷大哪个价值更高，旁人并没有决定的权力。

也许唯一有此权力的就是上帝，讽刺的是，无人机的高空俯视，远在万里之外的决策和执行，恰似上帝的视角，更象征了凡人在扮演上帝，决定他人生死的事实和难题。

这难题不仅是一个看得见的小女孩和几十个未曾谋面的生命的对比，影片的许多其他细节也都在反映类似的矛盾，同时给了观众延伸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比如，当所有人出于各种动机都在关注这个小女孩时，为了她而深入虎穴、操作昆虫摄像机的情报员的性命，是不是就不那么值钱了？

影片的焦点是个小女孩，而决策者之一的将军也有个未出场的女儿，将军正为选购给她的礼物而烦恼，这两个小女孩的命运如此不同，是谁的责任？

自己有女儿的事实，也烘托了将军在片尾的那句“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的自白，也悄然掀起了他看似无情的外表下的复杂内心的一角。

无辜小女孩被炸重伤，帮忙送医院的却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当地军阀，似乎战争双方的善恶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小女孩的父亲悲痛万分，他的心里除了悲，会有恨吗？

他会因此倒向另一方吗？

有多少恐怖分子是因此而诞生的呢？

影片就这样在肯尼亚热辣阳光下抱着女儿痛哭的父亲，以及英格兰凄风苦雨中沉默开车回家的女上校的场景对比中结束。

只留有引申思考空间的细节，这就叫利落；而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倾向或煽情，这就叫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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